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父亲被日军俘虏修建铁路,儿子70年后把它写了下来 | 专访理查德·弗兰纳根

2018-03-21 张畅 新京报书评周刊

在泰、缅交界的他念他翁山脉与比劳山脉的原始森林里,泰缅铁路沿山势蜿蜒而卧。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之后,日军的海上补给线遭遇重创,为运送作战物资,日军胁迫6万多名盟军战俘和约30万名东南亚劳工,在一年多时间内修建了这条铁路。疾病、饥饿、过度疲劳、奴役、虐待、体罚、屈辱,1.6万战俘和9万劳工在此殒命。全线415公里的路,平均每修筑1公里,就有约600人丧命,这条铁路因此被称作“死亡铁路”。


理查德·弗兰纳根的父亲阿奇·弗兰纳根,一名普通澳大利亚士兵,二战期间在爪哇岛遭日军俘获后被运往泰缅,参与修建死亡铁路。他从这场劫难中侥幸活了下来。


差不多70年后,他的儿子凭借长篇《深入北方的小路》摘得2014年布克奖。小说以死亡铁路为背景,以父亲的经历为原型,双线讲述身为俘虏的澳大利亚医生多里戈·埃文斯,一面竭力营救手下的士兵,一面追忆生命中唯一一次爱情。逃出生死线后,他却再也不会与人分享,不懂如何去爱。


2014年,弗兰纳根凭借《深入北方的小路》摘得布克奖。


书的扉页上,写着一行小字——献给第三百三十五号俘虏。


3月15日到24日,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主办的第十一届“澳大利亚文学周”举办了一系列交流活动,理查德·弗兰纳根受邀来到中国,新京报书评周刊对他进行了专访。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张畅


理查德·弗兰纳根(Richard Flanagan,1961- ),澳大利亚作家,记者,制片人。小说代表作有《河流领路人之死》《一个巴掌能拍响》《古尔德的钓鱼书》等。2014年,他凭借《深入北方的小路》摘得布克奖。


被父亲的军官扇了三巴掌

“战争的邪恶和残暴并不在我俩之间”


十二年了,理查德·弗兰纳根还在写。他不想让《深入北方的小路》和市面上有关“死亡铁路”的书一个样。他想让它被铭记。可是,太难了。刚开始,他劝自己“别碰”这个厚重的题材,“可能会毁了它”。随时间推移,他却发觉,父亲太老了,如果不趁他在世写完,就永远完不成了。于是写书的想法“不停膨胀着,如鲠在喉”:“我不写这本书,就再也写不了别的书了。所以我必须写,为的就是能继续当一个作家。”为此他试过很多办法,用第一人称讲述,增减人物,尝试更柔和的叙事语言,都不行,烧掉手稿,重新开始,“就连写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句子都难”。

 

“为什么万物之始总有光?”小说伊始,读者被带入如梦似幻的往事回忆,主人公多里戈·埃文斯的人生就此展开。“快乐的人没有过去,不快乐的人除了过去一无所有。”作为战争幸存者回到澳大利亚的埃文斯得到了英雄般的褒奖,却失去了爱情,他陷入漩涡,爱,战争,人性,“要活下去就必须有一个荒唐的信念,那就是你能活下去,这信念高于一切”。阿奇·弗兰纳根也是这样,为穿过一生中的惨烈绝境、荒诞的记忆之谷,他不在意功名利禄,向往自由胜过权力。弗兰纳根成年后,才意识到,“父亲一生都被这个创伤改写了”。


《深入北方的小路》

作者:(澳大利亚)理查德·弗兰纳根

译者:金莉

版本: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7月


写作《深入北方的小路》接近尾声时,理查德·弗兰纳根决定亲自去趟日本。当他站在这片曾给父辈带去苦痛记忆的国土,却发现日本人“友好、善意、慷慨”,这令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悲伤”。东京郊区,一间出租车公司的办公室里,他见到了当年父亲所在战俘营中的韩国守卫,书中“巨蜥”崔胜民的原型。战后,“巨蜥”因战争罪行被判处死刑,后获减刑,并在1956年针对战犯的大赦中被释放,回日本注册了这家公司。这位93岁的老人透过浑浊的眼睛告诉弗兰纳根,他不记得了。

 

“请你扇我三个耳光。”弗兰纳根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日军战俘营,扇耳光是战俘受到的日常体罚方式之一。“巨蜥”难以置信地盯了他两秒,然后缓慢起身,扭过上半身,带动肩膀、手肘、手臂,扇在弗兰纳根脸上。一,二,三。“他本人或许真的不记得了,但他的身体记得。”弗兰纳根回忆说,被扇到第三巴掌时,整个房间的物件从墙上倾倒下来,周遭闪着诡异的光,有那么几秒钟,他似乎失去了意识,“好像东京发生了里氏7.8级大地震”。他望着老人,老人茫然望向他,“我走了那么远的路,只为了亲自体会战争的邪恶,但邪恶和残暴不在那里,不在我俩之间”。


