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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日本人千里迢迢,跑到大理去种菜

杨司奇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19-09-03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几千年前,当陶渊明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或许已经预见了后来的无数个世纪里人类与自然不断分离又不断亲近的故事,早就知道放逐自己的人们终有一天会怀念一块安静的土地。

 

在一本名为《六》的书里,书写者苏娅和被书写者“六”共同讲述了一个日本自由音乐创作者在中国大理亲近自然、用自然农法耕种、践行自然教育的故事。有人称此为“一位来自日本的不写诗的现代陶渊明的生活展开方式”。


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归园田居”的古典故事传承,但其实它是一个有着某种造梦意义的、异质的现代故事。因为在当下中国,它竟然对很多渴望成功的人们构成了治愈。六的故事,不但给了作者一个释放自己的出口,也给了我们一个想象自己的入口。


新京报书评周刊9/29专题微信推送

首文:《一个日本人千里迢迢,跑到大理去种菜》/ 二条:《我想写下他的故事,为自然赋予句子的形状 | 书写者苏娅》/ 三条:《回归自然,灵魂就有家可归了吗?》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杨司奇


“突然渴望脚踏实地地活着”


六是日本千叶县人,本名上条辽太郎,后来迁居到大理,人们称他为“六”。


他在城市里长大,18岁和22岁先后两次离开日本,到澳洲、印度和中国旅行。他去不同的地方,遇到喜欢且适合的就住下来,依靠劳动和服务换取免费的食物和住处,用做农业的方式随遇而安地生活几年,一路上不停地学习技艺、融入当地的生活。22岁的那次旅行把他带到了大理,他一住就是七年。


在大理,六采用自然农法进行耕种,结识了妻子阿雅,并有了三个可爱的孩子。他用最自然的方法教育他的孩子们。六所理解的教育,是孩子在生活中遇到的所有事物。六喜欢这样的旅行——到不同的地方试验农业和小手工业的生产方式,满足一家人生活所需。种地是依靠经验的劳动,每到一个地方,至少要花两三年才能摸清当地的气候,土质、降水和风俗等。他有一个“轻轻的愿望”——在亚洲欧洲、澳洲、美洲和非洲都生活几年,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做农业。六觉得,人后退着插秧,但种的稻秧一直在向前延伸,这很像人生,看上去在倒退,其实是向前走的。


六。


18岁到22岁,是六人生中最寂寞的一段时光,身边没有朋友,也没有能深入交谈的同伴。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开始认真地思考很多问题。在东京,六遇见一些年长的人,他们有的做农业,有的做音乐。六喜欢上了派对音乐,想成为一名DJ。有人告诉他:你应该去澳大利亚,那里有很多森林音乐派对。大学上了一学期,六就休学了,去澳大利亚旅行了一年。最初,他三个月就换一个地方,搭车去不同的目的地。后来,他在一个农场里干了半年,买了辆汽车,可没开多久车就坏了,只好继续搭车旅行。一路上,他参加了很多派对,遇见了很多人。


六的老家日本千叶是一个介于大都市和农村之间的城市。住在那里的大部分成年人每天清晨从千叶出发,乘坐三十多分钟JR列车去东京上班,朝夕往返。六的爸爸是上班族中的一员,在一家有名的内衣制造公司工作,朝九晚五。爸爸年轻时特别爱玩,下班后总要去居酒屋喝一杯,消磨到很晚才回家,老是很疲惫的样子,对家里的事显得漫不经心。六的妈妈是一家英语教育机构的教员,也在家里接收学生,辅导小孩子学英文。妈妈会说英文,只是由于害羞很少说。此外,她还兼任一些照看老人的工作,帮他们做饭、洗澡、换尿布,总是非常辛劳。


六和阿雅有第一个孩子时,曾想过要不要回日本生活。如果回日本,按惯例他只能去一个公司上班,朝九晚五地度过下半辈子。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十八岁时,六对将来的生活就有了基本的设想。他喜欢用自然的方式做农业,土地、劳作和自然中的事物让他亲近和放松。因为有了孩子,六觉得自己反而应该更快乐地生活、做真正喜欢的事。如果为了孩子改变人生的方向,不能继续过喜欢的生活,等他们长大了,虽然会感谢爸爸,但也会为爸爸感到遗憾。六不希望成年后的三兄弟回看他的一生时,也带着像他看自己爸爸一样的心情。爸爸的一生很寂寞,效力于一家公司,做着重复的工作。六说。


