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德国人被中国文坛疯狂骂过，但你们一点都不了解他

1827年1月31日，在与爱克曼的对谈中，德国人歌德最早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我相信，一种世界文学正在形成，所有的民族都对此表示欢迎，并且都迈出令人高兴的步子。在这里德国可以而且应该大有作为，它将在这伟大的聚会中扮演美好的角色。”当时，德国公国林立，300余个公国间壁垒重重，更鲜有对外交流。

时隔近两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德国汉学已逾百年，德国也在百年间发展成为欧洲汉学的重镇，一代代汉学家们沿袭歌德的传统，不断为中国文学、文化提供新鲜的观察视角，同时丰富着自身语言文化和世界文学的维度。

在这场“伟大的聚会”中，德国的确扮演了“美好的角色”。而德国汉学家顾彬，正是其中不可忽略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之一。

沃尔夫冈·库宾（Wolfgang Kubin）中文名顾彬，著名汉学家、翻译家、作家。波恩大学汉学系终身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特聘教授，德国翻译家协会及德国作家协会成员。以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为主要研究领域。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等。

研究古代典籍，译介中国诗歌，组织编写中国文学史，用中文向中国读者介绍欧洲文学，现年72岁的顾彬不曾有一刻停止思考：语言究竟是什么？什么样的中文才是好的中文？判断文学作品的标准是什么？理解和误解的本质是什么？两者的分野何在？

在半个世纪的研究和反思过程中，他逐渐理清了语言的本质属性和其间蕴含的时间意义：语言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它并非思想的工具或载体，而是思想本身，它不止于今天，还记录了昨天、透露着未来，语言需要记忆，仅仅言说今天的语言是缺少张力和索然无味的。

中文亦然。它并非一个静态的结果，而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它与历史记忆相连，涤荡在苍茫的时间之流；也曾见证时代的起伏跌宕，一路行至眼下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时代；它跨越地区与国家，偶尔驻足于另外一种文化或民族，在现实世界的建造之外开辟一片思想疆土。

今日，明天，它会如何？又将向何处去呢？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张畅

顾彬今年72岁了，他的诸多同辈学者皆已仙逝，他却每天骑自行车在京城的马路与胡同间穿行，每周到绿茵场上踢足球，周末背上背包，一个人到京郊爬山。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一幢砖红色的教学楼里，满头银发的顾彬把日子过得极为缓慢。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每个学期开一到两门课，其余的时间都用来“工作和思考”；偶尔用汉语写诗，和同事学者、诗人朋友交谈，聊的大多和中国文学、文化有关；养一盆学生送来的蝴蝶兰，成瓶喝白酒；傍晚就站在办公室窗前，远眺夕阳下镶了一层金边的西山剪影，“它早上跟我打个招呼，晚上请我看日落”。说话也缓。

然而在宁静的校园之外，顾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声屡屡搅动文坛和学界，曾引发一众学者和作家的“讨伐”和“抨击”。2006年12月11日《重庆晨报》的《德国汉学教授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文，经由媒体有失偏颇的报道和网络传播，将顾彬推至舆论批评之巅。之后诸如“中国译者的问题在于母语不够好”、“中国作家胆子小”、“中国当代作家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等言论，让顾彬以类似“闹剧”的方式闯入大众视野。

而在国内学界和文坛的纷杂之声背后，那个终生致力于汉学研究的汉学家顾彬；组织编写十卷本《中国文学史》的文学批评家顾彬；翻译过百余部中国的诗歌、散文、小说，并译介到德国的翻译家顾彬；出版过数部诗集、热衷于诗歌创作和评鉴的诗人顾彬，诸多身份与努力大都不为人所知，甚或被无视。

大约是被误解太多，如今顾彬会在讲话时突然停下来，一字一顿强调：“可能，我说的是可能。”“这个还需要研究。”反复确认，“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为找到更确切的词句，他双目紧闭，低头陷入沉思，眉头间的皱纹蹙叠起来，流露出忧愁痛苦的神色。

只有在谈及诗人杜甫时，他才大笑起来，抓起桌上的白酒，灌了几口：“奇怪吧？四十年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他的眼泪。”

顾彬夫妇（中）与到场学者和文化名人在北外图书馆外合影留念。

从神学转向汉学

“我想去寻找真正的屋顶”

1945年12月17日，在德国北部威悉河支流阿勒尔河畔的小城策勒，沃尔夫冈·库宾（Wolfgang Kubin）出生。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三个月。战争在顾彬家附近的森林中遗落下大量炸弹、枪支、子弹、军用炮，儿时的顾彬就在这些武器中间奔跑、玩耍。

