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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能成为天才,你相信过这句话吗?

2017-09-02 张畅 新京报书评周刊

正逢新生报到季,前几天有一条新闻:“最小新生!13岁天才少女浙大报到”,说的是13岁的陈舒音被浙江大学医学试验班录取,她7岁读初中,9岁读高中,高二时利用“课余时间”自学大学基础课,喜欢读《遗传学》等医学书籍。照片中的陈舒音没有“天才”的跋扈,反而坚定平和,家长对媒体也甚为低调。


但这并不能改变“天才少女”新闻本身吸引眼球的能力,网友们纷纷留言:“如果勤奋有用的话,还要天才做什么?”“对比之后,我仰天长问:你还有什么脸面活着?”“世界上最大的不公平是智商不平等。”

 

每位不按寻常节奏来的“天才”都会成为一条新闻。前不久27岁的杨树被聘为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曾引发类似的反应。他们让那些按部就班考学、读书、毕业、找工作、被工作虐的人们既羡慕又感叹:算了,洗洗睡吧,明天还要起早准备考试/挤地铁/做早饭送孩子上学呢。


为什么人们总是会去关注和“天赋异禀”有关的故事?究竟怎样才算天才?天才和普通人之间是否真的存在鸿沟?天才们的生活都好吗?


谈论的是天才,其实照见的还是我们自己。



撰文  |  张畅


天才,分享着某种“神性”


天才当然不只属于这个年代。


自魏晋时代起,智慧超拔、气度过人的天才少年就比比皆是,这一点从《世说新语》中的记载便可见端倪。

 

庚亮的儿子庚会“数岁,雅重之质,便自如此”,骤遇惊吓仍“神色恬然”。第一种天才少年老成,仪容端庄,过早拥有了成年人的心智和风度,遇事不慌。

 

王戎七岁就知道“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在其他小伙伴争抢树上的李子时,淡定走开,第二种天才是为有主见,能明白自身所处的境遇,不多忧、不奢求。


竹林七贤画像砖上的王戎(右)。


卫玠总角时,问“梦”思“因”,“经日不得,遂成病”,有人为其剖析后方痊愈,自幼便思考形而上的问题,第三种天才的理解力、记忆力超乎常人,好学善思,自幼求知欲极强。

 

钟毓、钟会兄弟十三岁晋见魏文帝,“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慄慄,汗不敢出’。”第四种天才是谙于情理,急中生智,善于巧妙化解尴尬与困境。


少年风流,谁人不羡?所谓“生而有异象”,古书里记载的文人雅士、帝王将相大多如此,似乎非要生来不凡,日后方能成就一番伟业。而事实上,当我们今天再回看这些“典故”,惊叹和歆羡之情少了很多。因为我们今天的孩子似乎更“早熟”。


根据儿童史学家熊秉真在《童年忆往》中的研究,每过100年,中国儿童进行同一学习活动的年岁就提前一岁,比如在宋朝,司马光七岁砸缸,人们就认为他是神童了。100年后,人们认为六岁的孩子也可以做。到了今天,两三岁的孩子说不定就可以做了。看起来人们对于“天才”的定义越来越“苛刻”了,其实也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这个角度看,13岁的大学生、27岁的博导似乎也不算稀奇。


《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
作者: 熊秉真 
版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11月


早在1759年,英国诗人、剧作家兼文艺评论家爱德华·杨(Edward Young,1683—1765)就在其著作《对原创性作品的猜想》中为“天赋”下了定义:


多数时候,我们说的天赋是什么,不用通常的必要手段就能成就大事的能力?一个天赋之不同于一个好的理解力,正如一个魔法师不同于一个好的建筑师;前者用无形的手段立起他的大厦,后者则需要依赖对普通工具的熟练使用。因此,天才一直分享着某种神性。


天才与神,只有一线之隔,他们无需经过凡人日复一日的打磨,甚至不需要寻找工具和砖头,就可以建起一座厦宇。他们生活在我们中间,和普通人一样吃喝坐卧行走站立,除却其专长的领域,都再平凡不过了,而一旦触及那个场域,他就会瞬间成为一个恣意游走于天地间的侠客,飞花摘叶,招式利落。


正因如此,人们对天才总是分外垂青,就像对神的顶礼膜拜。在天才面前,普通人容易被刻意刻画成“庸才”,能力不足、嫉妒心却极强(比如电影《莫扎特传:上帝的宠儿》中的作曲家萨里埃利)。而对“神童”的主动献媚,则曝露了成年人的庸俗审美和功利之心,在儿童这个无辜客体上的狂想和意淫。神童们的成长过程,就像马戏团中卖力表演的小丑,在成年人的观看欲和欢呼声的挑逗下,逐渐走向倦怠。



