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迷笛音乐节余波：“地域黑”背后的问题并不好笑
摇滚与盗窃，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事物，在南阳迷笛音乐节硬是碰撞出了一场黑色的闹剧，当燃爆了的乐迷们打算满载滚烫的兴奋从迷笛营地打道回府时，他们眼前看到的是一片劫余般的遍地狼藉。有的乐迷帐篷被连根拔走，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野餐垫。最荒诞的一幕是，当失主们面对被偷一空的营地茫然无措时，偷盗者们依然在忙不迭地往自己的车上搬运那些他们认为是“没人要的”“捡来的”东西。
如此荒诞的偷盗闹剧，自然在第一时间就涌上热搜，尽管距离事件已经过去一周，铺天盖地的怒骂也像潮水一样退去，但网络的沙滩上依然留下了潮水过后的痕迹，那便是对南阳各种嘲讽笑骂的“地域黑”。
比起“地域歧视”这个专业术语，或许“地域黑”这个网络名词更适合用来描述这种现象：那些嘲讽笑骂集中火力喷向一个地域最黑暗不堪的一面，而那些刻薄促狭的言辞中，也充满了某种黑色幽默的效果。对一个“资深”的地域黑来说，他并不是主动创造这个地域的黑料，而是从这一地域固有的黑料中汲取一桶，加入自己在刻薄与嘲讽上满满当当的才华，然后扣在这个地域头上而已。
在这场喷向南阳甚至整个河南的地域黑网暴狂潮中，有些流传广泛的黑色笑话尤为令人印象深刻。其中一则笑话是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桃花源怎么消失的？回答问题的人引用了《桃花源记》中那个著名的结尾“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而另一则笑话引用了尽人皆知的三顾茅庐的典故，诸葛亮著名的茅庐是在南阳，所以刘备进去邀请诸葛亮时，要关羽和张飞守在门外——“得是关张这样的人才看得住马”。
这些引经据典的嘲讽笑骂，给人造成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印象，仿佛南阳自古以来就是小偷之地。尽管没有人真的会把这些地域黑的笑话当真，但它们给人留下的印象之深刻，却足以加固了人们对南阳，乃至河南整体的偏见。地域黑尽管制造针对地域的偏见，但对每个地域，只要抓住机会，它都会黑得“一视同仁”。就像贾鲁生在《丐帮漂流记》中引用的那段1980年代华北广为流传的地域黑顺口溜：“山东响马山西贼，河南尽出流光锤，小偷小摸数安徽，杀人放火找东北，陕西野鸡满天飞”。
地域黑提供了一个荒诞的黑色嘲讽的舞台，每个地域都可能被揪上舞台中央大肆嘲弄一番。现实中的黑暗现象为它提供了灵感来源，但它只是放大这些现象，却从不追问这些现象的本质原因，它让那些被地域黑激怒或是逗笑的人满足于愤怒与嘲笑，不必再跨过探究的门槛，去探查地域黑背后的根源——因为那个根源，并不好笑。
地域黑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一点毋庸讳言，而最早的受害者，同样也是河南。更确切地说，是位于今天商丘地区的宋国。宋人作为愚蠢的代名词，几乎是春秋战国时代列国的共识。在宋楚泓之战中，宋襄公的所谓“妇人之仁”不仅让他自己身负重伤，数月而卒，更导致宋国从此一蹶不振。这桩真实发生的史实，常常被作为宋人愚顽固执的案例。关于宋人各种愚蠢的段子，在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口中笔下更是盛行不息。从孟子的“揠苗助长”，到庄子的“适越卖冠”，再到列子的“负暄献芹”，乃至于韩非子的“守株待兔”“智子疑邻”——可以说，如果战国的思想家们想要编出一个愚人的寓言故事，那么宋人乃是当仁不让的头号人选。