上世纪50年代，德国流行一句口号：孩子应该跟克虏伯（Krupp，为德国军队制造大炮、装甲车、坦克、潜艇和各种轻武器的工厂）的钢铁一样硬。在这种教育之下成长的顾彬，一直学不会流眼泪。近几年，周围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去世，他会难过，可仍没有眼泪。他也因此一度不喜欢杜甫，因为“男人应该和李白一样，是不能哭的”。

顾彬的父亲参加过二战，负责在飞机上拍摄地面照片。在小说《半场爱》中，顾彬写下他童年的一段经历：在家中的阁楼里，他发现了一个主人不明的日记本，其中记录了主人去往中国的故事。这是顾彬与中国的初次相识。

二战前后，“德国集体罪责”的思潮开始在英美两国悄然兴起。为推动德国民众反思屠杀犹太人的罪行，美国军方推出“反亲善政策”，其内核是“集体罪责”的观念：全体德国人都须为纳粹罪行承担责任。

“美国人给我们带来的再教育给我留下了可怕的印象，德国的历史变成我们个人的历史，虽然我生于战后，他们还是说是我们杀的犹太人，我们有责任，到现在还是这样。”顾彬因而深知所谓“时代精神”的“可怕”，但回顾自己的治学之路，仍发现自己“还是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比如上世纪中叶风靡欧洲的法兰克福学派。

1966年，从德国高级文科中学毕业后，顾彬进入明斯特大学主修基督教神学。那一年，在遥远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为了解这场“革命”，顾彬“第一次有规律性地看报纸”，在神学院读到的每份报纸都让他“变得更忧心”。他也渐渐发现，在神学里不仅“找不到‘人’”，而且“不能像它许诺的那样解答生命的问题”。

一天，顾彬无意间读到庞德翻译的李白的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后两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让他怔怔出神，陷入哲学性的思考：“船不见了，它还在吗？我们看不见的，还在吗？孟浩然走了以后，我们以为他还在，又如何证明呢？”

《中国往事》

作者：顾彬

版本：中译出版社 2017年4月

这本散文选集收录了顾彬有关中国的叙述：既有对自己汉学之路的回顾，也有对被其视为第二故乡的北京城的感慨，以及对诗与酒的钟爱。

不甘受时代精神的裹挟，却又难以抗拒时代精神的影响，顾彬于是一头扎进书本：“我们从书本里来，相信的是古书，而不是什么所谓的时代精神。直到今天，我也不相信。”从那一刻起，他每日穿梭于明斯特普林齐帕尔广场，穿过一个箱包店，爬上陡峭的窄木梯，去汉学系上课，跟随德国汉学家司徒汉学习古代汉语。

汉学和仅存于古书里的渺远国度，为顾彬彷徨的青年时代掘开一道出口，阳光和风进来了。

在明斯特，顾彬读到《孟子·告子》中的一段：“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

当时，这部古代典籍因“封建反动”在中国受到批判。而在顾彬看来，孟子关于牛山的一问在语言上无疑是美的。这个无从解答的困惑让他“变得沉默”。

1968年夏，顾彬离开明斯特，前往维也纳学习中文，一年后转入波鸿鲁尔大学主攻汉学，师从德国汉学家霍福民（Alfred Hoffmann）。古典汉学的训练使得他脑海里的中国逐渐成型——“一个古老、永恒、遥远的中国”。课堂上描述的北方之都——颐和园、颐和园的拨弦古钢琴、曲线的屋檐，使他决意前往中国，“寻找真正的屋顶，树叶丛生的曲线屋顶”，那是他一生“向往的一种典范”。

中国往事

“一个人沉湎于大家不想知道的过去”

1974年，利用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提供的机会，顾彬终于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学习现代汉语。深秋，他来到老师霍福民口中的颐和园，绕着昆明湖走过凤凰墩，经由绣漪桥，去到西堤的柳桥和镜桥看鸟。那时的颐和园安静寂寞，远没有今天熙攘的游客。顾彬坐在河岸边，喝着三毛钱一瓶的五星啤酒，“看日落，留在那里，享受黑暗”，第一次感觉“找到了自己”。

“七八十年代的北京是自行车的天堂。汽车不多，路好走。人很慢，山很慢，太阳很慢。什么都慢。不光慢，也不太亮，因为电不够用。1975年，七点钟之后的北京是黑色的。”顾彬最后一次在昆明湖看完日落，踩着脚踏车回去，他确信自己“不会再来了”：“西山的最后一缕光，讲的是另一种语言——一种徒劳的语言：我走，你来，我们没有时间了。”

