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诞辰190周年：易卜生主义，与一个毁誉参半的男人

1828年3月20日，被称之为“现代戏剧之父”的亨利克·易卜生出生。他的出生地是挪威的希恩，离南面的海岸100英里，当时还是一个狼和麻风病仍很常见的蛮荒之地。

今天，是他诞辰190周年。

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年），挪威戏剧家、诗人，被称作世界“现代戏剧之父”。代表作包括《彼尔·京特》《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海达·加布勒》等。

他早年失意、落魄，剧本屡遭挫败，而在大型诗剧《布朗德》之后才迎来艺术生涯的高峰；留下的《玩偶之家》（也译“娜拉”）《人民公敌》（也译“国民公敌”）等剧本成为世界各国戏剧舞台上的经典作品。

易卜生在这些作品中提醒人们，尤其是女性，他们作为个体的意识及自主思考比社会要求在道德上更重要。他因此促成了人们在观念和行为上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甚至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就已经开始，并跳跃式地一次次发生，还对二十世纪五四时期的中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1918年6月15日，胡适等当时中国文化精英在《新青年》第4卷发出“易卜生专号”，“易卜生主义”随之也不胫而走。易卜生旋即成为在文化界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而对其主义回应的，包括数年后鲁迅的演讲杂文《娜拉走后怎样》。

今年，也是易卜生及其主义在中国传播100周年。

《新青年》杂志创刊号与易卜生专号封面。

胡适平生主张多研究些问题而少谈些主义，为什么会组词“易卜生”+“主义”？百年来易卜生主义影响犹在，但自当年起也受到一些反思和批评。比如将易卜生诠释成一个社会革命者而忘记他最基本的戏剧家身份。

在今天，人们还在继续着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争议，女性平等权利还是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议题。易卜生诞辰190周年，易卜生及其主义在中国传播100周年，历史渐行渐远，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我们整理出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对其作的评传。他对易卜生的思想成就不吝啬——易卜生及其作品构成了现代性大门的基石之一；对他性格中的另一面也不留情——孤僻、狂妄、自恋，比如爱奖章，爱抽象的公众而不爱具体的个人。或许这是一个更可能全面的易卜生。

作者  |  保罗·约翰逊

所有的写作都是艰难的，而创造性的写作是最为艰难的。创造性的革新，特别是在基础范围内的改革，需要更加超乎平常的专注和精力。若想终其一生在艺术上不断地拓展创造性的领域，就意味着自我约束和心智勤奋都要达到一定水平，这是很少作家能够具备的。

不过，这正是亨利克·易卜生一贯的工作风格。难以设想，无论哪个时代或哪个领域，有哪位作家比他更为成功地致力于此。

易卜生博物馆，坐落于奥斯陆亨里克·易卜生大街26号。

他不仅创造了现代戏剧，而且写出了一系列至今仍在整个现代戏剧剧目中构成重要部分的剧本。他看到西方剧坛空洞无力，于是在他自己的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对戏剧进行改造，使它成为一种丰富多彩、强健有力的艺术形式。此外，他不仅彻底改革了他的艺术，而且改变了他的同代人乃至后人的社会观念。卢梭在18世纪后期所做的正是他为19世纪后期所做的。然而，卢梭劝说男人与女人回归自然，并因此促进了一场集体性的革命，而易卜生则宣扬个体对支配着每个小城镇、甚至每个家庭的陈旧的生活方式进行反抗。

 “私生子”的前半生

最早的四部剧都不幸运

易卜生是一个商人家庭5个孩子（4男1女）中最大的一个，6岁时，父亲破产了。家中常常负债，主要以土豆为食。易卜生自己矮小而丑陋，此外，他的成长过程还一直笼罩着私生子谣言的阴影。据说他是当地一个登徒子的儿子。易卜生有时相信这件事，喝醉酒时，他会脱口而出，然而，并没有证据能证实这一点。度过屈辱的童年后，他被送到一个名叫格里姆斯达的阴沉的海港小城，在一家药房当学徒。在那儿，他的运气依然不佳。他师父长期经营不善，最终还是破产了。