排在先秦地域黑头名宋国之下的第二名同样也位于今天的河南地区，那便是郑国。韩非子在他的寓言中，愚人的代表除了宋人，就是郑人。“郑人买履”和“买椟还珠”两则脍炙人口的寓言，将郑人愚蠢固执的形象深深钉在了地域黑的历史柱头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河南地区的宋国与郑国，那么中国先秦时代经典的寓言成语至少会少一半。
历朝历代阅读这些寓言故事的人，当然会专注于寓言故事本身的寓意，毕竟这才是寓言的用意所在。但鲜少有人关心，为何那些愚人会成为宋国与郑国的土特产？
翻看宋郑两国的历史，这种困惑会变得更强。宋国固然有宋襄公这样妇人之仁的愚顽案例，但劝谏宋襄公的子鱼却是远见卓识的代表，在《左传》中记载的他那段对战争的议论，更是深谙用兵之道，足以抵消宋襄公的愚顽不灵。造作“揠苗助长”寓言的孟子先师孔子，其先正是宋人。战国时代纵横天下几半的墨家创始人墨子也是宋人。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则曾为宋之漆园吏。至于郑国，比宋国更加无辜，郑国的子产被认为是春秋时代最著名的贤相，是孔子推崇备至的君子。这些都足以证明宋郑两国并非地域黑中愚人的大本营，反倒是君子贤才之乡。那么，为何战国诸子，包括身为宋人的庄子自己，都会去“自黑”宋国呢？
“宋承殷人事鬼之俗，民习于愚”，近代刘师培在《清儒得失论》中如此解释愚宋的原因：“盖宋人当战国时，其民最愚，故诸子以宋人为愚人之代表也”。这个解释将宋人之愚归咎于宋国乃是殷商灭亡后，周人为笼络殷商遗民而建立的国家，因此沿袭了殷人事鬼的愚昧风俗。宋襄公在泓之战战败后，自称“亡国之余”，似乎也坐实了这一点。但《左传》只是真实地记载史料，并不是刻意从数十万字的历史中独独挑出这一则来证明宋襄公的愚蠢。真正将宋国黑成愚人大本营的时代，是在战国中期以后。恰恰正是宋国被齐、楚、魏三国瓜分覆灭的背景下，才频繁涌出的这样一大批宋人愚蠢的地域黑寓言。郑人愚蠢的寓言绝大多数出自韩非子的笔下，原因亦复如是，而且对韩非子来说，还有个更特殊的原因：郑国是被他的母国韩国灭亡的。
宋人可能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有愚顽的名声，因为宋人是殷遗民的后代，而周人在灭亡殷商后，虽然为了笼络殷遗民而对其畀以官爵，允许其臣服于自己建立诸侯国，但依然将其视为“殷顽”对其戒备有加，将其置于周人同姓诸侯国之间看管起来。处在这种征服者目光之下的宋国自然容易成为群体鄙视的对象，而随着宋国在战国时期被瓜分覆灭，这种长期以来的鄙视心态就更容易化作地域黑的嘲讽，毕竟，还有什么比嘲讽一个亡国之民更遂心应手也更安全的事呢？
地域黑在很大程度上，其初始正是来源于这样一种拜高踩低的心态。尽管先秦诸子很可能只是能近取譬，将已经亡国的宋郑两国作为愚人寓言的工具，但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正是通过自己造作的高明寓言，将两个战国时代血腥食物链中被踩在脚下的地域污名化，而他们经典的寓言故事，又让宋人与郑人作为愚人代表的印象深入人心——尽管，这只是副产品。
如果说先秦时代的地域黑已经体现出了一种拜高踩低的心态，那么后世的地域黑，则掺杂了更多的内心动机，或是通过贬低对方来抬高自己。南北朝时代处于竞争中的北朝与南朝就是这种地域黑的代表，为了彰显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它们都自视为正统，而对对方大加贬低，北朝将南朝蔑称为“岛夷”，而南朝则将北朝贬斥为“索虏”，双方抓住一切机会制造南北地域对立去黑对方。甚至在两国交聘的正式外交场合，也要想方设法黑一把对方，让对方的使臣难堪。北隋的使臣卢思道出使南陈就是个典型地域互黑的案例，当他面见陈朝君主时，陈主故意用当时流行的《观音经》中的话戏弄他道：
