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考上985， 就不配自称“小镇做题家”吗？丨对话黄灯

没考上985，就不配自称“小镇做题家”吗？丨对话黄灯

Original 董牧孜新京报书评周刊

新学期刚开启，那场改变许多人命运的高考，已结束近两个月。在这期间，有个“发明”时间仅三个多月的新词，成了很多人口中的流行语——“小镇做题家”。有人预言，这个词将在未来成为像“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样人尽皆知的精辟词汇。

“小镇做题家”，是那些通过高考进入重点高校，从物理上离开了“小镇”，但在精神上没有办法摆脱小地方的青年的自称。它最早出现于豆瓣小组“985废物引进计划”。这个成立于今年5月10日的小组，成员很快从个位数增长到近10万。

作为“小镇青年”叙事下的衍生词汇，“小镇做题家”实际上是985、211大学的学生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形象化表述，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精英学生对于自己精神世界略带沮丧的描述。

然而，现实中通过高考进入高等教育体系的大学生，某种意义上皆可被称为“做题家”。如果我们跳出狭义的“小镇做题家”讨论，会发现二本、三本和专科学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却被排除在讨论之外，而这背后，则是中国高等教育机制的代际变化和社会流动的历史变迁。

截至2020年6月，全国有3005所高等学府，其中本科院校1258所，人们熟知的985和211院校只占100多席。中国二本院校的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折射了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然而，相较“985five”们，二本及以下学生面目却是有些模糊。

近日，学者、作家黄灯出版了最新作品《我的二本学生》，关注中国最普通二本院校学生的命运。黄灯在一所二本院校从教，长期的课堂教学以及课后的师生交流，使她成为这群学生成长变化的见证者。

△《我的二本学生》，黄灯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20年8月。黄灯在这本书中分享了15年的一线教学经验，对4500个学生的长期观察和长达10年的跟踪走访，也有两届班主任工作的总结思考，更有近100名学生的现身说法。

哪怕二本院校的孩子，还是可以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为什么这些出身小镇的985大学生开始自嘲“废物”？相比而言，二本学生有哪些优势？“小镇做题家”如何才能摆脱自我封闭和自我否定的情绪，回归接地气的生活状态？本期“反向流行”主播董牧孜联合理想国播客“Naive咖啡馆”主播郝汉，邀请嘉宾黄灯教授聊了聊“小镇做题家”该如何通过自我反思，和过去和解，面对真实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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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考上985，

就不配自称“小镇做题家”吗？

郝汉：在某种意义上，“小镇做题家”一说是在文化上对于村镇出身的回望。黄灯老师会认为自己是“小镇做题家”吗？

黄灯：初听“小镇做题家”五个字，感触特别多。由于年龄和工作经历的缘故，我见证着这一群孩子的成长，却从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们会自我标榜为“小镇做题家”。这种身份认同一方面特别准确，另外一方面又特别让我难受。

我观察过，现在的学生考上985、211大学的难度，一点不比当时我们“70后”考上对应层次的大学难度小。我当初上的大学是一所专科学校岳阳大学（如今已被合并），尽管对没有复读一直遗憾，但我还是有考上大学的自豪感，我不否认内心深处弥漫的天之骄子的真实感觉。为什么当年一个专科生都会有天之骄子的感觉，但是现在一个985、211大学的学生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废物，一个“小镇做题家”？这种自我认知的差异，值得琢磨。

另外，我觉得我当年不是“小镇做题家”，首先我不来自小镇，我出生在乡村，其次，我的求学过程中，做题真的不多，那时没有刷题这个概念。换言之，我没有像现在高考的孩子那样，陷入无尽的题海，做那么多题。我记得我们当年的试卷，都是用钢板刻出来再油印的。老师们觉得刻一张试卷是非常神圣的工作，会精雕细琢地选题目，整个教育过程中重复性劳动很少，教育理念偏向让学生用尽可能少的时间掌握知识，而不是让他们拼体力。所以我在读初中和高中的时候，还有大把的时间去写信、交笔友，甚至谈恋爱、写诗，也会参加大量的家务劳动，从来不会觉得少做一套试卷就很焦虑。

△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教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著有《我的二本学生》《大地上的亲人》等，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曾获 “第二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非虚构奖、《当代作家评论》年度论文奖等。

