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站在此时此地回看波德莱尔，回看《恶之花》，就像一场溯流而上的旅程，我们由此回到现代主义艺术的发端现场：一片新颖、茂盛且荆棘丛生的诗性森林，一个孤独、狂热又忧郁的灵魂。
充满悖论的“恶之花”在巴黎长出，也只能在巴黎。大都市的繁华与荒芜、芳香与腐臭、光明与黑夜、希望与焦虑，共同容身在巴黎街头。波德莱尔迷恋地游荡其中，独自一人又被人群包裹。在这包裹中诗人警觉地睁大眼睛，在寻找着什么。“他寻找什么?”评论现代艺术家时波德莱尔自问。“这个富有活跃的想象力的孤独者，不停地穿越巨大的人性荒漠的孤独者……他寻找我们可以称为现代性的那种东西。”
波德莱尔比任何艺术家都更急切地想要捕捉他所说的这种“现代性的东西”。他反叛古典主义式的写作，试图在现代生活中找到诗和美。置身现代社会的氛围中，波德莱尔发现，现代性正是那些“过渡、短暂、偶然”的事物。在与这些事物短暂、不期然的相遇中，他感受着瞬间之美带来的“惊颤体验”（本雅明语）。
在《恶之花》的《巴黎风貌》中，波德莱尔和赌徒、盲人、骗子、妓女、小偷相遇，他看见他们，投以匆匆一瞥，却像照片一样被定格。这些人形象丑陋，行为堕落，但他赞颂。他从他们身上发掘诗性之美，就像他在腐烂的尸体上发现美——“天空凝视着，这尸体真是绝妙，/像花朵一样地开放。”作为恶之一种，尸体与花的并列，带来强烈的感官和想象刺激。赌徒、骗子、妓女，甚至尸体，都被波德莱尔升华为美，但他知道他们是恶的。这些恶由资本主义大都市巴黎造就，由当时平庸、闭塞、僵硬的社会造就。这样的社会同样导致了诗人苦闷的精神，忧郁的心灵。他书写他们，歌颂撒旦，他在撒旦身上觅得反抗的勇气，在堕落之人的境遇中倾注对社会的批判的激情。但最终，他失败了。《反抗》之后，就是《死亡》。死亡是波德莱尔最后的慰藉，寻找“理想”的另一个起点，但这起点又是如此虚幻。
今天是波德莱尔诞辰200周年纪念日。某种意义上说，纪念波德莱尔就是纪念现代主义诗歌的萌生，从中也许还可窥见现代诗未来发展的一些启示。诗人树才在纪念文章中说：
“我认为，现代诗已走到一个极端个人性的悖论里。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困境。怎么解决？要么，我们把波德莱尔的现代诗传统’横向‘继承过来，用声音、韵律、象征——用身体的投入和生命的冒险来换取写诗的材料；要么，诗歌离开原来的美学尺度，创造一种新的美学尺度。先锋的探索，恰恰需要对‘横向’的翻译嫁接和对‘纵向’的血缘传承的批评意识。”（导语：张进）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4月9日专题《波德莱尔 忧郁的反抗者》。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1821年4月9日出生在巴黎。他出生时，他的父亲已经63岁，父亲去世那一年，波德莱尔才6岁。与父亲相伴的6年是波德莱尔幸福的童年时光。巴黎市中心有一座非常美的花园，卢森堡公园，父亲经常带他去那里玩儿；作为画家，父亲也经常带他去看各种美术馆。卢森堡公园里有很多优美的雕像，父亲会给他讲那些雕像的故事。波德莱尔死后，因为《恶之花》带来的盛名，他也化身为雕像，站立在公园的一块绿草坪上，仿佛他又回到童年时经常玩耍的地方。我每次去巴黎，必访卢森堡公园，潜意识里就是想去拜谒波德莱尔的雕像，只见他面容清秀，目视远方，一只手斜插在上衣胸口前，路过的风常常徘徊不去，仿佛想从他沉默的嘴唇间听见几行诗句。
