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子弟的十八岁：遇见过粗暴执法，但还有梦和未来

今年元旦前夕，微信上出现过一场“晒十八岁照片”集体怀旧运动，你现在还记得吗？据说是因为，到2017年12月31日，最年轻的90后也年满十八岁成年，世间再无生理年纪上的90后少年少女。又一个年代走了。

世界进入近代以来，传统的老人权威式微，回忆青春无疑是任何社会、任何时期的一种流行文化景观。生活重压、环境巨变等因素都可能强化回忆，所以在一个转型的社会之中，怀旧来得更迅猛。

青春是敏锐的，是思考的，也是多愁善感的。花一样的年纪对生活环境的改变，极为敏感，而记忆或许也最为深刻。

作者陈心想的十八岁是在1992年，像《春天的故事》中唱的一样：

1992年

又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坐在教室里的他，突然可以和同学讨论“市场经济”了：“原来市场经济也有好处”。而此前任课老师提醒“这个问题可不能谈！”转眼间，课本也更换。那一年，作者经历了青春的绽放，也经历了家庭贫寒而遭遇基层农村办事员的粗暴执法，产生过困惑，但不卑不亢，不偏不倚。而今26年过去，他有怀念，也有反思。

撰文  |  陈心想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博士毕业，现供职于密西西比州立大学）

年前微信上关于“十八岁”的话题喷涌而出。朋友发微信祝贺新年：永远十八岁！勾起我的好奇，我十八岁那年，是哪一年？掰着趾头总算找到了：1992年。那一年，按中国旧历我虚岁十八。

于是我开始回忆十八岁的我在做什么。十八岁的我如同每一个普通人一样，实在平常平凡。记得那年的上半年我在念一所中等师范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三年或四年，毕业后担任[中]小学教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是中国许多农村地区最受欢迎的一种的学历。——编者注）一年级下学期，下半年是二年级上学期。究竟有哪些事情在这一年里给我印象深刻，慢慢回忆，还确实忆起来几桩。因为他们分别发生在四个季节，就以春夏秋冬来分别记之。

董文华演唱《春天的故事》MV。

春

“在受人欺凌和嘲弄的环境里，

我有了一束光明”

春天，那年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那年春天，十八岁的我是在一个地处乡村郊野的中等师范校园里度过的。我记得清明节前后师范学校有个 “教育见习周活动”。见习不是实习，实习是到周边小学里给学生代课，见习则不代课，而是听小学老师们上课，我们坐在教室最后排添加的椅子上观摩学习如何上课。

见习的乡中心小学在集镇上，而我曾就读的小学在乡村，对这里的人与事都陌生。现在只记得见习时听过一个中年女教师的课，据说她是特级教师，那节课是《乌鸦喝水》，比较精彩。就在实习结束的那天午饭后，一到学校，带队老师，也即我的班主任侯思超老师告诉我，放学后先别走，留下来给他一块儿回中师学校。

侯老师没有说明原因。后来，学生下课放学了，十几名见习学生都骑着自行车返回学校了，我还在办公室不知所以地等着。天将黑下来了，还是阴天。一行几位老师，包括那位气质不俗的特级教师，来到了一个饭店。我想应该是这个小镇上最好的饭店，但一点也不豪华，可以说非常简陋。90年代初的这个小镇还很古典，也很贫穷。但是那顿饭是我可以回忆中早年生活里比较好吃的。作为一个学生，我没有言语，默默听，小心吃。

侯老师是主角，必不可免地要喝酒。按照当地习俗，还得喝够量，才不负请客方的热情厚谊。这时我才明白，我留下来是负责把喝了酒的侯老师安全地带回学校。责任重大!