郝汉：在豆瓣“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中，也会有些二、三本学生或者专科的学生抒发自己的遭遇，但有部分（当然不是全部）被讽刺说：“你只考了四五百分，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小镇做题家吗？”目前在狭义的定义中，没考上985、211，没考上重点大学是不配称为“小镇做题家”的，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黄灯：很多人会认为，学历歧视由来已久。但根据我的观察，根深蒂固的学历歧视，是近十几年伴随应试教育的推进才被强化的。在我读大学时，专科学校和本科学校、重点大学之间没有明显的鄙视链，充其量专科生会发自内心羡慕名校学生所拥有的教育资源，能去更好的城市见更多的世面，而不会觉得彼此命运有天壤之别。在考研和考博士时，只要符合学校的报考条件，专科生和北京大学本科生的起点，在招考的学校看来，没有本质差异。

我硕士和博士在国内较好的大学入读，跟学校的本科生也有过接触，因为这时高校已经全部并轨，我能感觉到他们比之地方院校，会有更强的自豪感和身份上的优越感。而我因为在并轨之前进入大学，这种因为学校差异所带来的认同差异，并没有如此明显。话说回来，我高考那年，湖南文科专科和本科之间的分数线原本差异不大——我当初如果再多考4分就可以进湖南师大，再多考二十多分，可以进一所较好的重点大学。但现在，专科和本科的分数线相差几百分，普通本科和重点本科相差几十分，重点本科和顶级大学又有不小的距离，所以，这种无形中的优越感也有现实根据，985、211大学学生嘲讽地方院校学生不配称为“小镇做题家”，仿佛也有道理。

出身与出路：

从小镇到大城市有多远？

董牧孜：黄老师提醒了我，原来“小镇做题家”这个诞生于当下的词语有非常清晰的代际指涉。高考是村镇孩子走出家乡、成为大都市人的最主流途径，在这个意义上，能够“考出来”的小镇青年其实都算得上“小镇做题家”级别了。

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小镇青年的文本分析。的确，自上世纪90年代伴随城市化、人口流动的展开，那些来到大城市谋求发展的乡村和小镇青年，已经历了几波的代际流转。我当时选取了贾樟柯的电影、李樯的剧本《孔雀》《立春》以及郭敬明的经历与小说，来处理小镇青年的身份认同问题。这些作品之中，“70后”“80后”小镇青年同样面临的是渴望走出家乡的急迫心情，以及从小地方来到大都市发展遭遇的真实困境；然而代际差异也造成了他们情感基调上的变化。

在贾樟柯和李樯的故事里，“70后”小镇青年的挫折感、自卑感与遭遇的阻滞更大，他们安身立命的社会资本更为匮乏。尤其是文艺青年，他们渴求获得大城市认可的文化资本，有一种于连式的激情，但也会在出身问题上自我轻贱。

以郭敬明为代表的“80后”小镇青年，则在城市里痛苦而又不动声色地从头学习整套生活方式的转变。他对于差异、品位的感受更敏锐，凭借强烈的自我发展的欲望最终达成从“小镇青年”到“新上海人”的身份及认同改造。

郭敬明早年黯然书写身为小镇文青的疼痛与忧伤，但在后期的《小时代》系列里，他完全是以“东方巴黎”的主人翁意识，透过时代姐妹花的故事来为当代上海立传了。

△电影《小时代》剧照

相比更容易在大城市找到自己社会位置的“80后”小镇青年，今天的“小镇做题家”在情绪上又发生了新转变，对于个人出路有了更大困惑。很多人会觉得过去残酷的刷题应试教育，导致自己现在难以灵活地融入新环境，在求学和工作方面相比城市中产阶级的孩子有更大的障碍。

黄灯：我们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那批大学生，如果能够获得一个文凭，在工作上就有基本的保障。上世纪90年代末期高校并轨市场化改革之后，个人和单位直接对接，国家分配退场，给大学生带来更多选择余地的同时，也带来了不确定性。我们那会儿很难想象大学毕业后去广州、北京工作，但是现在的孩子可以自由选择工作的城市，会有更大的期待，也会面对更大的压力。成长是独立的个体面对和融入庞大的社会的过程，现在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有更大的自由，也有更多具体的困惑和挑战。