波德莱尔的母亲卡罗琳·杜费斯结婚时年仅26岁。她性格忧郁，感情细腻。波德莱尔6岁丧父，同年轻的母亲相依为命。正当幼年的波德莱尔享受这一段“充满母性柔情的好日子”时，母亲却改嫁了。继父欧比克是位军人，当时的军衔是少校，后来一直升到少将，还做过大使。先是幼年丧父，旋即母亲改嫁，这两个事件对波德莱尔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转折作用。
母亲改嫁不是7岁的波德莱尔能阻拦的，但他肯定不乐意。他后来说过一句话，意思是，有像我这么敏感的一个儿子，做妈妈的不该改嫁呀！这显然过于苛刻。但7岁的男孩子有他稚嫩的心理结构，有他个人的理解角度，他会觉得母亲对他的爱被一个闯入者抢走了。在母亲的新婚之夜，他把新房的钥匙扔出窗外。
波德莱尔随继父一起生活后，幸福的童年一去不复返。隐秘的抑郁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弗洛伊德所说的“恋母情结”在波德莱尔身上表现得很明显。波德莱尔后来生活中所有不可思议的反叛行为，比如跟他深爱的母亲失和，通过各种方式对抗他的继父，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
波德莱尔学业优秀。拉丁语、修辞、作文都很出色。但他在日记里透露，他非常孤独。孤独，成了波德莱尔内心过早体味到的东西。转眼，波德莱尔高中毕业了。面对要上的大学和未来，波德莱尔的继父希望他走仕途，但波德莱尔不肯。他宣布：我要成为一名作家！这对一个官员家庭来说相当于一个丑闻。于是，父母悄悄安排了一次远行，让波德莱尔坐上邮轮到印度去。继父在外交界有一些朋友，他希望儿子在印度得到历练，回来后应该可以谋得一个外交职位。但德莱尔登上邮轮后，只到了留尼旺岛就不走了。9个月后他返回巴黎。他自负地宣称：“我口袋里装着智慧回来了。”
回巴黎后，波德莱尔到了领取遗产的法定年龄。他不顾父母反对，将生父留给他的10万金法郎全部领走。这是一笔巨额财产。波德莱尔把遗产的使用也当作一种反抗方式。他过上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生活。两年过去，遗产花掉了一半！继父跟母亲商量，不能让这个浪荡子再这么奢侈下去，未经波德莱尔同意，他们就找了一个公证人。继父请公证人来管理剩下的财产，规定每个月只给他200法郎。波德莱尔只能接受。糟糕的是，欠债还不上了，他成了一个负债之人。
该怎么反抗呢？苦闷、喝酒……或者，干脆自杀吧。波德莱尔真的自杀过一次，但自杀方式有点可笑。1845年6月30日，他拿起一把小小的水果刀，狠狠地扎了自己一刀。虽说鲜血四溅，但死是死不了的。他想以此来反抗父母这个见鬼的决定，但他还是没有力量把它掀翻。自杀未遂，他只好回家跟父母生活了一段日子。不过，波德莱尔很快就决定再次离开这个资产阶级家庭。这次是彻底离开了！他搬进了拉丁区，跟一位混血姑娘让娜·杜瓦尔住到一起。杜瓦尔是一个小剧场的演员，也就跑跑龙套，但魅力十足。一方面，她拥有所有美人“恶”的地方，懒惰、撒谎、粗俗，另一方面，她非常漂亮，情色饱满，能给人带来感官的极乐。波德莱尔始终没有结婚，长久相伴的，就是这位“黑维纳斯”。
尽管在文学界赢得一些虚名，波德莱尔却债务缠身。比利时成了他想象中的避难所。1864年6月他抵达布鲁塞尔。他想通过演讲和出版作品赚钱，但算盘落空。最后两年，他的生活是凄惨的。1866年3月的一天，他同两个朋友一起游览那慕尔的圣-鲁教堂时不慎摔倒，导致昏迷、失语和偏瘫。
母亲把他接回巴黎，他在杜瓦尔医生的诊所里住院。不少朋友前来探望，圣勃夫、邦维尔、勒孔特·德·李尔等。保罗·莫里斯夫人还特地为他演奏瓦格纳的音乐。为了减免住院费用，诗人朋友们还为他起草了一份请愿书，雨果、巴尔扎克都参与了，连讨厌他的梅里美也签了字。波德莱尔是在失去语言的哑巴状态下死去的，很痛苦。1867年8月31日，波德莱尔永远闭上了眼睛。他死后被葬入蒙巴纳斯公墓，不得不和他痛恨了一辈子的继父欧比克挨得很近。