泰缅铁路自1942年6月开始修建,全线计划施工年限为6年,但实际上仅仅用了15个月就完成了。如此高速度意味着对工人的高强度压迫,在高温高热的热带雨林中,悬崖峭壁之上,战俘与劳工仅靠锤子等简易工具开凿,许多战俘因为过度疲劳而死。


日本之行使弗兰纳根明白:“我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评判任何人,因为我不想让它成为反驳别人的武器,事情发生了,已经在那里了,你必须了解为什么人们会这么做。而如果你指责、做道德批判,就相当于是接续了这种邪恶,将它传递给更多的人。这是更大的灾难。”

 

终于,从日本回到澳大利亚之后的一个星期三早上,弗兰纳根写完了全书的最后一行。他将书稿发给出版社,出门,到医院的重症加护病房看望父亲。父亲见了他,问:书写得怎么样了?他答:写完了。当天中午,父亲过世。他没能等到这本书拿奖,在43个国家出版,世界范围内拥有千万读者,也没能读到日军战俘营其他幸存者读到这本书后,给儿子寄来的信:你说出了基本事实。



记住,也要警惕仇恨

“我见证过丧失记忆的族群陷入慌乱”


1961年,理查德·弗兰纳根生于澳大利亚东南部的塔斯马尼亚岛。在这座被称为“世界的尽头”的岛上,人们世代在森林里生活,砍树,挖洞,没人写作,也没人在意文字。弗兰纳根的祖父母不识字,全家唯独父亲“对写下来的文字有一种特殊的喜爱”。三四岁时,小弗兰纳根就想当个作家,只因这在父亲看来是件“了不得的事”。

 

小说处女作《河流领路人之死》问世前,弗兰纳根做了差不多十年工人,平时在建筑物上做工,夏天替人家的花园浇水种树。上世纪九十年代,远在北半球的中国经济崛起,澳大利亚因矿产资源丰富,成为中国钢铁制造的主要原材料产地。远离城市的荒地大多矿产富足,报酬不菲,一些塔斯马尼亚人专门乘飞机去打工。写《深入北方的小路》的过程太过漫长,花光了弗兰纳根所有的钱,虽不情愿,他还是考虑去矿上打工赚钱,好继续写作。好在布克奖的5万英镑(约合人民币44.4万元)奖金救了他,得奖后,媒体问他用5万块做什么,他说:“生活。”

 

在弗兰纳根生于斯长于斯的塔斯马尼亚岛,坐落着有“澳洲的古拉格”之称的阿瑟港监狱。1830年至1977年间,这里曾关押超过1万2千名英国重刑流放犯人,“整座岛都是英国王室的囚牢,英国人把罪犯押送过去,他们一辈子在那里劳作,定居”。世代沿袭,无论是曾经的王室罪犯,还是原住民,以及他们的后代,都能隐约感受到某种与历史有关的“记忆的压迫”,“他们终其一生都试图去了解这创伤究竟是什么”。或许正与此有关,从《河流领路人之死》到《一个巴掌能拍响》再到《深入北方的小路》,弗兰纳根都在探索关于“记忆”的秘密,“我见证过丧失记忆的族群是如何陷入慌乱的”,他说。


弗兰纳根的第二部作品《一个巴掌能拍响》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入围第48届柏林影展主竞赛单元。


弗兰纳根耗时十二年写《深入北方的小路》,“野心就是理解善恶、记忆与爱”,然而,“最终一无所获,什么都没弄明白,真的”,他呷一口桌上的咖啡,自嘲般苦笑着。

 

因为父亲深知被仇恨吞噬的滋味,也明白日后消化、舍弃仇恨的艰难,弗兰纳根反复提醒自己:“警惕仇恨。”他从小说中的细枝末节中一点点剔除道德审判的蛛丝马迹。唯有同情,方能了解;唯有了解,方能同情。他因而爱上日本文学闪耀的哲思和诗意隽永的美,写作方式也受到日本作家注重细节的影响,就连《深入北方的小路》的每个章节开头都是一行俳句。

 

不独日本文学,弗兰纳根同样欣赏威廉·福克纳、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这些响当当的名字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跃跃欲试,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到。尽管他自知同这些标准还有距离,“不过写作本身的意义,是能够为这个世界增添一点与美、与意义有关的事,它不会伤害别人,而对于爱它的人,它会回馈他以歌”。

 

“岁月为百代之过客,逝去之年亦为旅人也。于舟楫上过生涯,或执马辔而终其一生之人,日日生活皆为行旅。”元禄二年(1689)三月下旬,日本俳句大师松尾芭蕉由松户北上,行程两千四百公里,写下这首《奥之细道》,此为开篇。《奥之细道》,译成英文便是——《深入北方的小路》——回馈给弗兰纳根的歌。


对话

“小说家的一生只不停提问,

而不作回答”


新京报:在《深入北方的小路》中,你非常细致地描摹了二战时期修建死亡铁路的战俘在战俘营中的悲惨遭遇,这些故事的来源是什么?是否与你父亲的经历、讲述有关?还是更多出于你的文学想象?