董牧孜：面对这种自由，我们可以选择成为怎样的人？有个思维导图精妙地呈现了“小镇青年”和“小镇做题家”之间的关系。“小镇青年”分为两类，一种是奋斗的，一种是不奋斗的——前者是“小镇做题家”，后者则可能沦为“三和大神”；而“小镇做题家”之中也有不同的精神状态，继续细分的话，当“小镇做题家”不再奋斗时，就变成了“985废物”。在小镇青年的两个分类之外，还有一块飞地是“小镇文青”，他们是难以描述的存在。“小镇青年”的精神状态和可能的出路，被这幅思维导图戏谑地调侃了一番。

西方高等教育：

显性的阶层区隔，隐性的社会分层机制

郝汉：“985废物”之“废”，不是说他们欠缺能力和智识，而更多是指向出路问题。“小镇做题家”困惑的是，良好的高等教育没有给他们带来相应的经济资本或者社会地位。而这种尴尬的情形之所以存在，前提是因为中国较为公平的教育机制允许这种流动的存在。这十几年间，中国各行各业的财富积累非常迅速，不管是政府官员、商人家庭，还是医生、律师、教授和技术人员的孩子，都会在一所大学里相遇。这种相遇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可能性。

相比中国，西方（特别是英美）的教育分层尤为明显，而教育分层是社会分层在教育领域的可视化。我想分享一下我在英国读书时观察到的教育分层情况。

我在利兹大学读书。这是英国一所著名的中部工业城市的中产阶级红砖学校。学校中有位朋友成绩优秀，原本可以申请剑桥大学，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利兹。他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本在剑桥进行置换和腾挪，而利兹的培养机制和学校氛围更适合他。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很奇怪的，因为我们通常会选择排名更靠前的学校。

还有一位在剑桥读书的英国朋友，毕业之后去了一个很普通的中学当文法老师。那所中学的学生可能只有五分之一会上大学。但这位朋友身上也没有我们“小镇做题家”那种落差感——英国人好像很自然地接受了教育和社会中的阶层分化。

董牧孜：类似的情况，出现在法国学者迪迪埃·埃里蓬在《回归故里》一书中。他一直在处理阶级区隔给他带来的痛苦。迪迪埃逃离出身的情绪跟今天的“小镇做题家”有相似之处，他面对的是置身于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天地时，如何解决自处的问题，需要处理的不只是现实出路问题，还有如何安放心灵世界的问题。

△《回归故里》，[法]迪迪埃·埃里蓬著，王献译，后浪丨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2020年7月。

郝汉：《出身》这本书提到一些数据：美国收入位列前四分之一的家庭里，80%的小孩会获得学士学位，但是后四分之一的家庭里，只有10%能够获得学士学位；美国四年制大学的学生主要来自富裕家庭；哈佛大学近一半的学生家庭收入是全美的前4%，但是哈佛大学只有4%的学生家庭收入位于后20%的尾巴。美国的经济特权的代际传递是通过教育体系去完成的。

在就业环节，顶级Elite Professional Service（简称 EPS）专业服务公司和顶级名校也会在联手制造招聘实践中的不平等选拔，他们往往通过隐秘的个人兴趣要求去招聘跟自己在文化上同构、同质的人。一位大公司的受访者甚至说：“我不是为公司招人，我是在为我自己找一个下班也能去喝一杯的朋友。”所以即使中间阶层的孩子进入了名校，在招聘环节中仍然没法获得高薪工作。当然，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

△《出身》，[美]劳伦·A·里韦拉著，江涛/李敏译，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9年6月。

黄灯：找工作的确更多取决于社会网络和资源。学校的学生在毕业后，也会以校友的身份，跟自己的辅导员、班主任保持联系，时间长了，这种积淀的联系，对下面毕业的学生就业就会起到作用。我在《我的二本学生》提到的广东F学院，尽管不是财经类的名牌院校，但依仗广东的地缘优势和专业优势，就业一直还不错，其中一个现实的原因是，广东地区60%的银行行长都来自这里，广东唯一一场金融类的专场招聘，也会在这里举办。学校的传统会积淀成为资源，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学生，在一所优势明显的大学毕业后，会顺利通过一条隐秘、约定俗成的路径，更好地踏入社会。