被消费的命运

天才从不属于自己


吸引人的不只是“天才”之所以为“天才”的故事,还有“天才此后如何”。不管过去多少年,依然会有好事者追踪昔日“天才”的近况,继续为“伤仲永”这个古老的故事寻找现当代的例证。尽管听起来有些不怀好意,但人们的确会一面仰慕天才之才,一面质疑其是否长久。

 

天才因其光芒过于夺目,更容易被世人消费。


1925年,爱因斯坦曾说:“对他们来说我就像一朵发臭的花,而他们仍然把我缀在他们西服的钮孔上。”此时的爱因斯坦已经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并已经获得1921年诺贝尔物理奖,却仍躲不过异于他人的孤独感。

 

后面的故事大家早已熟知,尽管在爱因斯坦去世前,要求死后将整个身体尽快火化,将骨灰撒在众人不知的角落。尽管他的密友经济学家奥托·内森按照遗愿处理了骨灰,但在此之前,爱因斯坦的大脑依然被病理学家移除,并被后人反复研究。


爱因斯坦的大脑在他死后7.5小时之内被切除下来供研究之用。据称,此后科学研究显示,爱因斯坦大脑里负责表达与语言的区域较小,但负责处理数字和空间的区域比较大。还有研究表明,爱因斯坦大脑里的神经胶质细胞多于常人。但爱因斯坦的大脑被切下一事是否经过本人事先同意,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


这一切早已不受他本人控制,因为一个天才的大脑,不独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全人类。

 

就像电影《天才少女》中,生在数学世家的天才女孩Mary在母亲自杀后,由舅舅领养,舅舅只想让她过上普通人的生活,而Mary的外婆则执意将其培养成数学天才,并开始和儿子争夺她的抚养权,她的理由是:“这样的天分是属于全人类的,没人有权利私藏。”


电影《天才少女》剧照。


因为没有私藏天赋的权利,在普通人看来,天才过凡人的生活无疑是一种浪费。人们以“非人”的标准要求他们,期待看到他们改变所有人的生活;反过来又因为他们太不会生活而指责他们(“智商高有什么用,连衣服都不会洗”)。回头看看过去几十年间“少年班”的天才们受到的质疑,就知道这群七嘴八舌的凡人有多苛刻了。


这并不是属于天才的好时代。“就像命运多舛的渡渡鸟一样,科学天才已经灭绝。”从事“科学天才”研究三十余年的美国加州大学心理学教授迪恩·凯斯·塞蒙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说。2013年,塞蒙顿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由于科学发展到一定高度、科研大多以团队方式而非单打独斗进行,人类已经不太可能生产出像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这样的天才了。

 

在塞蒙顿看来,“天才时代已亡”。然而时至今日,人们依然一边苛刻地要求天才,一边传播天才的神话。


从幻想到教育

  普通人也能成为天才吗?


但天才果真只能让凡人望而却步吗?

 

美国两位畅销书作家——丹尼尔·科伊尔(Daniel Coyle)的《一万小时天才理论》(The Talent Code)与马尔科姆·格拉德韦尔(Malcolm Gladwell)的《异类》(Outlier: The Story of Success)提出了“一万小时天才理论”:任何领域的任何专家都要经过1万小时(10年,每天3小时)专心致志的练习;只要普通人也经过这1万小时的练习,也可以成为天才。


《一万小时天才理论》
作者:  [美] 丹尼尔·科伊尔

译者: 张科丽

版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2月


《一万小时天才理论》于2010年译入国内后,因其耳目一新的励志理论,立刻引发国内阅读热潮,普通人终于从中看到了自己成为天才的希望。尽管目前没有相关调查表明,究竟有多少人因为读了这本书,开始了他们1万小时的练习,又有多少人最终成为某一领域的天才人物。

 

在美国,这类书其实被归为“成功学”的范畴(并不是我们理解的科学理论读物)。作为美国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成功学的内核是人人皆平等,只要努力就能获得成功,是“美国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从19世纪经济发展,移民迁入,成功学在美国播种发芽;到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席卷美国的资本市场,让成功学中的拼搏、奋进毫无意义,成功学便转向关注通过自我调节获得内在幸福,比如我们熟知的拿破仑·希尔、戴尔·卡耐基等;二战后,美国经济逐渐繁荣,成功学不再讲勤奋和节约等传统美德,而转向提供更多通向成功和财富的捷径,比如N个窍门教你投资、理财、收获幸福人生之类的。这些成功学的丛书,自改革开放起陆续译入中国,至今仍占据着年轻人的精神书架。