《让教育多一点理想：陈心想教育随笔精选》

作者: 陈心想 

版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12月

作者因早年的求学经历一直关注着教育。

席前，侯老师向在坐几位老师介绍了我，还介绍我考师范全乡第二名。席间，侯老师又提到了我，说我中考成绩在班里中等，算一般。但是，现在学习已在前列，他准备把我培养成大学生。那时中师每年学校都会有至少一个保送上（师范类）大学的名额。在坐的老师们都很附和地高兴地鼓励我，好好学习，为乡争光。那晚的宴席，我得到了莫大鼓舞。

我当时在班级里的成绩还不错，一年级上学期总成绩班级第二名。在第一次期中抽科考试里，我与另一个学生并列第三。我并不是学习最好的第一名。记得第一学期，侯老师常常在课余自习时间在教室最后面和一个第一次抽科考试第一名的学生及周围几名学生讲述自己大学的生活，我耳朵都听到了，大家也都是很向往。

饭后，我骑着自行车带着侯老师从薛湖镇返回中师学校，乡村土路，十多里地，路上还有雨后的水洼，天上没有一颗星星，我怕摔着了侯老师，很是小心骑车。他坐在后座给我讲上大学的事情。我能感受到他的期望。

侯老师长我九岁，这个差别很容易让我想起社会学家费孝通和老师吴文藻的年龄差别，也是九岁。

在中师三年里，侯老师都是我的班主任。我曾听其他同学说过，侯老师说，要一手把我培养成大学生（据说，这也成了他三年跟班走当班主任的一个原因）。中师生还能上大学，在当时是极其渺茫的事情，保送指标一般在百分之零点五，一届学生二百多人，才保送一个，恩加一个指标也才两位。侯老师在三年里从来没有批评过我。有时候我成绩稍微波动，他就会问我家里困难吗，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他还为我多次向学校申请帮助。

我十八岁的春天，有这样一个铭刻终生的故事，为花季增加了鲜艳的温暖亮色。在一个家庭极为贫苦，受人欺凌和嘲弄的环境里，我的心灵世界有了一束耀眼的光明。

夏

“如果不是师范生，他们就要惩治我”

夏天的故事没有那么灿烂如花，而是味道比较苦涩。

那年暑假里，我放假在家，干庄稼活。某天中午，艳阳高照，蝉鸣声声，乡里的两名年轻人来收门牌费，六块钱。我的记忆里，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村里每家每户门楣上订一个带号码的铁牌子，上面刻有乡村名字的地址。一个铁牌子成本很低，收费却很高。如果有钱给了，也就没有其他后续故事发生了。因为家里一块钱也没有，两位20来岁的收费员年青气盛，也颇仗势欺人，非常蛮横。我去邻里借钱。作为一个村民眼中的孩子，又是很穷的人家，那些看上去有钱的人家总是各种理由不借。到底没有借来一元钱。

在双方矛盾争吵的时候，时任村里干事的一个邻居叔叔来了，把两个收费员劝说去他家吃午饭去了。我奶奶看事情这样，把自己不知何时存下的私房钱拿出六块，算平息了冲突。后来听那位劝走收费员的叔叔说，要不是他说我是师范生等等之类的话，又做了劝说，他们还准备惩治我。我每次想到那次事情，都能想到杜甫老先生笔下的那些“吏”们。

另一个故事是和农业税收有关。关于那个年代农业收税的故事，已有的小说里反映已不少。我个人青少年时期多年的经历写个长篇也写不完。这里只是我十八岁时的一点个人记忆。那天，天很热。要税的来了，税吏们不要粮食，只要现金。拿不出钱，马上就要砸门进屋，把粮食带走，贱卖抵税。那时的粮食还不够自己家用，更别说出售换钱了。收税官那种蛮横是没有商量余地的。

母亲没有办法，父亲在二十多里地远的地方跟着村里的小建筑队给人家盖民房。被逼无奈，我骑自行车去找父亲。因为不知道路，先到了外婆家，问问当地人，距离比较近了，我冒着炎炎烈日，挥汗如雨，边走边问，那时候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问到地方，太阳已经过午，在乡村里已是午饭时分，走到时他们刚刚开始要吃饭。父亲在工地借的钱，我带回家。

虽说当时我不够年龄，按说也可以找机会挣钱了，可是在那个地方找一个一个多月的临时活来挣钱，根本没有机会。越是到外面的世界看过，越知道一个落后封闭的地方人的机会之少和那种无奈。这也是人们走出乡土的一个原因吧。

《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

作者: 陈心想

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4月

作者借助费孝通的经典著作《乡土中国》进行对话，结合社会发展中的具体的事例，从学理性的角度，解读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下，人们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情感关系的变化。

秋

“不能轻易说一个学生是差生”