除了从出路问题来理解“小镇做题家”，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学生的迷茫，可能意味着他们在介入社会时，碰到了一些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具体障碍。我观察过很多重点大学的孩子，他们身上的学生气非常浓，对现实中的人情世故比较隔膜，一般的大学老师会仅仅注重专业知识的传递，而没有意识到，对尚未成人的大学生，其实还要因势利导地教他们一些与社会相处的能力。我在带学生的过程中，在专业知识以外，也会利用一些机会，教学生一些和人沟通的技巧，比如告诉他们写邮件要有具体的称呼和礼貌的结语，告诉他们如何客气而明晰地向别人表达基本诉求。我的很多学生第一次给我写邮件时，既没有称呼，又没有结尾，直接发送一个附件。他们并不是不懂礼貌，而是真的不会写邮件。一个整天做题的孩子靠自己很难意识到这些细节，当他们独自面对复杂的社会时，真的会有一种茫然感。

广东二本学生：

接地气的生存状态

董牧孜：“小镇做题家”其实是由一批相对而言更为精英的学生去定义的，但现实中大多数“小镇做题家”可能是黄灯老师的书中所写的二本学生、双非大学生或专科学生。黄灯老师有观察到自己的二本学生是否也有这种自我命名、或是在网络上抱团抒发情绪的做法吗？

黄灯：“小镇做题家”是985、211大学的学生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形象化表述，也是他们对自己精神世界的描述。这种主动地对自己进行文化意义上的分析，在我的学生身上还真是很难出现。

广东学生都想得挺实在的，他们希望毕业后能够找到一个“好工作”——能够解决自己的基本生存问题，不给家里增加负担的稳定工作。

广东的孩子在精神上似乎难以陷入虚空，他们的生存能力较强。我的学生很多都热衷于商业活动，他们会特别在意在社会上的实践经历，上了大学之后一定会去做兼职。有的学生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就会做生意，我也可能会成为他们的顾客之一。他们很少和我聊文学问题，但有时会聊一些与现实紧密联系的问题。比如之前我们学校为了保证食品安全不允许外卖进校园，有些潮汕的学生就会把自己家里人叫来，在学校门旁边开一个快餐店，再利用学生身份，把外卖带进学校。

郝汉：这跟你之前对于大学教育实践的认识有落差吗？

黄灯：说心里话，的确有落差。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有更丰富的内心世界，应天然地更关注精神层面的东西。不过，他们倒也并非不关注这些，他们只是特别能够认同，通过自己的努力活下来是一个人的基本。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经常和我说，她北京的前同事，都是一些名牌大学的教授，不少孩子大学毕业后，因为嫌工作不满意，宁愿待在家里，也不想踏入社会，让父母特别发愁。这种情况，在我的学生身上，几乎不会发生。他们即使家境再好，也乐意去外面发传单，去饭店端盘子。这可能是广东的实干精神带来的熏陶。

董牧孜：或许是985、211大学生对于自己的未来有更光明的预期因而也就有更大的落差，而普通大学的学生可能会有更安于生活、脚踏实地的规划？

黄灯：我只能讲具体的经验。尽管我已经写完了《我的二本学生》，但我并没有得出一个明晰的结论，我当初的写作目的，主要是想通过个人的观察，呈现近二十年来的教育图景，想还原一些现场，留下一些一手资料，我越来越觉得无法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我有时想，这种情况，除了我的主观感觉，可能也和地域经验有关。一个受过市场经济深度洗礼的地方，和一个没有受过深度洗礼的地方，两者的观念差异明显。

我在教学过程中，发现那些来自安徽或者甘肃的学生，和广东学生的差异也蛮大的，在具体的课堂里就更明显。我记得有一次上课讲海子诗歌，有个学生就哭了，他说他离海子出生的地方很近，而在同一堂课上，有一些孩子就觉得海子的诗歌挺搞笑。

摆脱出身诅咒，

如何通过教育与自己和解？

郝汉：在《回归故里》中，迪迪埃在成为教授之后，常常会想到他当屠夫的哥哥，总有种“我可能成为他，但是我没有成为他”的念头。对于他哥哥来说，迪迪埃是法国一所不错的大学的老师，是他们家里的“一个幽灵”。黄灯老师在《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两本书中，也涉及对自身经历的反思。黄灯老师的个人经历中有这样的部分吗？