易卜生从这种窘境中挣脱出来的漫长过程是一部孤独的自学者的史诗。他从1850年开始自学大学课程。从那时起，直到以后许多年，他的生活一直极为穷困。他写过诗歌、无韵诗剧、戏剧评论以及政治评论。他最早的剧本、讽刺剧《诺尔曼人》没能上演。第一部被搬上舞台的诗体悲剧《凯替来恩》遭到了失败。第二部搬上舞台的《圣约翰之夜》同样运气不佳。第三部剧作《勇士之墓》在卑尔根失利。第四部，散文体剧作《厄斯特罗的英格夫人》匿名演出，同样也失败了。

《玩偶之家》中文连环画（版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3年7月）封面。

然而他逐渐获得了大量的舞台经验。卑尔根第一家挪威语剧院的创建人奥尔·布尔以每月5英镑的酬金请他担任寄宿剧作家。这以后的6年里，他成了剧场的杂役，做过舞台布景、化妆、售票甚至导演。

以后，他又在新建的克里斯蒂亚那剧院度过了5年。凭着惊人的努力，他的技巧日益娴熟，并开始付诸实践。但是，1862年新剧院破产，他也被解雇了。此时，他已结婚，负债累累，常被债务困扰，故精神忧郁，经常酗酒。学生们曾经看见他毫无知觉地躺在街边水沟里。有人募集了一笔钱送给这位“醉酒的诗人亨利克·易卜生”，助他去国外。

他自己则不断地给王室和国会写信，请求政府拨款使他能到南方去旅行，这些信今天读起来真是哀婉动人。他终于得到了一笔钱，在随后的将近四分之一世纪里，即1864年—1892年，他离乡背井，在罗马、德累斯顿和慕尼黑生活。

生平三次声誉高峰

世界的“易卜生”

成功的最初迹象出现于1864年，他的诗剧《觊觎王位的人》被列入复兴的克里斯蒂亚那剧院的上演剧目。易卜生习惯将他所有的剧作先出版成书。通常情况下，直到几年以后，有时甚至是许多年以后，剧本才被真正搬上舞台。不过，每部剧本印刷和销售的册数都在慢慢增长：5000册、8000册，然后是1万册，甚至1.5万册。舞台演出也随之而来。

易卜生的名声曾3次达到高峰，第一次是在1866—1867年，他创作了大型诗剧《布朗德》和《培尔·金特》——同一时期，马克思出版了《资本论》。《布朗德》是对传统的物质主义的一次冲击，它呼吁人们遵从个人的良心。《布朗德》的发表（1866）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不仅在挪威，而且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易卜生首次被视作反抗正统观念的领袖；他超越了狭小的、隶属于外国的挪威。

第二次高峰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从《布朗德》开始，他将革新的思想付诸戏剧。作为他新方针的最初的重要成果，《社会支柱》（1877）、《玩偶之家》（1879）和《群鬼》（1881）恰好与漫长的维多利亚中期繁荣的衰败以及社会上新产生的焦虑不安的情绪相一致。易卜生提出了许多令人不安的问题，如金钱的力量，对妇女的压迫，甚至人们忌讳的有关性病的问题。他以简洁的日常语言以及人人都能识别的布景将基本的政治、社会问题忠实地展现在舞台上。他所引起的激情、愤怒、憎恶，但主要是兴趣，都是巨大的，并从斯堪的纳维亚扩展到广大的其他地区。

《易卜生戏剧选》

作者:  [挪威] 亨里克·易卜生 

译者:  潘家洵 

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易卜生中期创作阶段的四大“社会问题剧”：《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与《人民公敌》。

而经过多年漫长的积累，他的事业的第三次高峰到来了。这一时期，可以看到他从政治问题转向个人解放问题，与人类生存的任何其他方面相比，这个问题在他的心目中可能占据着更为重要的位置。他在记事簿上写道：“解放在于保证个人获得自身自由的权利，每个人都按照他特殊的需要生活。”他不断地论证说，除非社会中人们的实际行为能够保证这一个人权利，否则，形式上的政治自由将毫无意义。因此在第三次高峰期间，他还创作了《野鸭》（1884）、《罗斯莫庄》（1886）、《海达·高布乐》（1890）和《建筑师》（1892）等剧作，当时令很多人大感困惑，甚至难以理解，但现在已成为他最有价值的作品。

1906年《野鸭》布景：艾克达尔家的小阁楼。

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譬如医生诊了病，开了一个脉案，把病状详细写出，这难道是消极的、破坏的手续吗？