六的妻子阿雅。


在日本的四国岛,有一条一千二百公里左右的遍路,它连接着八十八个寺庙。六21岁那年,一个住在四国岛的朋友自杀了。一年后,六去日本南方的一个小岛看日全食。头一天他去爬山,结果从山顶摔了下去。当时是傍晚,手机还有信号,和他一起做音乐的朋友打电话求救。救援队说第二天早上会派直升机过去。那天晚上风很大,天气寒冷,六的一条腿完全动弹不了。朋友烧火给他取暖,但一点用也没有。第二天,直升机把六带了出来,他的腿需要手术。


手术后,六的积蓄花光了。此前,他年少轻狂,觉得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却没有一件事能定住他各式各样狂野的梦。此刻,时间停滞,生活久久不能前进。病床上难挨时,他想东想西。像他这样的人,日本有种说法:脚不沾地,有点飞。从高处摔下来大概是个启示,他必须认真考虑自己想做什么。种地是他一直以来特别喜欢的事,于是就决定了:好,我就开始种地吧。后来,每当不清楚前路时,六都会问问自己。能做什么就去做,如果一直做下去,就有可能遇上比想象中更好的未来。


九个月后,六腿里的钢板取掉了。过了两个星期,那位自杀朋友的父母联系他,说他们的儿子曾有一个愿望——走完四国岛88个寺庙的遍路,疗愈自己的精神疾病。结果愿望还没实现,人就离开了。朋友的父母想走这条路,但他们年纪太大了。六当时的工作是在路上做音乐,平日里就是走到本地的火车站,坐车去下个地方,过着相对自由的生活。他想自己别的事做不了,但可以走路,就答应帮他们去走四国遍路。只是单纯地被愿望驱使——我需要做这件事,六去四国岛替朋友完成了心愿。那条遍路上的88个寺庙,每个都有编号,朋友的老家在一号与十八号寺庙之间的一座小城里。六选择走相反的方向—一从八十八号寺庙到一号寺庙——他会把他带回去。多年后,六回忆人生中的这段经历:从高处坠落好像呼应着当时内心的彷徨、焦虑和自省,脚不沾地、飘来荡去的生活困扰着他,他渴望脚踏实地地活着。(关于六的故事,主要内容整合自《六》这本书。)


《六》

一个日本人在大理的耕食与爱情


作者:上条辽太郎 / 苏娅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


对话六

像嬉皮,但并非嬉皮


新京报:“如果抱着一个不好的想法死守在一个地方就太沉重了,而且总是待在一个特别熟的地方也不好玩。”你这样说过。但很多人是安土重迁的,而你虽然亲近土地,却并不对土地有执念,也似乎不对故乡有执念。

 

六:我在大理七年,时间越长就越理解这里。但七年的时间,对于理解土地来说还不够,所以需要更长的时间。我喜欢待在一个地方久一点,然后继续旅行。对我来说,总是在一个地方,就会失去新鲜感,我的性格里有这种需要新鲜的东西在。以前会有怀乡的想法,现在没有了,在哪里都一样。如果在日本,我的生活轨道就会固定下来,但如果在日本之外,我的人生中就有机会去不同的地方。我喜欢从零开始,我不需要安全感,不需要稳定的感觉,并且“接受”这样的状态。但我不是说稳定不好,没有“好”与“不好”。


六和阿雅喜欢简朴的房子,院子里的石头墙和仙人掌都留了下来。


新京报:你觉得大理是个怎样的地方?与日本有什么分别?

