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谈高等教育：在大学，好校长不如好制度
据华中师范大学官方消息，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于2021年5月28日在武汉逝世，享年95岁。
章开沅不仅对近代史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也是一位兼具学识与人格魅力的教育家。上世纪80年代，章开沅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自称“一学蔡元培，二学陶行知”，带领学校走在高校改革的前沿。下文是章开沅的口述，经授权节选自《章开沅口述自传》。
原文作者｜章开沅
摘编｜李永博
1
邓小平题校名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高校更改校名成风。很多原本叫做“学院”的高校，都更名成为“大学”。华师从50年代起一直叫做“华中师范学院”，于1985年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不过，华师改名比较晚，而且是迫于形势。
我对于改名的问题，本不太积极。在我看来，数十年来，“华中师范学院”这块牌子已经打出去了，改成“华中师范大学”，别人反倒不知道了。并且，叫“学院”未必表示水平低，像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传承几百年，闻名遐迩。因此，虽然更名的工作在前任就已经启动，但我接手校长之后，并未急于推进。
没有想到，我的这种认识在中国显得太迂腐了。在教育部门编制的高校名录上，把华师列得很靠后，哈尔滨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都排到了我们前面，湖北大学也排到了我们前面。这种排名本极无聊，但却有实在的影响，不利于我们的招生。教育部领导也一再敦促，我们只有照此办理，而且教育部很快就正式批文把校名改为“华中师范大学”。
章开沅1926年生于安徽芜湖，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祖籍浙江省吴兴县，生于安徽芜湖。1946年10月入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后于该校肄业。1948年12月赴中原解放区，在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当研究生。1949年7月随校南下武汉，在教育学院历史系任助教、教员。1951年9月入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在历史系先后任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1985年8月—1991年3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2018年12月获颁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在我接任校长之前，学校领导已经派人进京，设法请邓小平题写新的校名，但一直未能落实。1985年，我去北京参加党代表会议时，碰到了好运气，很快就完成全校师生的嘱托。
会议期间，有次举办京剧晚会。因为很难听到名角演唱，我很早便去了剧场。其实参加的人并非很多，我选了一个较好的座位坐下。偶尔一回头，不由一惊，我的后面坐着自己的老首长、中原大学的创办人之一、原中原局的宣传部长赵毅敏。他是“二野”的，邓小平的老部属。我立刻利用开场前的空档，抓紧时间向他致意。我首先自报家门，并喊他“赵部长”，这是他当年的职务，以便勾起他的回忆。
他看着我，想了一下，问道：“您原来在哪个单位？”
我说：“我原来也在二野，中原大学。”
他一听，就明白了。
我接着说：“我当时是中原大学的学员，后来留校任教。有一次，您为我们做报告，有一句名言，影响了我很久。”
他问：“我当时说什么了？”
我告诉他：“您当时说：‘什么叫重要？什么叫位置？一个单位有你也不多，没你也不少，这就好吗？’这句话太经典了。在哪里也不能变成有你不多，没你不少。我决心终生不做这样的人。”
他笑道：“这句话你还记住了，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
我立即切入正题，对他说：“赵部长，我有点事情想请您帮忙。”
他很随和地问我：“什么事呢？”
我就告诉他，我们请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学校题校名，但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到现在还没有写……
赵毅敏听了，正色道：“小平应该写啊，中原大学是他创办的嘛。这个简单，我给他打电话就行了。”
不久之后，华师就收到了邓小平题写的“华中师范大学”校名。有人认为我有什么神通，能够获得邓小平的题词。其实我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只是运气太好，看京戏碰到赵毅敏，而赵毅敏又愿意帮忙。真正起作用的，是赵毅敏，不是我。