“恶之花”的法文是Les Fleurs du Mal。懂法文的人知道， “花”在这里是复数，不是单数。“恶”则是一个抽象名词。“恶之花”这种译法让“花”成了单数的抽象之花，失去了“花朵”的直观形象和芬芳香味；实际上，这“花”更是“恶之众花”，是可触可闻的鲜花。波德莱尔用心血栽种和浇灌这些语言之花，它们的香味是奇香、异香，一种扑鼻的浓香，一种麝香那样的极致之香。《恶之花》让波德莱尔重新发现了“美”。他打破了传统的善恶观，认为“恶”具有某种双重性，既有邪恶的一面，但又散发着一种异常的美。诗集中的一百多首诗， “教”我们用新的目光去品味恶中之“美”。而这种“美”同“现在”或“此刻”有关。在《1846年的沙龙》一文中，波德莱尔写到：今天很少有人愿意赋予“现在”这个词以真实的、肯定的积极意义。他强调“现在”的价值，但又赞美作为“美的源泉”的个人感觉。这说明波德莱尔对美的理解，建立在对“现在”的“个人感觉”的基础之上。《恶之花》，作者：夏尔·波德莱尔，译者：郭宏安，版本：商务印书馆，2018年6月。1857年7月11日《恶之花》面世，奠定了波德莱尔在法国乃至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这是波德莱尔的生命之作。他说：“在这本书中，我放进了自己所有的心、所有的柔情、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仇恨……”这本诗集让他一举成名，也带来数不清的非议、指责和围攻，最终惹出一场官司。他的诗作如《给一个太快活的女人》《下地狱的女人》，有人读了根本无法接受。面对这样一场革命，资产阶级的愚蠢马上露出面目。一个记者在《费加罗报》上发表文章，攻击波德莱尔的诗“亵渎宗教、伤风败俗”。当然也有人替他辩护。在1857 年8月20日进行的诉讼程序中，辩护人以缪塞、莫里哀、卢梭、巴尔扎克、乔治·桑等著名作家为例，指出“肯定恶的存在并不等于赞同罪恶”，但这并没能让充任起诉人的代理检察长信服。审判结果：“亵渎宗教”的罪名未能成立， “伤风败俗”的罪名成立。波德莱尔和他的出版商遭到惩罚。诗集中有 6 首诗（《首饰》、《忘川》、《给一个太快活的女郎》、《累斯博斯》、《该下地狱的女人》、《吸血鬼》）被判必须删除。这一审判结果完全出乎波德莱尔的预料。他还以为会被宣告无罪呢！更让他感到耻辱的是，法庭居然用对待罪犯的字眼对待一位诗人。这一判决是什么时候被法国最高法院撤销的？将近一百年：1949年5月31日。1861年，《恶之花》第二版出版，波德莱尔删掉了 6 首诗，又新添了35首。第二版获得巨大成功。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诗人欣赏他，把他视为一个诗派的领军人物。后来成为大诗人的马拉美、魏尔伦，还专门写文章赞美。但对波德莱尔来说，赞美似乎来得太晚了。由于病痛折磨，他已感受不到什么喜悦。他这样回应年轻诗人们对他的致敬：“这些年轻人……让我害怕得像一条狗。我只想一个人待着。”面对不被理解，波德莱尔说：“只有绝对居心不良的人，才会不理解我的诗的有意的非个人性。”这里的“非个人性”是关键词。波德莱尔的诗每一首读来都有一个主人翁“我”，但波德莱尔真正的意思是，一首诗因为是语言的杰作，一定有“非个人性”，而这“非个人性”恰恰就是人类性。人都有个性，但诗人在表达个性时，恰恰是通过这种隐匿个性的方式，是一种“非个人性”的方式。我认为，大诗人有两种，一种是圆满完成的诗人，有生之年所有能得到的都得到了，所有能探索的都探索过了，才华充分发挥，作品受到公认，比如瓦雷里；另一种是天才早死的诗人（完成的诗人一般不会是天才诗人），比如法国的兰波，中国的海子。