 

:大理和日本的差别是,大理很方便,有很多新鲜事物,几个月就有很大的变化。但在日本农村,好几年都不会有大变化,唯一的变化是老人的去世。在日本很舒服,有人们所谓的安全感,但在大理就没有这种安全感。我刚来大理的时候,人不多,很安静,但有一种刚刚开始要变化的感觉。只三四年,大理的人就多了起来。这种变化既有趣有乏味,但我的生活是不变的。

 

新京报:这些似乎和你之前说的“没有分别心”有关。

 

六:“好”与“不好”是一起的,这个分别不知道是谁定的。我可以说我“喜欢”或者“不喜欢”,但我不能说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的心会很累,会越来越窄,是不幸福的。对我来说,考虑这是好的种子,那是不好的种子,是很可怕的事情。


新京报:你说,如果想保持人的天性,得吃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它们驯化着我们的内在。人内在的能量与吃的东西有很大关系。但很多人并不会从精神上打量自己的食物。

 

六:如果我们吃自然的东西,心就会干净一点。如果吃了不开心的动物,人的心也会变得不开心,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其中会有一些看不见的影响。我改变不了很多,但我可以把我自己种的东西分享给他人,分享这种幸福。


院子,石头墙和养的鸡。


新京报:在走完四国遍路后,你开始相信一些看不见也说不清的事,在宗教里也有很多类似的相通的东西,比如基督教里的“上帝”,就是看不见的,它引起人的敬畏,指向一种信念的东西。你说,人应当被信念领着去和世界对话,那么你的“宗教”是否可以说是一种万物有灵的宗教?

 

六:是的。比如佛教里的“佛”,它也是看不见的,它在我们的心里,但我们的“心”也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应该敬畏自己的人生。我的宗教比较自然,日本有一种自然的宗教,名叫アニミズム(Animism,万物有灵),南美也有。宗教也没有好与不好之分,我们只需要有信念。我们拥有的不可能是一直成功的生活,不可能是一直开花的、幸福的生活,有时候我们受伤、生病、甚至自杀,会怀疑,为什么自己的人生是这样?我对所有都“接受”,还是需要“相信”。

 

新京报:你说,与苏娅共同创作这本书时,一直在想自己最想传达给读者的、最想让别人思考的,也许可以说是“内心与生活的富足”。何谓内心富足?这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个遥远的理想。你心中的“内心富足”包含哪些东西,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六:特别简单。但简单的东西是最难的。比如我的孩子成长得好,家人很开心,这就是我的幸福,就会感受到内心充裕。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简单的幸福。如果是复杂的幸福,就很难找到。


新京报:你时常提到“对话”一词。人与世界相处得怎样,其实是看你的对话能力怎样。

 

六:我觉得是这样。如果我们选择这样的想法,可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更好。但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我希望大家各自找到一种“对自己”解决的方法。现在很多人不幸福,其实是不知道怎么解决自己的问题。我觉得需要通过对话知道自己是怎样的,这很重要。但我的想法不一定对,我只是分享了一个可能。


人后退着插秧,但种的稻秧一直在向前延伸。这很像人生,看上去在倒退,其实是向前走的。


新京报:你说,日本是一个很注重“调和”的民族,这一传统对你产生了哪些影响?

 

六:比如说,我和日本人一起工作很容易。做一件事,大家会一起做,会考虑彼此,很少完全自己来做。总是自己来做就会失调。“调和”的意思是,无论是小的还是大的事物或者人都能发挥自己的力量,比如音乐中的小乐符和大乐章。

 

新京报:音乐对你有怎样的意义?为何喜欢迷幻电子乐和摇滚乐?为何喜欢演奏澳洲的传统乐器迪吉里杜管(Didgeridoo)?

 

六:在我开始喜欢音乐的时候,是电子乐影响了我。之所以去澳大利亚,也是因为想去学电子乐,里面那种循环的东西很吸引我。电子乐很精确,乐器不可能太精确。这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合在一起有点难,但也很有挑战性。我喜欢那种比较“低下”的电子乐,将音乐分享给人听,给普通人听。“迷幻音乐”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现在做的音乐并不是很迷幻,但有一些感觉在里面。如果有乐器加入的话,比如迪吉里杜管,后面有很多“飞”的感觉。这是我想做的事情,不针对特定的人,也不追求流行。在音乐上,我喜欢更复杂一点,这或许有些矛盾,但这个世界就是如此。


六擅长吹奏澳洲的传统乐器迪吉里杜管。他每个月都会和朋友们一起做一个现场的激情演出。


新京报:很多人用“嬉皮”一词来形容你,你觉得自己是“嬉皮”吗?