 

在美国,诸如《一万小时天才理论》这样以科学理论为外壳,以成功学为内里的励志书并不罕见。这些书给了年轻人一线希望,告诉他们努力还有用,所以哪怕穷、丧、累,也不要气馁。这类理论的流行,未必能教会你成为天才的方法,它不过是反衬出普通人内心难以平息的成功焦虑。其负面作用大概就是,你读了,按照上面说的做了,生活依然没有改进,既成不了天才,也获得不了财富和成功,接下去,你该信什么呢?


《哪来的天才?练习中的平凡与伟大》

作者:  [美] 杰夫·科尔文 
版本: 中信出版社 2009年9月


如今,什么都要趁早、图快,成名要趁早、读书要趁早、嫁人要趁早、生娃要趁早。大多数人从一生下来就怕输在起跑线上,一路上都匆匆忙忙地奔跑,忙着读书考试,忙着毕业找工作,忙着工作赚钱,忙着养家糊口,忙着结婚生子。好像一停下来,什么都晚了。

 

年龄焦虑、成功焦虑、中产焦虑、婚育焦虑,无论做什么,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快来不及了。”天才,在这种社会心态的驱使下,已经和才华、天赋、能力无关,而成了人们眼中节约时间成本的最佳途径。他们用五年做完别人十年、二十年做的事,难道不值得羡慕吗?


美剧《生活大爆炸》里的天才形象Sheldon Cooper,被设置为智商超群而共情能力低下。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人们对天才总是乐于关注和评价,并想象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也能成为天才天才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生命另一种可能性的想象(原来真有这样的人存在;原来还可以这样操作)。这种可能性可能更新我们的认知,也可能松动眼下的生活。


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卡尔·威特的教育》,这本介绍19世纪初德国“神童”卡尔·威特培养过程的书一经问世,畅销百万册,成为很多父母教育子女的“圣经”。卡尔·威特(Karl Witte)1800年生于德国,据书中介绍,他八九岁时能熟练运用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英语、希腊语,通晓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数学;9岁考入莱比锡大学,10岁进入哥廷根大学,13岁出版《三角术》一书,14岁被授予哲学博士,创造了吉尼斯“最年轻的博士”的世界纪录。《卡尔·威特的教育》是1818年其父就其教育理念写就的一本书,中译本打出的卖点是:“教育得当,普通的孩子也能成长为天才。”


《卡尔·威特的教育》


在《哈佛女孩刘亦婷》一炮打响后,书中提及的卡尔·威特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随之而来的教育丛书层出不穷。然而,这本曾一度风靡全国的早期教育译作,后来却被证实是一本“伪作”。尽管英译本《卡尔·威特的教育》确有其书,但中译本却是剽窃日本学者木村久一的《早期教育和天才》。


如果说幻想天才填补了平庸人生的空白,天才教育则弥补了家庭教育的空白。教育的目标变得更明确更实际——成为天才,异于常人,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但无论是“早期教育”还是“一万小时理论”,都存在吊诡之处:必须靠长时间反复练习才能掌握一件事,这本身违背了天才的本义。真正的天才,是和别人付出同样或更少努力,记忆、技艺、才能便可轻易过人的人。1万小时的训练,即便带来了成功,也不应以“天才”来称呼,他们至多只是努力、自律、心怀梦想的凡人。

 

1922年,蔡元培在《教育独立议》一文的开篇这样写道:“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

 

完成他的人格,而不是将他变成迎合自身对天才想象的工具。听到天才的故事,不要用过分激动的语气,迫不及待地讲给他听,更别轻易用“别人家的孩子“去比照、中伤。这是家长对子女的最起码的尊重。

 

曾几何时,我们也曾幻想过梦想成真,曾被父母寄予厚望,希望能从我们身上找到“天赋异禀”的佐证。但不知从何时起,生活才将我们从这种天才式的单纯幻想中一步步剥离,与天才的世界相隔两岸,最终成为屏幕这端七嘴八舌的看客,过上了平凡的生活。

 

要知道,天才毕竟是少数,改写人类命运的,有时更非人力可及。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人,都只是在生存而已。

 

做一个能够冷静思考的凡人,不被天才的热潮冲昏头脑,再回头面对平淡、无波澜、也无惊喜的人生,或许就能多一分祥和,少一分灼躁。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张畅;编辑:小盐。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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