三十余年后，已从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退休的顾彬，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任全球史研究院特聘教授。虽然西山就在他的窗外静卧，当年它向他讲述的语言却成了真。“那时我们对北京的低矮平房、周边的稻田地、清皇陵都很熟。以前过马路时，我们总是抬头看天，俯首看地，凭此认路，轻车熟路。”他摇着头：“一切都变了样。”鳞次栉比的高楼拔地而起，香山玉泉峰和香炉峰之间修起了高速公路，颐和园入口桃树林下建好了宽阔的马路，圆明园的寺庙被粉刷一新，老胡同和四合院所剩寥寥。

《野蛮人来临》

作者：顾彬
版本：北京出版社 2017年9月

从汉学与中国、语言的可能、怀疑与行动三个部分，分析汉学的发展，评述语言、翻译等若干话题。

“现在的北京太快了。有中国朋友对我说，你们欧洲太古老了，太慢了。他们说得对，但我们是故意慢下来。慢自有它的好处。我一直觉得进步很可疑，因为它很多时候都意味着毁灭，它是财富的一堵前墙，但很少能带来它所承诺的大幸福。”顾彬称自己是“怀旧者”，喜欢“一个人沉湎于大家不想知道的过去”。

上个学期，顾彬在北外开了一门“幸福的哲学”课，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人自身。“德国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生活的艺术（art of life）——人是什么？我们要什么？怎么过好的日子？”

开课当天，只来了一个学生。

“现在男孩子娶媳妇一定要有房子有车，无聊死了。中国发展太快了，对人不好，你们60岁之后人就很老了，每天遛狗、聊天，生活完了。从德国哲学来看，中国人失去、丢掉了他们自己，好像根本不考虑自己。”

顾彬回忆起八十年代，那时的他是“一个穿着不适宜的中国人，而不是一个衣不得体的德国人”，“曾是孔子的反对者，却很喜欢坐在文庙古老的雪松下，任由孩子们抱着他的腿嬉戏。”

“每个时代都有其相应的映像。”他解释道。他的心，“更多停留在寺庙内部那些未被触及的东西”。
　　

理解即误解

“完全理解另外的人或文化，

是乏味和危险的”

不管顾彬在多少场合解释，他并没有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样的话，反复重申他指的是用“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的作品，2006年的“垃圾风波”还是会被反复提及、质疑、批评。顾彬对此的解释是：“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经常没有被理解成我原来的意思：这个批评同时也是一种对中国当代语言的批评。因为不少中国人认为语言只是一种用来表达内容的工具。但是语言不能像纸包裹面包一样包裹内容，语言本身就是内容。”

其实在那场风波发生之前，顾彬就在《幻想与幻灭之间》一文中提到过自己“梦想的幻灭”：年轻时想像中国人一样学好中文，像中国学人一样了解中国文化，但“年龄却是不饶人的，年老之后，很多可能性便不再有了”，他最终发现这是“不可能”的，还加上一句，“这样最好”。

正因为这份略带失意的不可能，才为跨语际、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更多视野和可能，才促使更多人研究、寻求不同文化对话的空间。十年前，顾彬想通了这一点。但他仍需时刻面对那些想不通的人，比如说“外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论中国”的人、动辄以“欧洲中心主义”否定他观点的人。“我当然没办法离开我的历史、教育背景和我的母语等。不过，我经常从王国维或宗白华来看中国文学……为什么中国人要求我们欧洲人应该从中国来看中国，但自己老从本雅明或从福柯的观点了解他们的文化呢？难道不是中国人自己才搞他们需要的一种欧洲中心主义吗？”

顾彬的研究兴趣涵盖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各领域。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出版了他的专著《中国文人的自然观》，学者庞朴评价其“发前人之未发”。受鲁迅影响，他转向现当代文学研究，主持翻译出版了德文版六卷本的《鲁迅文集》。为在德国推广中国文学，从1989年起，顾彬主编了介绍中国人文科学的《袖珍汉学》和介绍亚洲文化的杂志《东方向》两种学术杂志。90年代后期，他频繁到中国交流访学，先后在数所高校用中英文讲授中国和欧洲文化。

顾彬主持翻译出版的德文版六卷本《鲁迅文集》。

2008年，就在风波发生后的两年，顾彬历时五年半组织编写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问世，其中《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史》《中国古代散文史》《中国古典戏曲史》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由他亲自撰写。由于当时德语世界尚未有一套完整的中国文学史，这套书一经出版即受到关注。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顾彬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之中考察，将三种视角结合起来：站在宗教末世论的角度，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解为一种世俗化的救赎承诺；将作家个体与国家、民族问题联系起来；把中国作家放在知识分子的层面分析。他注意到大陆学界“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过渡主义理论，“无法同意那种将从传统到现代看作是连续性过渡的流行观点，而想把这种变化阐释为一种深刻的断裂”。