天才通常有一个不幸的特点，就是早死。但他们都死在节骨眼上。这个节骨眼，就是对他们的天才的验证。当然，并不是所有早死的诗人都是天才。像波德莱尔这样的诗人，有自由的勇气，有反抗的意志，有创造的能量，有品尝危险、体验极致体验的行动能力，这才是天才的标志。《恶之花》中有一首诗，被认为是波德莱尔作品中最精妙的，诗名为《黄昏的和谐》。反观我们的现代诗，大多数缺乏对形式的敏感，而实际上，在一首真正的诗里，一定有特殊的形式隐含其中。波德莱尔有对“形式”的天才敏感。波德莱尔这首诗有很多译本。我印象最深的，是陈敬容的译文。陈敬容把它译成《黄昏的和歌》：你们听，没有任何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转折让人感到不通、不悦、不畅。这体现了一个优秀诗人笔下现代汉语的“活力”，比如“每朵花吐出芬芳象香炉一样/小提琴幽咽如一颗受创的心”、 “天空又愁惨又美好象个大祭坛/太阳沉没在自己浓厚的血液里”，这四句诗译得很好。而原文就更精妙，尤其节奏、气息和韵律。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对日落黄昏的感受和印象。波德莱尔有一些形式实验很强的作品，但从形式感（声音的音乐感）而言，这一首达到了极致。它的特色是诗句有节奏地反复出现，每一节的二、四句与下一节的一、三句完全相同，整首诗因此获得了一种交错相间、层层推进的奇妙效果。中国现代诗，从整体上来说，还局限在浪漫主义诗学和象征主义诗学的框架内，不愿脱身而出。现代诗的语言敏感和本体意识在“朦胧诗”人那里有所恢复，但一直要到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更年轻一代中国诗人，才真正重视语言的使用，并以先锋探索的姿态把诗歌创造拽回到语言的本体上来，想把言语用活，想要创造文本。哪一种语言是真正鲜活的？必定是诗人日常使用的言语。以活生生的身体语言入诗，渴望抵达真实之美，这是年轻一代诗人的觉醒。而波德莱尔所说的“个人感觉”，首先就来自身体感官。语言是身体“通感”得以呈现的场所。诗毕竟是写出来的。一个人的感情再丰富，经历再复杂，如果不能形诸一首诗的语言形式，他仍然同“诗人”无缘。隐喻地说，一首诗就是一个语言的身体。在这个语言身体里，有可见的骨血肉(句法、声音、形象），更有不可见的精气神（结构、呼吸、韵律）。作为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波德莱尔专注于“美”，又凸显了“真”。实际上， “真”里面包含着更多的生命不安和灵魂伤痛：不安，是现代人心灵的基本状况；创伤，则是身体在心理层面上的各种症状。对现代诗，波德莱尔的伟大贡献就是他把惊世骇俗的“真实之美”，唯美地呈现在我们的眼睛和耳朵面前，令我们的灵魂颤栗。浪漫主义诗学被《恶之花》带到了一个崭新的去处：语言的情色极乐和心灵的忧郁不安。所以，《恶之花》仅是一种“语言”的存在，也是一种“心理”的存在，更是一种“象征”的存在。“现代诗”的空间被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瞬间拓宽！《巴黎的忧郁》，作者：夏尔·波德莱尔，译者：郭宏安，版本：商务印书馆，2018年6月。我要提出的问题是：经过一百六十多年的演变， “现代诗”还有戏吗？据我的观察，作为第一位现代诗人，波德莱尔可谓横空出世，一出场就站在了“顶峰”，而《恶之花》作为第一本现代诗集，既是起始点，也是最高点。我们必须明白，现代诗呼应着整个现代社会的分裂式变化，宗教的世俗化引发抒情的叙事倾向，对科技的迷信导致对先锋的狂热……兰波说得好：“出发，向着新的未知！”随着技术发展的加速度，语言也加速度地折磨着波德莱尔之后的现代诗人们。