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无情嘲讽“油腻”，男性气概已经不合时宜了吗？
在近些年的公共话语空间里，“性别”正在成为最能牵动共情和引爆能量的议题之一。2020年，伴随“她经济”崛起，乘风破浪的姐姐等“她综艺”热播，papi酱冠姓权、性侵养女案等事件，丰富了我们讨论性别与权力的维度。反思父权制的呼声亢进，同时出现了“男性的衰落”的相关表达。一些男性知识分子开始感到有必要或被要求对女性议题发表观点，“性别对抗”的情绪则弥漫在网络讨论之中。
女性希望“男女都一样”，但也可能陷于花木兰式的自我压抑；男性则为“无人气”感到不安，希望保护男性的权利。本专题聚焦当下的性别情绪，关注近年来，“女性的崛起”与“男性的衰落”在话语空间掀起的波澜，指出当下流行的性别语言中存在的种种误认。
撰文 | 董牧孜
“这个时代的男人在走下坡路吗？”伦敦艺术大学校长格雷森·佩里（Grayson Perry）的《男性的衰落》近期推出了中译本，腰封向所有男性发起挑衅：“世界上所有问题都能归结到一个病根：有Y染色体的人的行为。”
这样的“狂言”尽管出自一名白人男性（该身份近年不太光彩），但作者格雷森本人是一位艺术家、异装爱好者——这种角色让他很难彻底无条件地拥抱男性身份（人们总爱说艺术家是“雌雄同体”）。他自己也说，“在潜意识里想与男性身份决裂，或至少是幻想飞向女性气质”。格雷森的想法，放在今天不论是欧美还是中国无疑都体现出一种时代性——男性气概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一种无可置疑的美德了。不单是女性，很多男性也会对同类身上过剩的“男人味”感到不适。
如果说“厌女症”（misogyny）是一种扎根于父权制具体历史之下的心理结构，那么女力崛起的时代存在“厌男症”（misandry）吗？“厌男症”会成为今天政治经济结构变动之下，性别角力的新症候吗？加拿大社会学家安东尼·辛诺特（Anthony Synnott）坚信如此，在《重思男人：英雄、恶棍和受害者》（Re-Thinking Men: Heroes, Villains and Victims，2009）一书中，他明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对男人的讨厌、害怕、愤怒和蔑视，正在曾为今天隐蔽的事实，尤其是一些总以“受害者”身份诉说的女性主义者让男人们“真的受伤了”。写过《散播厌男症》（Spreading Misandry，2006）的保罗·内桑森（Paul Nathanson）和凯瑟琳·杨（Katherine Young）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显然，“厌男症”概念本身的内涵还需要进一步辨析，不能仅仅停留在总结“现象观察”层面。贾宝玉有句名言广为流传：“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那么贾宝玉也是一个“厌男”的女权主义者吗？显然，贾宝玉并不是喜欢所有女人（他嫌恶那些“全无生气”的老婆子，比如奶妈李嬷嬷），也并不是讨厌所有男人（秦钟、蒋玉菡、北静王等才情美男都令他心生爱慕）。所谓的厌男症背后，是怎样的男性气质正在变得不合时宜？
在我看来，把今天的“厌男风气”视作厌女症这种历史债务和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但不论如何，针对“男性衰落”的煽风点火似乎正在成为一种现实，并在男性和女性那里分别遭遇了不同的态度：不少女性倾向嘲讽拉踩，不少男性心怀不平怨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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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气概岌岌可危？
在国内，针对“油腻中年男人”的群嘲和反感，是一场祛魅男性气概的狂欢。其中，山东男人”似乎成了吃瓜群众眼中男性气概的过时样板，比如黄晓明、靳东、翟天临、黄子韬等，都曾因为“迷之自信”、“爹味”等男性特质带来了欢乐的槽点。以山东籍演员黄晓明为例。他在综艺《中餐厅》中的言论，诸如“不要你觉得，要我觉得”“你们不要闹了”“都听我的”，被网友解构并戏称为“明学”。事后，黄晓明不得不以“自黑”的方式来化解这场男性气质危机造成的尴尬。“明言明语”是男性气概典型的表达方式，却未能作为权威得到（尤其是女性的）服从和认同，这也可视作今天“男性的衰落”的一种表现——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强调等级、服从与轻视女性的男性秩序依然占据主导。
在学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明言明语”的著作，是哈维·C.曼斯菲尔德的《男性气概》，他试图以达尔文、科学、社会科学、流俗观点、认知捷径、权威、正义、男性、攻击性等词语，包裹出一个非常恰当地存在于人类之中的名词：男性气概。曼斯菲尔德在学界和政界赫赫有名，他持施特劳斯主义和保守主义立场，大名鼎鼎的马克·里拉、弗朗西斯·福山等都是他的弟子。《男性气概》这本书可能会使许多女性主义者感到不适，但不得不说有趣至极，曼斯菲尔德以“迷之自信”生动诠释了何谓男性气概，他讲话的口吻夸张而权威，得出的结论确之凿凿，却缺乏细致的论证——而这不正是男性气概的特征吗？