将卢思道比作向陈朝进贡的商人，那么卢思道所代表的北方隋朝，自然也就成了充满铜臭味的商贾之地。在重农抑商的中古时代，这绝对算是一个巨大的羞辱。但卢思道却同样用《观音经》中的词句回复道：
“忽遇恶风，遂漂堕罗刹鬼国。”
陈国成了罗刹鬼国，比起隋朝的商贾之地更加不堪，卢思道的回击让本想地域黑一把对方的陈主羞愧无言。南北朝时代最出名的地域黑，则出自《洛阳伽蓝记》中记载的一场对话。自视为南朝正统的名将陈庆之，在洛阳拜见北朝世家大族杨元慎。喝得酩酊大醉的陈庆之在筵席上对杨元慎等人说道：
“魏朝甚盛， 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泰皇玉玺，仅在梁朝。”
《洛阳伽蓝记》，杨衒之著，中华书局，2022年1月。
杨元慎闻听这段公然贬低北方的言论后，反唇相讥，将南方比作蛮夷之地：
“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湿垫，攒育虫蚁，疆土瘴疠，蛙黾共穴，人鸟同群。短发之君，无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禀蕞陋之质。浮于三江，棹于五湖，礼乐所不沾，宪章弗能革。虽复秦余汉罪，杂以华音，复闽楚难言，不可改变。虽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刘劭杀父于前，休龙淫母于后，见逆人伦，禽兽不异。加以山阴请婿卖夫，朋淫于家，不顾讥笑。卿沐其遗风，未沾礼化，所谓阳翟之民不知瘿之为丑。我魏膺箓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岂卿鱼鳖之徒，慕义来朝，饮我池水，啄我稻梁，何为不逊，以至于此？”
这段反驳对南方的贬斥黑化，因为其清丽文雅的骈俪辞章，让陈庆之“杜口流汗，合声不言”，几天后，趁着陈庆之生病，杨元慎以驱鬼祛病为名的那段对南方人的咒骂，更流传后世，尽管千百年来江山变易，但依然成为南方地域黑的经典范本：
“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依、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莼羹，唼嗍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手速去，还尔丹阳。若其寒门之鬼，头犹修，网鱼漉鳖，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捃拾鸡头，蛙羹蚌臛，以为膳羞。布袍芒履，倒骑水牛。沅湘江汉，鼓棹遨游，随波溯浪，险喁沉浮，白纻起舞，扬波发讴。急手速去，还尔扬州。”
南北朝唇枪舌剑的地域黑，讥讽之余，更暗藏一种政权合法性竞争的争斗，尽管南北朝连同说出这番南北地域黑妙语的刻薄之口，一并被扫进了历史尘埃当中，但是那种南北对立互黑的思维，却犹如一颗毒种，只要给予环境，加以刻意灌溉，就会滋长起来，为地域黑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动机的繁茂枝叶。
南北之间的地域黑，北宋就是个典型的例证，自上而下都对南方人有种蔑视贬低的心理。从北宋中期开始，朝野就流传着宋太祖皇帝曾经立有一通誓碑，镌刻着：“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企图断绝南方士大夫的宰相执政之路。北方士大夫对南方人的地域歧视公开宣之于口，笔之于书。在宋人笔下，北方人的品质都是一派循良忠厚，如京东路“皆朴鲁纯真”，河北路“质厚少文”，陕西路“其俗颇纯厚”除了说其太过质朴，血气方刚，因而“失之滞固”之外，不够灵活之外，几乎都是一派赞扬之辞。