如今，法国诗歌已从曾经的峰顶徐俆下行；如今，生活的加速度是最明显不过的事实，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身上感觉到这种加速度。技术的花样翻新和心灵的渐趋衰弱，已把诗神缪斯引向日常街巷和生活细节。现代诗，一方面从“散文性”中获得裂变之力；另一方面又在散文的现世诱惑中堕向某种不可救药的平庸和迟钝。波德莱尔认为，一个现代诗人同时必须是批评家。翻译过程也是生成批评意识的过程。如今的诗人，必须迫使自己成为批评家，如同如今的批评家也必须要做诗人一样。创作给批评带来新的启示，但批评应有自己“思”的能力。以中国当代诗的批评现状而言，批评文字的“软”和“弱”，批评家的“无思”和“势利”，让批评的创造意义荡然无存，它始终未能超越“贬”或“捧”这两种实用功能。批评一定要有能力提出问题。提不出真正的问题，是当今批评所面临的可悲现状。以波德莱尔的理想，批评和创作应该融为一体。我认为，现代诗已走到一个极端个人性的悖论里。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困境。怎么解决？要么，我们把波德莱尔的现代诗传统“横向”继承过来，用声音、韵律、象征——用身体的投入和生命的冒险来换取写诗的材料；要么，诗歌离开原来的美学尺度，创造一种新的美学尺度。先锋的探索，恰恰需要对“横向”的翻译嫁接和对“纵向”的血缘传承的批评意识。先锋实验不能停留在语言的浅表层面：语言游戏和作诗方法。法国诗歌就是这样，技艺上越来越发达，但给人带来的精神震撼和灵魂启示却越来越少。对诗歌而言，技术总是“窄”的。技术对于善于运用它的诗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技术是语言符号那些有形的东西，诗歌意义却是无形的灵魂气息。诗人的情感、人格都是无形的；吸引人类心灵的那些希望、信念，那些梦想、直觉，都是无形的，但它们却是决定性的。也许人类从整体上进入了“被技术宰制”的现代困境，现代诗也进入了“语言与灵魂脱节”的现代困境。诗歌有自己特殊的知识考古学。我相信它是一种不是知识的“知识”，或者超越知识的知识。如果说诗歌只是知识，这个世界就彻底无趣了。现在，知识的泛滥恰恰在质问每一个诗人：你有能力激发自己去生成新的思想吗？你敢于以新的语言方式去发现和表达吗？这些问题可能就是现代诗得以幸存的哲学条件。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4月9日专题《波德莱尔 忧郁的反抗者》。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树才；编辑：张进 肖舒妍；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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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4月9日专题《波德莱尔 忧郁的反抗者》
「主题」B01丨波德莱尔 忧郁的反抗者
「主题」B02-03丨波德莱尔 瞬间拓宽现代诗的空间
「主题」B04丨法国象征派诗人 从叛逆到“纯诗”
「文化」B05丨 书店如人：被怀念的精神空间
「博物」B06-07丨 如何捕获一只神兽？中世纪动物的辨识指南
「视觉」B08 |《再见，西贡》 越战阴影后的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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