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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书成癖的经济学家 | 逝者·周叔莲

2018-03-09 张舒婷 新京报书评周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于3月7日发布消息,3月5日13点20分,著名经济学家周叔莲因病医治无效离世,享年89岁。



周叔莲,1929年7月生,江苏省溧阳市人。经济学家。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同年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研究员,学部委员。1979年与吴敬琏、汪海波合写的《再论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的自动调节》对价值规律发挥调节作用的机制以及国有企业实行自负盈亏的宏观条件提出了系统的设想。


周叔莲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问题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提出过系统的理论和主张,参与过论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等经济改革理论。在中国经济学界,较早从理论上论证了国有企业有必要也有可能实行自负盈亏。最早提出了中国应优先发展轻工业的发展战略,对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建议。



撰文  |  张舒婷

 

爱书成癖,活到老学到老


1929年7月,周叔莲出生于江苏省溧阳市的一个店员家庭,因他辈分排在“叔”字辈,又生在莲叶田田的季节,父亲便为他取名“叔莲”。周叔莲是家中的第一个男孩,自小便好学用功,即使因抗战爆发家境趋于贫困,父母仍坚持让他求学读书,于是书籍成为了周叔莲幼时最亲近的友邻。因家中只能供兄弟中的其中一人继续上初中,纠结之后弟弟辍学,这件事成了周叔莲一生的遗憾,也是他努力的源泉。


限于时局,周叔莲虽考上上海同济大学哲学系,却因学校缺粮等种种问题只得休学回家,在家乡一小学担任教职,因一心希望读书深造,周叔莲备考半年后,终于恢复了复旦大学的学籍。经过一番曲折,他如愿进入经济学系学习,成为了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经济学大学生,与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汪海波均是老同学。 


吴敬琏长女吴晓莲,在著作《我和爸爸吴敬琏》中记录了这样一段对话:当她笑问“您认为自己还不够用功”时,吴敬琏答:“我跟周叔莲比,就不算用功的。”周叔莲的爱书成癖,人所共知。据说当年周叔莲在复旦大学学习时,学校曾组织学生们到杭州旅游,来回花费需3元钱,周叔莲觉得太过破费便没有去,自己一人留校看书不亦乐乎。


后来历经风波、初回北京工作,周叔莲便投身到北京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和经济研究所图书馆中借阅书籍,结合工作的实际经验,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知识。因曾担任经济管理出版社社长,“他退下后见到后来的社领导,往往二话不说就问最近有什么好书”;因在经济学领域成果颇丰,周叔莲多次担任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委,参评结束后,入围书籍多半会被他借走。


《周叔莲文集》(版本: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年5月)封面。


周叔莲一生热爱经济学,并将他的时间、精神均投入这一事业中。从事经济学研究以来,他共出版文集和专著30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可说著作等身。所谓人年七十古来稀,人年老后智力、体力都不可避免地趋于衰退。但周叔莲在2000年与2002年,仍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工业增长与结构变动研究》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问题》两部著作,可见他仍勤于思考、笔耕不辍。2017年6月底,周叔莲因走路时不慎摔倒入院治疗,此时他已是高龄,即使处于康复期,他在病房内仍坚持处理工作事项、研读经济学书籍。


在80岁庆贺寿辰上,周叔莲说:“在有生之年,我还要努力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把大家的过誉之词当成鞭策,当成鼓励,督促自己克服缺点,活到老,学到老,努力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研究工作者。” 在2017年3月,周叔莲将他在工业经济研究所办公室达996册的书籍,全捐赠给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图书馆;在2017年9月,周叔莲又将其家中的部分书籍进行了捐赠。


周叔莲被拍摄的阅读照片。


从现实中开拓


周叔莲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后,便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79年起,他转到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并在此一直工作至退休,可谓一生与经济理论相伴。


1956年,周叔莲开始研究农业经济问题。早在周叔莲的高中时代,他便很喜欢看费孝通刊登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上的文章,后来他参加了费孝通的江村调查,也参加了孙冶方主持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研究。1977年,周叔莲在《光明日报》发表《科学·技术·生产力》,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找到了理论依据,驳斥了谬论而产生巨大影响,曾获198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而在1974年,周叔莲曾借调于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附设的一个经济研究室。在此期间,周叔莲常下基层进行调研。“在建筑工地我看到,一包水泥,工人一锹下去,从中截断,一个包装袋就报废了。但是若把水泥从封口处倒出,就可保留一个完好的袋子以供重复使用。那个年代物资很紧张,一个包装袋值5分钱。如果工人保存好包装袋,可将这5分钱当作奖金奖励给工人,会调动工人的劳动积极性的。”到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周叔莲便与吴敬琏、汪海波合作,写作了《论社会主义工资及其具体形式》一文,突破性地提出计件工资、奖金等多种社会主义工资形式。周叔莲、吴敬琏等凭借胆识,得到了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的赞扬:“你们敢于接触实际问题,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周叔莲在作学术报告。


长期以来,优先发展重工业被视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默认路径,发展轻工业似乎与实现工业化的目标相背。但与工作息息相关的生活经历刺激了周叔莲从另一角度思考问题。当家中电灯泡坏了后,周叔莲因没有票证,连跑了几家商店都买不到灯泡。他由此想到:“当时买什么都得凭票证,轻工产品紧缺,生活不便,如何解决?”于是在1979年,周叔莲与吴敬琏联合发表了《把发展轻工业放在优先地位》一文,为彼时国家工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


周叔莲对工业经济、中国产业结构、工业发展战略及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研究颇深,并进行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探索。他关注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并根据现实经验进行理论分析,由此发现问题并建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从中国产业政策的研究,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周叔莲持续关注着中国的现实。


在受访时被记者问及“能否总结一下你的治学之道和做人之道”时,周叔莲答道:“我的经历使我不断面临着新的研究任务,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每当接受新的课题任务时,我都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希冀能像蜜蜂酿蜜那样做出成绩。”周叔莲对现实的关切心与严谨的学术态度,让我们看到经济学家的修养与热情。正是他们的求实与开拓,让社会在现状之外,还具备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部分资料引自光明日报、中国常州网、中国经济时报等。作者:张舒婷;编辑:西西。未经新京报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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