《男性气概》，（美）哈维·C.曼斯菲尔德著，刘玮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版
尽管曼斯菲尔德认为男性气概好处坏处各占一半，也承认“人们已经大体接受性别中立是唯一合法的生活方式”，但他觉得人们无法真正地以“性别中立”的方式去生活。他之所以认为“性别中立”不成立，出发点并不是出于尊重“性别差异”背后不同的主体性，“差异”的内涵对他来说不值得辨析，关键是差异意味着高下之别：“它渴望找出与它看不起的女人之间的区别”。在他看来，男性气质是一种最高的品质，其本质是不言自明的权威、自信、解决问题的指挥能力；是充满激情的品质，尽管也可能带来无法自制的情况。
在曼斯菲尔德看来，不是所有男人都具有男性气概，这只是“少数男性以一种最高级的方式具有的品质”，“渴望在冒险中寻求荣耀，不可能遵守平静安全的理想生活”。然而，换个角度来看，曼斯菲尔德这种洋洋得意的口吻，不过是表明了他作为男性气概既得利益者的身份。而他的色厉内荏，实际上更多地透露出当下性别对抗下的男性身份危机。
电影《勇敢的心》（1995）剧照。
曼斯菲尔德描述了当下“充满进攻性的女性”和“体贴的男性”。在这个时代，美国的父亲们原来占有统治地位的父权被颠覆了，“他只有‘欣然’屈服”，也“没有哪个男人敢像一个世纪以前揶揄那些女性政治权利的人那样拿女性主义者开玩笑了”。他甚至非常露骨地表达了男性在“女性崛起”时代的“慷慨”：“男人不太介意女人与他们分享传统上属于他们的机会，他们也对这样的女人给予了尊重。但是他们不愿意干那些女人扔下不做的工作。”换句话说就是，“女人现在偏爱男人的工作，男人鄙视女人的工作”。用上野千鹤子的表达则是，“男人们早已知道，不仅主妇，主夫也是处于不利位置的。”
曼斯菲尔德的表述所对应的史实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将女性和男性推进了同样的劳动力市场，而女性作为普遍意义上更为廉价的劳动力，挤占了大量男性原本占据的工作岗位（尤其是战争，往往伴随着女性就业率的提升）。女性需要同时在工作和家庭领域同时承担责任——这既意味着自我实现的自由，也是一种双重压迫，因此女性要求男性分担私领域的无偿劳动。然而对于一部分因地位下行而心怀困惑和不悦的男性们来说，这是极不情愿、不合理、违反历史天命的选择。在有选择的前提下，谁又愿意接受不利的地位呢？
《男性的衰落》，（英）格雷森·佩里著，张艳、许敏译，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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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愿意听听‘男权’的声音？”
如果换个角度理解曼斯菲尔德这种慷慨的施舍口吻，我们看到的将是另一幅图景：男性受到侮辱和损害，背负沉重枷锁，以及无人关注的牺牲之哀。沃伦·法雷尔的《男权的神话》一书，以同情的理解表达了弱势男性在今天日益凸显的不幸。尽管这种表述的支持者往往与《红色药丸》那类右翼保守主义势力的意识形态脱不开干系，也令女性主义者感到不安和愤懑，但客观意义上讲有其合理性。
“男性的衰落”（更准确地说，是“部分男性的衰落”），这是男权制社会结构必然产生的硬币两面，也是“大多数男人和少数女人”无法拥有曼斯菲尔德所推崇的男性气概的根本原因：父权制的等级结构必然产生无法翻身的男性弱者。而在当下，独立精英女性的崛起，让原有父权制结构下弱者的配比发生了改变，一部分男性失去了原本无可置疑的相对优势，比他们“弱”的女性不像以前那样遍地都是了，这损害了男性自我认同的能力——于是，不是所有男人都可以成为“真正的男人”。
比如，在那些低下阶层被视作失败者的男性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从前的父权制中盛行的常态：男性弱者透过针对女性的暴力来消减和释放自己的不幸（同理，女性也会将自己被压抑的不幸转嫁到更为弱势的女性身上，比如母亲对女儿、婆婆对媳妇）。
正如社会新闻所见，如今许多乡村底层男性直至中年依然无法讨到老婆，而大城市则有大量高学历中产“剩女”无法觅得理想的配偶。尽管这很容易被误解为性别翻转之下男性和女性的“双输”：男性的婚姻家庭乐园失落了；而女性必须单打独斗，无法再享受男性气概的有力庇护。但是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现实：对于传统社会男性人人都能觅得对象、成立家庭的美好想象，完全是一种虚假的怀旧。
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指出的那样，一夫一妻专偶制的起源，不是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在历史上，无论男女，婚姻都是一种两家结盟的交换行为，目的是使双方的社会资源最大化，男人期待的是正妻的门第和财产，而不是爱情、美貌或别的什么。这意味着，处于上层的男人独占许多女人，下层男人得不到充分的女性资源。没有资源的男性，婚姻的大门将不向其打开。现代庸人的那种由脉脉温情同家庭龃龉组合的理想，起源于残酷的开端：在罗马人那里，familia这个词起初并不指夫妻及其子女，而只是指奴隶。