2009年6月，在顾彬的推动和主持下，德国波恩大学召开“德国汉学百年”研讨会。1909年，德国汉堡殖民学院创办东亚语言与历史研究所，福兰阁（Otto Franke）任教授并担任所长，成为德国第一位汉学教授。百年来，德国成为欧洲汉学研究的重镇。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作者：顾彬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9月

本书侧重从思想史角度勾勒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演变史，涉及中国现代性发生的许多重要问题。

在开幕式上，顾彬说：“我们这些汉学家在国内基本上处于边缘地位，正是由于我们著作的中译本，才使得我们在中国拥有了比在德国更多的读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们的书在改变着中国。而这是我们在几年前从来不敢想的事情。”

诗歌与翻译

“语言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结果”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顾彬常把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这句话挂在嘴边，他习惯将“家园”说成“房子”，这样更“接地气”。学过九年拉丁文、六年古希腊文、五年英文、两年法文、一年日文、大半辈子中文，顾彬承认自己的德文受到这些语言的影响，“是中文，是语言，让我找到我的路”。

自2011年起，顾彬撰写、翻译十卷本的中国古代典籍，其中《论语》《老子》《孟子》《庄子》《大学》《中庸》《荀子》先后在德国出版。因其在学术翻译上的成就，德意志语言和文学科学院于2013年将约翰·海因里希·沃斯奖授予他，这是德国最高荣誉的翻译奖项。

除古代典籍外，顾彬还投身于中国当代诗歌的译介工作，将北岛、杨炼、张枣、梁秉钧（也斯）、翟永明等诗人的作品翻译推荐到德国。

由顾彬翻译的中国诗人的德文版诗集，由左至右：北岛《太阳城札记》（1991）、张枣《春秋来信》（2004）、翟永明《咖啡馆之歌》（2004）。

因对诗歌创作和译介的热情，顾彬和诸多中国诗人都建立了深厚友谊。有中国作家造访德国，他会尽地主之谊，盛情款待，张罗“诗歌朗诵会”，请他们到家中喝酒谈天，还让诗人们借住他在柏林的住所。诗人顾城在1992年3月至1993年4月访学柏林期间，就曾和妻子谢烨搬进顾彬的住宅。1993年10月8日，顾城在姐姐顾乡的新西兰家中，用斧头砍杀了谢烨，而后自杀。顾彬借《碎片——忆顾城、谢烨》一文，悼念两位旧友：“在忧郁者眼中，对绝对的渴望是与一种深层次的意识联结在一起的，以至于一切都显得枉然。”

顾彬遵守与诗人张枣的约定，于1999年将他的诗集《春秋来信》译成德文出版。2010年3月8日，张枣因肺癌病逝于德国图宾根大学医院。顾彬在祭文《最后的歌吟已远逝》中写：“作为一位诗人，张枣是一个天才。然而，不幸的是，他并没有充分发挥他的天资。他沉溺于饮酒和林地漫游。我们因此结交，我们也因此分离。”

时至今日，顾彬依然坚持用中文写作，虽然如今的中文已不再如过去那般优雅迷人：“电视的、街头的、网络的语言，多半是单调而乏味的；陈旧的、过时的、老套的语言，也无从连接当下的现实。这些都不应是文学的语言。”

但他选择不再批判，就像他选择重新爱上杜甫的诗一样。

“我们应该宽容一些。我过去的批评有点过分，因为我都是从鲁迅的标准来看中国文学的。这可能是错的。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语言，我们喜欢或不喜欢，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本文整理自新京报书评周刊B01-03版。作者：张畅；编辑：张畅、宫照华、张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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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新京报》B01版～B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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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B01 |  在语言之维重思中国文学

「主题」B02 |  顾彬：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语言(1)

「主题」B03 |  顾彬：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语言(2)

「主题」B04 |  对话顾彬：“是语言，让我找到我的路”

「主题」B05 |  谈诗人顾彬：他永远不会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人

「温故」B06 |  《四世同堂》完璧归赵

「社科」B07 |  “红灯区”里的性社会学

「儿童」B08 |  小约翰：“我不想像其他人一样，长成一个大人”

「速读」B09 |  与自由奔放的心灵对话&有意义的日子，才叫生活

「新媒体」B10 |  慢生活，慢思想，通往自己的慢世界

「书情」B11 |  《肉桂色铺子及其他故事》等7本

「人物」B12 |  欧丽娟：《红楼梦》研究还有太多可开拓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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