——胡适，1918年6月15日，《易卜生主义》。

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里（他于1906年去世），这位当年的学徒成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出名的人物。他甚至同俄国的托尔斯泰一起被普遍认为是在世的最伟大的作家和预言家。他的名声经由威廉·阿契尔和乔治·萧伯纳这样的作家传播开来。他每天在格兰特饭店咖啡厅里的露面成为首都的一道景观。

在那儿他独自一人坐着，对着镜子，好看到屋子里的其他人。他边读报纸边饮用一杯啤酒，外加一小杯法国白兰地。他每天非常准时地走进咖啡厅，这时全屋的人都站起身向他举帽致敬。直到这位伟人落座后，其他人才敢再坐下来。英国作家理查德·勒加林和许多人一样特意到挪威去观看这一场景，就像其他人纷纷赶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去瞻仰托尔斯泰一样。

整个人类都走上了错误的轨道。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真有什么东西是站得住脚、无懈可击的吗？具有无可企及的理想？

人类的全部历史令我想到一个年轻的补鞋匠，他没有坚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而是跑到舞台上表演起来了。我们无论是扮演英雄还是扮演美人，全都演砸了。

——1871年9月24日，

易卜生给丹麦文学评论家乔治·勃兰兑斯的信。

性格的另一面

一生都热衷于奖牌和勋章

有一些不完全正确的说法，在易卜生在世时就因为普遍的崇拜和公众的敬仰而固定了下来。这是一位伟大的解放者，他研究并看透了人类，他为此悲叹，他的作品教导人们如何从传统的羁绊和令人窒息的偏见中解放自己。

然而，倘若他对人类怀有如此强烈的感情，那么为什么他似乎又在排斥个体的人呢？他为什么拒绝同他们接近，而宁可通过阅读报纸的专栏来了解他们？为什么他总是独自一人？他那强烈的、强加于己的孤立从何而来？越是靠近观察，就越发现他的古怪。

易卜生一生都热衷于奖牌和勋章。《星球勋章》是他留存至今的第一部卡通画，他还打算绘制一个“易卜生之家的勋章”赠送给他的妻子，然而他真正想得到的是属于自己的勋章。据说早在1878年，他出席一个俱乐部的晚宴时，身上披挂着所有的奖章，其中一个像狗项圈似的绕在他的脖子上。瑞典画家格尔奥格·保利曾经碰见易卜生在罗马的大街上炫耀他的奖章。

尽管他身材矮小，但凭着硕大的头颅和粗壮的颈脖，他的身上似乎焕发着力量。对他而言，性情最暴躁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形式。实际上，他甚至很看重怒火的自然发作形式。他后来写道，在创作狂暴的诗剧《布朗德》时，“我将一只蝎子放进啤酒杯搁在桌上。这只虫子不时地焦躁起来，然后，我将一片熟透了的水果丢进杯中，它立刻凶猛地刺进去，把它的毒汁射入水果中，而后它又恢复了常态”。

《易卜生书信演讲集》

作者:  [挪威] 亨里克·易卜生 

译者: 汪余礼 / 戴丹妮

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年2月

易卜生从青少年时代到老年的近三百封书信和十余篇演讲。

在正常的家庭生活背后，有一个被更加小心地隐藏起来的、痛苦的故事——它可能出自易卜生自己的某出戏剧。易卜生的整个一生就是一出遮遮掩掩的易卜生式的戏剧。1846年，他18岁，仍然生活在那家药房，他与那儿雇用的一位比他年长10岁的女仆艾尔丝·索菲金斯达特私通。她怀孕了，并于1846年10月9日生下一个男孩，她给孩子起名汉斯·雅各布·亨利克森。

这姑娘出身于一个颇有声望的自由农场主家庭，是个极其谨慎的人。她回到父母身边，生下了孩子，此后再没有指望从孩子的父亲那里得到什么。但是按照挪威法律以及地方议会的法令，易卜生必须支付抚养费，直至汉斯·雅各布14岁。艾尔丝死时也是一贫如洗。

男孩后来成了一个铁匠，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直到29岁。他绝不是一个粗鲁的人，他曾阅读过大量的书籍，特别是历史著作和游记，他还是一位熟练的小提琴制作师。但他常常醉酒，得过且过。研究易卜生的大权威弗兰西斯·布尔说，汉斯·雅各布只与他的父亲见过一次面，再也不曾相见。