 

理查德·弗兰纳根:大多数澳大利亚人都知道死亡铁路,因为好多澳大利亚人因此而死。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听我父亲讲过与死亡铁路有关的事,但他并没有和我讲太多,所以书中的大部分情节都是我编造的,毕竟这本书不是历史。但我还是会检查每一个细节,以确保它们的准确性。书出版之后,日军战俘营的幸存者写信告诉我,书中的情节基本准确,我很高兴。

 

新京报:你耗费了十二年的心血写这本书。

 

理查德·弗兰纳根:我想了很多办法怎么写得更真实、更有力量。我尝试过好多种叙事方法,用过第一人称来写,“我们做过……”这种,所有的人物和情节也和最终的版本不同;还用过一种更柔和的方式去讲述,人物比现有的多。每种方法都不奏效,所以我烧了这些手稿,重新开始。这不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好方法,但是我当时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困难和挑战有很多,很多时候连写好一个句子都很难,当你写出了自己满意的语句,就会觉得一天都心情舒畅。在此之前,我经历过很多糟糕透了的时间,只为了迎来这么一天。写作就是这样一个征途,你需要做的,就是在世界、语句和自我之间保持透明,万物在你的文字里都通透澄明。明白这个道理容易,但要做到是非常难的,这也是写作最困难的地方。

 

新京报:这本书的书名出自日本诗人松本芭蕉的俳句,书中也涉及日本哲学、文学、诗歌等内容。日本文学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理查德·弗兰纳根:如果说死亡铁路是日本历史上的污点,那么日本文学就是亮点,是人类创造的杰出文化,它诗意而隽永。我想如果能研究和了解日本作家笔下的美和哲思,用文字展现出来,这本书就经得起推敲。因为一本书不应被作者用于评判他人,而是应该呈现发生了什么,让读者自行评价。这本书受日本作家的影响很深,其结构受日本短篇小说的影响,行文方式也参照了日本作家注重细节讲述,至于每个细节是什么意思,要由读者自己来决定了。我希望能够通过将日本元素融入作品的方式,让作者从对日本人的道德评判中解脱出来,警惕仇恨。

 

新京报:为什么要警惕仇恨?

 

理查德·弗兰纳根:我想这是我们人之为人的关键所在,因为记住的最好方式,不管是关于战争、死亡铁路,还是对日本和历史,都不是仇恨本身,而是不再被仇恨裹挟。一旦整个社会被仇恨夺走,那么意味着之前人们的遭遇都白费了,一切都重写了。

 

新京报:在《深入北方的小路》中,你没有可以去正面描画邪恶,反而着墨于个体的“抗争”,爱与死、爱与失去、战俘在战争中和战后的记忆等等。你想借此和读者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

 

理查德·弗兰纳根:我想小说不是新闻,没有什么论点,更不是历史。小说家的人生不能有自己的观点,小说家的一生只不停提问而不作回答。小说就是关于人生的古怪、神秘和混乱。小说家无需假装知晓答案,只需引导读者更深刻地思考,让他们自己提出问题。这样,他们的工作就完成了。

 

新京报:《深入北方的小路》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在43个国家畅销,你认为它为什么能被这么多读者接受?

 

理查德·弗兰纳根:我想可能是因为世界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了,没人知道明天会怎样,无论是在美国、欧洲还是亚洲,人们都有类似的感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世界都毫无秩序可言,今天对的事明天可能就错了。既然所有人都不知道明天将会带来什么,这个故事可能会让他们想起,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我们还拥有彼此的爱,这大概是在我们的一生中唯一能确定的事了。不过这只是我的猜测,你得亲自问问我的读者们。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张畅;编辑:小盐。未经新京报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直接点击 关键词 查看以往的精彩~

好书致敬礼|2017十大好书|聚会方式第一批90后陈小武性骚扰事件黄仁宇社会我XX 孩子们的诗 | 2017年度好书 call | 至爱梵高 | 南京大屠杀 | 隐私 | 余光中 | 屠岸 | 《芳华》 | 西南联大  | 性社会学 | 11 | 秋季书单 | 江歌案 | 鱼山 | 龙榆生 | 阅读评审团 | 霉土豆 | 我和你 | 儿童性侵 | 广播体操 | 嘉年华 | 保温杯与中年危机 |《二十二》人性恶 | 低欲望社会 | 古典诗词


点击“阅读原文”,去我们的微店看看呀~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