但是南方，却是一通口诛笔伐。淮西“人性轻扬”，两浙“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至于广南更是“民性轻悍”。《鸡肋编》中甚至记载（也可能是编造）了一则浙东纯粹地域黑的民谚，说那里“有山无木，有水无鱼，有人无义”“地无三尺土，人无十日恩”。就连福建等地少有盗贼这一良俗，都被归为“民风怯弱”。
“福建子”这样对福建人的地域黑蔑称也在此时横空出世。北宋的士大夫对福建人的蔑视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晚年在钟山书院写了无数“福建子”三字，作为对出卖他的福建籍官员吕惠卿的记恨，他的一位朋友，也曾见过他在桌子上重重叠叠写满了“福建子”三字。但王安石意想不到的是，他自己如此痛恨“福建子”，而他的政治对手司马光当初却因为他任用了吕惠卿，而批评他“心术似福州”。“福建子”的污名甚至一直延续到了清末，清末福建名臣陈宝琛奏请将顾炎武、黄宗羲两位明末大儒配享孔庙，却遭到北京朝廷的驳斥，而驳斥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是“出于福建子之请”。
北宋对南方人的地域黑，看似非理性，实则有着更深层的政治上的考量。宋朝得政权合法性承袭于五代北方王朝，宋太祖建政所依靠的，也都是北方将相臣僚，因此，对北宋前期的统治者来说，北方有种天然的政治向心力，也是北宋政治权力的中心与大本营。而南方，则或是出兵攻占，或是震慑威吓吞并的土地，那里的政治忠诚度远远不及北方，民心顾念旧国，未必会竭诚向新朝输诚尽忠。在被宋人蔑称为“福建子”的福建，那里始终对昔日治理这里的闽越国诸王和臣子恭敬有加，立庙祭祀。他们确实在大宋的武力震慑下不敢反抗，但貌恭并不意味着心服，至少在北宋统治者眼中，他们是值得怀疑的对象。北宋第一位登上相位的南方人王钦若，更是在当时就被指控为奸佞。为了阻止王钦若为相，宰相王旦甚至搬出“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而所谓的“祖宗朝”，其实不过是太祖太宗两朝而已。而真宗帝也只得在王旦死后，才任用王钦若为相。而王钦若能够以南人身份成为宰相，除了他出色的才干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不循常规地走通了后宫的门路——备受真宗帝宠爱的皇后刘娥，就是出身南方。她出生蜀地，在某些朝野传说中，她甚至被传为娼门女子，后世更将她当作《狸猫换太子》故事中奸邪刘妃的原型。
刘娥以南方人的身份，以非常手段登上后位，本就遭受到朝中执政的北方大臣的抨击指责，而王钦若以南方人的身份，与她站在同一战线，借皇后之力上位，更是被北方众臣视为内外勾结，邀媚固宠。也更坐实了北方人对南方人善进取，急图利的刻板印象。但对真宗帝来说，提拔王钦若未必仅仅是南方人皇后的枕边风，更重要的是，在一个举目皆是北方人的朝堂上，那些功勋年历资深的北方众臣，对皇权处处掣肘，他需要提拔一个孤立无党之辈，作为自己的心腹，以制衡那些北方众臣。对北方群臣来说，这是一个南方人以令人不齿的柔媚阴险手段，迷惑帝心上位，而对真宗帝来说，这才是操控朝中南北制衡的权力奥妙所在。而至于南北对立中南方背负的那些地域黑的骂名，这就不在帝王的考虑当中了。