《海达·高布乐》是被中文演绎次数较少的易卜生作品之一（图中的版本由张南导演、白光剧社制作）。

“吃饭才与妻子见面”

只爱抽象的公众，而不爱具体的个人？

易卜生所有的寓所都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特征：它们看起来被分成了两半，丈夫和妻子各自占领一个独立的堡垒，以进行防御和向对方发起进攻。这是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履行他年轻时的誓言：“他的妻子，如果他会有一个妻子的话，就必须住在单独的楼层里。他们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见面，而且彼此也不以‘你’称呼”。根据一位年轻的丹麦人马丁·施内克卢特的日记来看，易卜生一家在意大利的生活是一派凄凉。他写道，易卜生陷入“绝望的处境”，因为他发现自己娶了一个他并不爱的女人，而且“不可能和解”。

易卜生对他的朋友们同样态度冷淡，时常发火。也许，朋友不是一个确切的字眼儿。对他的作家伙伴比昂松，他同别人一样了解，而且相识更久，但他们之间的通信读起来却令人痛心。易卜生觉得互利互惠是件难事，鉴于比昂松为他所做的一切，比昂松60岁生日时，在别人的劝告下他最终发出一封贺电，这是一个最低热度的杰作：“亨利克·易卜生祝愿你生日快乐。”但他却期待比昂松能尽力为他效劳。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

——鲁迅，1924年，《娜拉走后怎样》。

创造性的自利是易卜生将自己性格中的缺陷转化为力量源泉的一种尝试。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常常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孤独。以后，到青年时期，贫困使他越发地孤僻：他会独自一人长时间地外出散步。易卜生漫长而孤独的散步逐渐变成一种习惯，他写道：“我曾经身背一个背包在不同的时间徒步漫游了多数信奉天主教的国家。”易卜生是个天生的流亡者：他至少把周围的社会看作是异己的，常常是敌对的。年轻时，他写道：“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战争状态，对手是囚禁我的小社区。”因此，易卜生选择实际的流亡生活度过他一生最漫长、也最富创造性的阶段也就不足为怪了。

易卜生认为，对于公众生活，他具有始终如一的哲学。他把自己喜欢的一句话给了他剧中的角色斯多克芒医生，这就是：“少数人总是正确的。”他向勃兰兑斯解释，所谓少数人，他指的是“那些提前进入大多数人还未能达到的领域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他把自己看作斯多克芒医生。这种观点本身是典型的维多利亚式的，它的难点在于，它假定已觉醒的少数引导着人类永远朝着一个令人向往的方向前进。易卜生从没有想到过，少数人——即后来列宁所谓的“先驱中的精英”或希特勒说的“旗手”——可能将人类引入深渊。易卜生如果目睹了20世纪的种种过分行为定会感到惊讶和恐惧。

他自称能预见未来，但他对未来的理解却极其错误，其原因在于他个性中天生的缺陷，他没有同情别人的能力，这种个性正与他的思想对立。当个人与群体就像他的剧本所表现的那样，只是体现思想的时候，他能够以深刻的洞察力和丰富的同情心对待他们。然而，一旦他们作为真实的人走进他的生活，他就急忙逃开或作出敌意的反应。他最后的一系列剧作强有力地掌握了人类的心理，也正符合他自己在生活中争吵、发火和愤世嫉俗，以及他在不多的私人关系中注定恶化的状态。

从1900年的中风以后，易卜生进入了生命的最后岁月。程度较轻的中风不时地复发，他仍然时而脾气暴躁，时而忧心忡忡。他的常年护士被告知，一旦她帮助他走到街上，就要立刻走开。他死于1906年5月23日。他的妻子后来声称，就在他临终前，他说道：“我亲爱的、亲爱的妻子，你对我一直是那么好，那么和蔼。” 这话听起来似乎与他的性格完全不符。无论如何，布尔医生的日记表明，那天下午，他一直昏迷不醒，不能说话。

《知识分子》

作者: [英] 保罗·约翰逊 

译者: 杨正润

版本: 巴别塔·台海出版社 2017年9月

本文内容经巴别塔图书授权整合自《知识分子》第三章（作者：保罗·约翰逊）；摘编有增删，标题为编者所加。整合与编辑：西西。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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