当我们说“剩男的孤单”和“剩女的寂寞”时，往往还包含另一层含义：女性终于拥有了不进入婚姻的权利——尽管那也可能是一种无奈而苦涩的选择。但它毕竟也展露了另一个真相：传统社会受到男性气概庇护的女性绝不等于无忧和幸福，正如恩格斯所说，“外表上受尊敬的、脱离一切实际劳动的文明时代的贵妇人，比起野蛮时代辛苦劳动的妇女，其社会地位是无比低下的。后者在本民族中被看作真正的贵妇人，而就其地位的性质来说，她们也确实如此。”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日）上野千鹤子著，邹韵/薛梅译，绿林社·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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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气”的男性
对于弱势男性的同情，显然包含了社会批判的人道主义关怀，但无条件的怜悯也可能是危险的，这种论调可能塑造一种自视无辜纯洁、却不承担责任、甚至冷酷无情的厌女症患者。
日本学者三浦展是“男权”的呼吁者，他断定“这是一个男人受难的时代”，“无论在小学中学大学，还是在就职活动中，女人都比男人占优势。”三浦展认为，“无人气”是关乎现代男人生死的问题，他甚至提出以《男人保护法》作为对策。
不过，关于女性中的性弱者，三浦展这类男权呼吁者则完全没有提及。长久以来，女人一直被宣告“不被男人选上的你什么也不是”，现在，男人们开始宣布“不被女人选上的你什么也不是”。从女性立场来看，这种现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社会性别关系的不对称终于得到矫正而出现的结果吗？尽管那是另一种畸形的矫正。
2008年，日本秋叶原发生的K君无差别杀伤事件，可视作三浦展“无人气”威胁论的一种对照。K君自认为行凶的原因是“无人气”，自己外貌不佳，因此没有女人喜欢他。他认为假如自己有个女朋友，一切悲剧都不会发生，潜在含义是：都是女人的错。正如上野千鹤子指出的那样，K君的思维方式，既是保护自尊心的一种自我欺骗方式，也表明他是多么欠缺与女性的实际交往，他对女性的现状既不理解也不关心。在他的头脑中，女人就是被男人外貌吸引的那么简单的动物，这只能反过来显示出他自身异性观的狭隘。事实上，外貌不佳但“有人气”的男性何止少数？在现代社会，交流能力已经成为“人气”的必要条件，就男女关系而言，尊重和理解女性的男性才会反过来赢得女性的爱与尊重。
K君的案例，当然是一个过于极端的案例，但也体现出今天两性关系中的关键：很多有关“男人衰落”的体验，不单是因为他们尝到了（难以改变的）不利政治经济地位造成的苦涩伤害（像从前的女人那样），还因为他们把自己视作封闭的个体，（像从前的男人那样）将女性视作不可理解、也不需要去理解的他者，只是幻想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屈从或满足自己需求和欲望的对象。这是一种真正的犬儒心态，在前些年有关“屌丝”“女性”的网络流行语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内心里渴望但又羞辱求而不得的女神，在现实中讨好却也轻视不那么称心如意的女友，但却回避真实存在的沟通和情感问题。如果我们将男性气概理解为曼斯菲尔德所称赞的直面和解决问题的激情与能力，这恰恰是男性气概的真正丧失，“k君”式的心态，既是对于女性他者、也是对于男性自身的轻视与厌恶。
在过往的历史中，男人倾向于说教，女性倾向于（被迫）沉默。今天的女性不太能够接受这种状况了。丽贝卡·索尔尼特在《爱说教的男人》一书中表达了一种普遍的不满：男人“坚持他们不把女人自述的真实经历当真的权利”。网友们发明了“男式说教”（mansplaining）这个词，不无嘲讽地意指“有些男人爱解释他们不该解释，却听不到他们该听的。”如果我们把这些现象视作“男性的衰落”，不如把它理解为寻求更为平等、尊重的两性关系的新起点。
今天的两性冲突，不应该发展为一场本质主义上的性别战争或男女对抗。女性主义者要争取的，也不是凌驾于男性之上的权利。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两性之间相爱相杀的历史造成了双方的伤痛，但更可怕的是不能正面回击当下的真实问题。今天，我们寻找性对象与爱人的体系如同一个自由市场，如同宫台真司所说，越是“自由市场化”，成为性弱者的男人就会越多。“性的市场”的规则放松，意味着要求男人们也应该具备与人沟通交流的技能——这是可以习得的，也意味着女人们也应该直面过往的自我压抑，至于培养这些能力的第一步，首先就是反思和克服厌女症这一历史的债务。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董牧孜；编辑：宫照华 李永博；校对：翟永军。封面素材来自《勇敢的心》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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