学校隆重举行了更改校名的仪式。我也就成为华中师范学院的最后一任院长和华中师范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到了今天，偶尔还能听到有人叫我“章院长”，都是在“学院”时期毕业的校友，或共事的工作人员，听着也挺亲切的。
2
“高”与“师”之争
对师范院校而言，“高”与“师”曾经是一个长期考验校领导智慧的问题。院系调整之初，对于师范院校的定位，本在一个“师”字，即强调师范院校应该以师范教育为本。因此，在课程设计上，与其他综合性大学不同，特别强调教育理论与教学技能的培养，并安排大量教育实习的时间。但是，曾几何时，教育部又开始强调师范院校也应该注重科研，即“高”的一面。于是乎，在很多师范院校里，围绕着究竟应该是“高”还是“师”，长期争论，摇摆不定，难得真解。此等问题，在学理层面似乎很简单，既然是师范类高校，当然应该既“高”又“师”。但在现实中，则颇不容易解决，且容易造成部门之间的矛盾。说到底，我们是“一仆二主”，上面有两个婆婆，师范教育司与高等教育司，我们必须周旋于这两个上级机关之间，为难之事甚多。
华师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困扰已久。我到校部之后才知道，因为常年“高”“师”之争，负责教务的部门与负责科研的部门之间已经积累了一系列矛盾。有人提议：“我们应该围绕‘高’与‘师’的问题，在全校范围内来一次大讨论。”我想了想，觉得还是不要讨论的好。一方面，既然是师范院校，“师”肯定是要强调的。同时，作为高等院校，“高”也确实是必要的。更何况，大讨论一事，弄得不好，容易造成分裂。与其空泛讨论，不如勉力实行。因此，我学习邓小平，搁置争论。开教务方面的会议时，我就强调要“教学为本”。开科研方面的会议时，我就强调要“勇攀高峰”。这不是和稀泥，没有原则，而是在我看来，高等师范院校就应该以师范为本，同时在科研方面也要勇攀高峰。
在教学方面，我会经常到课堂上去听老师讲课。事先不会通知，但听完课之后，会和老师交流，提出一些建议，以切实提高教学效果。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教学方面有些进步，根绝了文革期间“集体上课”的方式，每门课都有专讲老师，一步一步往前推进。但教学内容一时难有根本改观，有些人用的，还是老教材、发黄的讲稿。
时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的章开沅与孟菲斯大学校长签署交流协议。
我发现，教师队伍自身的素质，是影响课堂教学的一大因素。我提倡课堂讨论，但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其原因，就在于很多教师的知识面太窄。华师是一所师范院校，教师队伍中，有很多就是本校毕业留校的，或从其他师范院校毕业的。师范院校的课程设置中，师范教育的课程挤占了专业课的时间，因此，师范院校毕业的人，如果课余自学不够，在专业素质方面是容易有些欠缺的。自己知识面太窄，底气不足，自然无法组织课堂讨论。当然，我这么说，丝毫没有菲薄师范院校毕业生的意思。像邢福义，就是华师毕业的，那完全是大家风度。
相对于“师”，“高”的问题更迫切。因为教务方面毕竟有多年积累，有章可循，而科研方面则底子确实比较薄。科研处最苦恼的，就是我们的高水平成果不多，成果的开发与利用更差。不过，经过努力，科研方面的起色，比教务方面还要大些。
究其原因，一则科研原来的起点低，因此有一点进步就看得出来。
二则60年代的时候，老党委在年轻教师中选择了一些人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如马列主义的高原、教育系的杨葆焜、地理系的景才瑞、物理系的刘年寿、化学系的张景龄、中文系的王庆生等，此时都已成长起来，成为学术中坚。
三则老师们的干劲足。很多专业的老师，主动来找我谈本学科的发展趋势，站在学科的前沿，论证该从何处下手提高本校的水平。那时找校长的，不是完全没有私人请托的情况，但出于公心的占多数。这样群策群力，很多好点子都汇聚到我的面前。学校方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创造条件，给予支持。
四则负责科研的副校长邓宗琦非常出色，认真负责。很多重点研究项目的设计，一些项目的推广，他都和我一道，亲临一线。那时文科完全没有经费，为了文科的发展，学数学出身、曾经当过科研处长的他，还主动从理科的经费中想方设法匀一点出来给文科。
经费确实是那时令高校领导头疼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想恢复音乐系和美术系，上面同意恢复，但经费自筹。我们就只好硬着头皮，一个钱一个钱抠出来，艰难地往前推进。但也总算走过来了，现在华师音乐系和美术系发展得都不错。
由于师范院校经费很有限，我们特别强调“好钢要用到刀刃上”，该扶持的尽力扶持，但也绝不因为怕得罪人而面面俱到，因为那样做只会坏事，到头来会什么都做不成。民国时代的教会大学，经费方面无法与国立大学比，但也做出了很多成绩，其“秘诀”就是重点扶植一些学科，因时就利，做出自己的特色。我在教会大学读过书，对此有些印象，因此自己主政华师的时候，也走重点突破的路。
章开沅（图左）在艺术节上欣赏学生表演。
3
副校长负责制