黄灯：对，这也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大学毕业以后，我在一家工厂工作，1997年从机关下到车间，1998年下岗，因此决定考研。读大学时，我跟现在的年轻人一样，特别把自己当回事。现在再去看以前写的那些风花雪月、完全不着调的东西也会脸红。但在成长的过程中，把自己看得特别重，特别在意别人的想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大地上的亲人》，黄灯著，理想国｜台海出版社出版，2017年3月。

以前，我对知识的力量深信不疑，但经历了1998年的下岗，我突然认识到个人的生命经验也特别重要。985、211大学的学生为什么自称为“废物”？因为在他们进入社会之前的教育里，个人经验是完全被遮蔽的。他们做的每一道题，读的每一本教材和老师发下的每一份资料，在他们的生命里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们的村庄、小巷，父母及祖辈的劳动，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都不作为教育资源而存在。而对年轻人而言，如果他们不能充分接纳自己的个人经验，并从中获得实在的生存依凭的话，就特别容易陷入虚空。

因此，我在给学生上公共课时，会尽量帮助他们唤醒对真实生活的感觉。我会改变跟学生的交流方式，比如说让他们以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村庄和自己真实的困惑写作文，会利用教师的身份，尽可能引导他们坦然面对个人生活中挫败和不堪的经历，诸如贫穷、自卑等。我在带学生的过程中发现，那些能够走出这一关，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坦然面对真实自己的学生，会更顺畅地进入社会，会更好地承受社会的复杂和锻压。面对学生的精神成人，大学教育的一个基本目标，是让学生的内心变得强大，让他们能够接纳真实的自我，提升个人认知。

当然，这种看法，显然和我的个人成长有关。在武汉大学读硕士的时候，其他同学都是名牌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所以我一直不敢告诉别人我以前是下岗工人，也不说我的专科学历。我觉得这很丢人。但我后来问自己，为什么你会觉得专科生是丢人的，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以前是下岗工人是丢人的？这又不是我的错。

我婆婆在世时，每次回去看她，面对亲人，都会有一种真实的荒谬感。虽然婆婆晚年衣食无忧，有地方住，子女也孝顺，但不能否认，她一辈子几乎就是在生存中挣扎，我哥哥一天到晚劳累不停，也仅仅是谋得一口饭吃。而丈夫和我通过念书来到城市以后，生存的主要工作，是整天写一些跟他们永远也不会有关系的论文，这种明显的对比，不得不让我反思和追问。我那篇流传比较广泛的文章《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可以看做是自我清理的产物。人需要经过反思才能接纳自己，获得重新思考的起点。

我清理完自己内心的东西以后，就可以坦然面对真实的自己，写作、跟人的相处特别是跟学生的交流也会变得非常真诚。我觉得通过教育和反思，一个人是可以真正成长起来的，这在我的生命经验里面是特别清晰的脉络。

董牧孜：要怎么获得一种接地气、有实在感的生存状态？对于今天的“做题家”来说，迈出这一步是艰难的。

黄灯：一个年轻人陷入迷茫的时候，去做一些具体的社会实践是特别好的。我会跟学生说你们下课如果没事可以到天河区龙洞的城中村逛一下，跟快餐店老板、外卖员聊聊天，要跟真实的世界和人接触，干具体的工作，它会让人产生跟专业学习以外的与现实更坚定的关联。

高等教育除了从大方向上搞教育改革，还可以站在教师的层面，探讨老师在自己的行动范围之内的改变。我很反感高校老师只写论文，不关注学生、不注重教学的趋势，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把课上好，把学生培养好。尽管我做得也并不多，但是我觉得只要对学生稍微多关注一点点，多引导一点点，他们就会有特别大的改变和成长。这也是老师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我从湖南来到广东后，觉得做实事特别重要，对一个老师而言，我会觉得好好带几个学生、把一堂课上好比写一篇论文更有意义，也正是这种认知，促使我留意学生的个人成长，愿意花时间耐心倾听他们的心声，并记下和他们的相处点滴，并写作《我的二本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