 

六:我不是嬉皮。“嬉皮”是60年代的产物,他们反叛现实世界。我是一个比较随便、比较自由的人,喜欢自然,喜欢自己种地。有人说我是“嬉皮”,可能是因为年轻时嬉皮文化给我的影响很多,但我自己并不觉得自己是“嬉皮”。我与60年代的人很不相同,他们有明确的想法,反对越南战争等,而我并没有某种明确的理念,没有太多的意见。像嬉皮,但并不是嬉皮。


记者手记

人和人在彼此的气息里交往


与六说话时的那种感觉不可言传。虽然六的汉语词汇不够丰富,表达间隙常有停顿与踟蹰,因此其话语通常呈现为一种破碎的、曲折的、断片式的状态。但他有一种语言天赋,能用很少、不断往复的词汇将意义导向至为幽微之处,那些断裂的句子也并没有失去它们的生命,其气息依旧彼此勾缀,连成一脉。


这让我想起六对于细菌的认识。他说,看不见的菌群在一段时间里相互影响,形成发酵食物特有的味道,这有点像人和人在彼此的气息里交往——我们带着各自的细菌生活,在某种契机下开始相处。六偏爱那些能够发酵的事物,人的意识、感觉、对过往的认识、人与人之间、人与事物之间,都在缓慢地发酵、永恒地生灭,这其中有一些看不见也说不清的事。六相信这些,还有其中蕴含的力。所谓“力”,用六的语言来讲,就好比做东西的人与吃东西的人。做的人心里有一种爱,吃的人吃到一种味道,这些都是看不见的。但这中间有一种看不见的力,可以给人以能量。


院子角落里的“地球烤箱”。六和朋友们常常用柴火烤制比萨和面包。


我还想起六所做的音乐,他的音乐是有呼吸的。他常常为他的庄稼演奏澳洲的传统乐器迪吉里杜管。迪吉里杜管的声音来自一阵小型的风,从空心的核桃木长管中发出。六辨析风的来源,控制它的力道大小。这力形成了音乐。年轻时,各式各样的迷幻电子乐和摇滚乐也曾让他抱住一股混沌之力,似乎可以抵抗些什么,但他抵抗的东西很缥缈,也许只是孤独感和被无形的条条框框困住的感觉。


六形容那时的自己“脚不沾地,有点飞”,某次从高处坠落的经历让他意识到了某种名为“隐喻”和“命运”的东西,他突然渴望脚踏实地地活着。从逃离到不再逃跑,他迅速地经历了这一过程。如今他不再“抵抗”,学会了一个新的词语——接受。多年跨越国境的旅行让他懂得包容不同生活方式的重要,也教会他平和地面对不同的社会规则。六反思说,也许每一代人反叛的都是上一代人建立的制度和传统,父母那一代反叛的东西经由他这一代的反叛又回来了。


年轻时,他喜欢写日记,现在基本不再写。“现在不记日记了也是好事情,因为想法差不多固定了。年轻时思想总是在变,所以经常记下来。如果以后我生病了,可能会再写,每个人每个时刻都是不同的,我现在说这些话,可能几十年后,又不是这样想的了。”六的生活处于一种“正在进行时”的状态,他的想法随时在变。


这让我想起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以前六在街头弹琴卖艺时,苏娅每次路过都会放一点钱,但在她第三次放钱时,六拒绝了。苏娅猜想,六可能是因为觉得连续三次接受同一个人的钱属于乞讨而非工作回报,所以拒绝,他心中有度,觉得“可以了”。但这个猜想没有得到验证,后来多次问起,六每次只是笑笑。但苏娅后来想了想又说,我们问他是否心中有一个度,他可以回答是或者不是,但这样的回答其实是没有意义的,那个行为只是那一秒钟他的意识的印痕。他当时的行为并不需要印证。不过就算他只是笑一下,也算是一个回应。当我向六求证时,六依旧只是笑笑说:“我不记得了。我不知道。”




本文整理自2018年9月29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2版。撰文:新京报记者 杨司奇;编辑:李妍、安安。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9月29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1版~B12版


「主题」B01 |  田园将芜胡不归  我们的漫游与还乡

「主题」B02 |  六在大理:是“嬉皮”,不是“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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