中国高校的管理层，有两个并行系统，一边是以书记为首的党委系统，一边是以校长为首的行政系统。这种二元格局，在华师曾有一个形象的说法：东半球，西半球。
……
在“西半球”内部，实行严格分工。我近乎固执地认为，校长不要做副校长的事情，副校长不要做处长的事情。财权也好，人权也好，我都不抓，全都交给相关的副校长负责。有人来找我，如果是我的职权范围的，我就直接解决，如果不是我的职权范围的，我就告诉他，你应该去找某副校长，或某处长，或某科长。我从不为了显示自己的“全能”，对任何事情都发号施令。因为在我看来，一旦对任何事情都发号施令，就侵犯了副校长的职权，使其无法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
有人恭维我，说我这是“放权”。我说不对，这本来就是副校长的职权，无所谓放不放的问题，我只是没有揽权而已。
我有一句气话，也是自我调侃，那就是，我任校长期间，华师是党委领导下的副校长负责制。在我看来，在党政二元体制下，高校是无法实现校长负责制的。校长不能负责，那谁负责？我开玩笑说，副校长负责。
不过，这句话同时确实也是一种写实，我当校长的时候，华师确实是“党委领导下的副校长负责制”。武汉大学有一位老领导，听说我对很多事情都不管不问，觉得不可思议。有一次，她问我：“你这个学校是怎么办下来的？”听我介绍了我的“副校长负责制”，她很惊讶：“啊，你居然这样子来当校长！那你不是都被架空了？”
在“副校长负责制”下，校长确实是架空了，但不是被人架空，而是自我架空。并且，它的好处，全由这一个“空”字而来：
首先，校长“空”了，副校长就“实”了，能够放手做事，没有羁绊。能充分发挥副校长的积极性，是“副校长负责制”的最大好处。
同时，“空”对于校长本身也有很大的好处，使我能从各种日常琐屑中解放出来，以主要精力关注若干宏观问题，将心思用在发展方向、道路的方面，并且常下基层，深入到一线去，而不至于被各种事情缠困在办公室或会议室里。
我一直认为，在大学，好校长不如好制度。有了制度，就一定要执行，千万不可朝令夕改。我的一位亡友，设计师何涴芬说过一句话：“如果计划不如变化，那规划就成了鬼话。”对此，我深表赞同。许多人在“计划不如变化”的幌子下，随意更改已成规章，我很反感。
对于既定制度，我严格遵守，虽然有时被批评“太机械”，也在所不顾。比如说，我的校长机动费，和副校长一样多，我不多要，并且，我的钱都交给校办来管，我自己不管。哪个处要我出差，或者说做点什么事，经费即由那个处来出，由分管的副校长来批，我不经手。这些规矩定下来之后，我就和大家一起严格遵守，从不越雷池一步。看似机械，但运转起来有条不紊。
有一件事，我的处理可能过于机械，但亦无悔。
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大约十点都过了，家人正要休息的时候，传来“笃笃”的敲门声。打开门，一大群年轻教工涌了进来。原来，他们的宿舍漏水了，相约来找我“解决问题”。我首先了解情况，然后承认学校的工作出了差错，未能及时解决漏水问题。但同时也告诉他们，应该等明天去找某副校长，以及某处长。你们现在来找我，我也解决不了问题。很多人还是讲理的，听我解释清楚之后就回去了。但也有少数几人比较情绪化，坐在我家里不走。
我说：“你们呆在这里有什么用呢？你们现在实际上已经是私入民宅了，不讲法，这是一。再一个，我两个孩子明天要上学，你们这样闹，影响我家人的休息，不讲情。我已经告诉你们明天去找谁找谁，而且我明天会通知他们，这不就行了吗？你们这样坐着，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
有的人还是不走，像是在发泄一样，很难办。后来，我也不客气了，便对他们说：“既然你们不走，那我走，我到办公室去！”他们一听，知道我真的生气了，终于离去。实际上第二天问题就解决了。
我不揽权，但也不听人摆布。
当校长之后，我猛补管理学，并且学以致用。上任之初，我一进办公室，就有个别校办的人进来，滔滔不绝地“汇报工作”，但中间夹杂着很重的个人好恶。开始的时候我对他比较客气，因为我还不太懂。不久，我从管理学上看到有“争取主动”的说法，即不让秘书左右领导的工作，争取每天都按自己的计划办事。我恍然大悟，此人的“汇报”，其实就有很强的引导性。在那之后，我就提高了警惕，避免个别人过分亲近，经常用他的汇报干扰正常公务。长远的规划，都自己拿主意，对人对事，都作客观判断。
再一个，既然是“副校长负责制”，副校长就应该在相关方面真正负起责任来。很多问题，必须在底下解决好，不能事无巨细提交到校长办公会议上来。有的人为了省事，也为了自己不得罪人，遇到棘手的问题，就推到校长办公会议来。我不允许这样，因为如果扯皮拉筋的事情都提交到校长办公会议，那校长办公会议就会变得杂乱无章，甚至偏离中心。并且，永远都会有开不完的会，校长会陷入日常碎屑的泥沼中，那就不要奢谈主动，更不要奢谈什么登高望远了。我是依靠校长办公室来帮忙做“守门员”的工作，学校的思路、主体是什么，哪些问题可以提交到校长办公会议，他所提交的问题应该在哪一级解决，就应该在那一级解决，不能都往上面推。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摘自《章开沅口述自传》。原作者：章开沅；摘编：李永博；编辑：张进；导语校对：李项玲。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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