秋季开学了。学校除了正常的上课之余，由教务科长王士亮老师发起的实验班也开始了。这个实验班是由同年级五个班级每班前五名学生构成的，周末加课，目的是为了培养未来优秀毕业生保送上大学的。这也是学校教育改革的一个方面。

一年级上学期，按照中招考试语文数学总分各班前五名组办。二年级就按照一年级的成绩前五名组办。一年级组办时，我在其中。二年级开学组办时，按照标准，我就不应在这个班级了。虽然我第一学期班级第二，但第二学期总成绩不在前五了。我的文化课都很棒，可是音乐、体育、美术、口语等这些课程，我的成绩则比较差，尽管都可以过关，却拉低了我的总分。

班主任侯老师觉得不妥，找了负责老师，我算跟班进去了。那是一次很特别的经历。当二年级结束时候，新规定是音体美口语等课程不算总分之列，我的总成绩成了第一名。

这就是标准一变，每个人的名次就不一样了。优秀的标准就是看你怎么看。比起吹拉弹唱，我是不及一般，顶多一般偏下。但我的文化课很突出。所以，评价一个人，只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了。不能轻易说一个学生是差生，他应有自己的强项，不能机械地比较优劣。大象不能和猴子比爬树，松树不能和葡萄树比结果子。不要期待腊梅开在春天，不要强求菊花开在夏天。

班级里的同学藏龙卧虎。我不过是捡了一个文化课会考试的便宜。这是那年秋天的故事告诉我的道理。

冬

“市场经济进入我念书上课的教材和课堂”

1992年的冬天，市场经济进入我念书上课的教材和课堂。

马老师教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我们在课堂上学习计划经济的诸多优点，有位同学问老师，市场经济是不是也有优点。马老师听了脸色骤变，惊恐万状，“这个问题可不能谈！”课堂一片沉寂，片刻之后课堂继续进行。

我记着了马老师的表情之严肃和惊吓的神态。

不久，马老师宣布，我们原来学习的课本不用了，考试也不考了。新发的教材是一本白皮小册子，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期末考试就考这个材料里的内容。新教材说，市场经济原来也有很多好处。

同学们都会心地笑了，记起了马老师曾经的那个表情。

马老师如今还在当老师，不知道他现在在讲什么。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图片来自新浪。

冬天已深，期末考试。记得那堂是考几何，几何老师是班主任侯老师。监考老师朱军老师是教我班体育的年轻老师，刚分来工作不久。我与他交流不多，但是他教我体育，都比较熟悉。我坐在最前排，他不时地巡看一番，一次到我面前看我做题，绕几圈后忽然在我一道选择题那里用手指连点几下，走了。

我开始注意这道题，重新计算，发现果然错了。那次几何，我考了满分。据说侯老师批改几何答卷都会先看我的答题情况。如果我没有满分，他就比较失望。这次，如果不是朱老师的“点拨”，很可能就会让他失望。我对朱老师这个行为后来反思。我发现，这个行为后面的道理如我小学一年级的老师打我一巴掌打出一个数学满分类似。小学一年级洪老师是包班老师，各科都是她教。期末数学考试中间，她看到我一道数学题错了，打了我一巴掌，那是她唯一一次打过我。也是那一掌，我的数学满分（班里两个数学满分之一）。洪老师是第一个喊我大学生的老师，那时我才小学一年级。

我后来回忆这些事情，发现人们在特定时候有追求完美的心愿。当一个老师看到一个学生要达到满分时候，只有那一点点小错，就会很惋惜，要想法弥补上，实现完美。对上面朱老师的“点拨”暗示，我的理解是，他希望看到一个更完美的成绩，即他知道我学习很好，看到我有个错题，觉得可惜，暗示出来，让我有改正的机会。

对冠军的要求更高，也更期待其完美，大概也是这个道理。尽管有哲人说缺憾是美，不过也许是没有实现完美的遁词而已，人们还是追求完美得以发生。

每个人的十八岁只有一次，借着“2018”年“永远十八”的祝词，我的思想神游了一番那个年头。十八岁的青春里，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四季中品尝着人生的酸甜苦辣，追求着避免不了缺憾的完美，一路走来：渐行渐远的十八岁。音乐响起，我听着毛阿敏深情地演绎着《渴望》主题歌：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陈心想；编辑：阿东。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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