如果说北宋制造出的南方黑，乃是权力制衡的副产品，那么清代雍正帝对南方的地域黑，则是刻意为之。作为一位执政风格狠辣且行事特立独行的皇帝，雍正帝发明出了一个新的官职，“观风整俗使”，派往浙江、福建南方等地去整顿风俗。雍正帝在谕旨中对浙江风俗痛斥不已，形同咒骂，他指控浙江“风俗浇漓，甚于他省……恩德所不能感化者，狼子野心聚于一方”因此必须要对江南地区的风俗大加整顿，此后、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皆以各式各样风俗浊恶、民风刁劣之名，派驻观风整俗使。
雍正帝以谕旨形式，给南方贴上了一张官方钦定的地域黑标签。但他如此对南方大加挞伐的真实原因，并非是因为南方真的民风恶劣到他痛斥的地步。恰恰是因为那里文风鼎盛、士气坚忍，所以才成为他的心腹大患。雍正深知有清一朝所以夺得天下，靠的不是所谓的天与人归，而是铁蹄大军的无情杀戮。当北方在清军铁蹄下投身跪服时，是南方在坚持抵抗，而如今，他通过夺嫡登基，对待昔日竞争皇位的手足兄弟尤为残忍，足以证明他统治的合法性是何等脆弱。此时，恰恰是南方发生了曾静投书案，曾静对雍正逼母囚弟篡夺皇位的指控，更显示南方一直暗藏着不服从的潜流，因此，他需要找到一个借口，去压服南方的抗争之心。
还有什么比给南方泼上一盆风俗浇薄的地域黑污水，更合适作为雍正帝把辣手伸向南方的绝佳理由呢？雍正帝固然用地域黑当作敲打南方的武器，但这种看似义正辞严的地域黑背后，真正敲打的，却是他那一颗不安自卑的内心，雍正帝深知，比起南方所谓的风俗浇薄，自己犯下的种种罪行才是黑暗得不可告人。因此，他要用所谓的义愤来掩饰内心的羞愧。这也就是所谓的移羞作怒。
移羞作怒才是地域黑深藏其中的心理，那些所谓对一个地域得意洋洋的嘲讽谩骂，不仅仅是放大其中的黑料以偏概全，更是用别处的地域黑来掩饰自己身边的阴暗。其中的逻辑看似矛盾，却也简单：通过谩骂他人别处种种黑料，来显示自己身上并未沾染这种黑料，由此掩盖暗尘，洗白自己。地域黑越是大张旗鼓，就越是在转移众人的注意力，让世人把目光聚焦在被黑的地域上，由此给自己藏污纳垢的时间。
拜高踩低、制造对立、移羞作怒，这诚然是地域黑形成的主观心理，但并非是地域黑的全部。地域黑擅长的是通过以偏概全的手段来制造焦点，转移注意。但“偏”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当某种群体现象出现时，偏就更容易被当作全，而被“地域黑”加以炒作。就像每一个点开这场河南-南阳地域黑段子看过的人，只要静下心来，都会明白，那些偷窃迷笛音乐节乐迷财物的人，只是南阳人中少之又少的一小部分人，许多丢失财物的乐迷都坦陈，在音乐节举办时，南阳的热情好客给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就像一段采访中提到的一位南阳司机，听说乐迷想要喝一碗正宗的胡辣汤，但因为到达时间已经没有胡辣汤了，于是特意带他去了一家最地道的胡辣汤馆子。另一位乐迷因为没有带够琴弦，南阳市民冒着大雨给他送来六套琴弦。与音乐节后小偷行为相对的是，一名乐迷把手机落在了餐馆里，店老板因为担心他路不熟，于是亲自把手机送到了酒店——南阳这些个体的善行汇聚在一起，同样也是这片地域明亮的白月光。
但黑与白可以相抵，但不能相掩。偷盗行为确实发生了，这是一个事实，但如果我们仅仅纠结于偷盗这一现象，用来大做文章，编造出各式各样地域黑的段子，除了博人一笑，造成刻板偏见，别无他用。就像考察地域黑的历史渊源一样，真正需要追究的，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南阳在一个世纪前的一段历史，或许能够提供一些启示。20世纪初的南阳，被称为“匪窟”。1914年，北京内务部发出的一道训令就写道：“豫省南阳一带，山麓丛杂，素称盗薮，改革以来，游勇散兵，晡聚尤众”，《晨报》在1923年的一份报道则简要地概述了南阳的匪患“无村无匪，几无好人”。
在地域黑的眼中，或许又是坐实南阳偷盗形象“其来有自”的证据，但需要考察的是，南阳究竟为何会成为匪窟的原因。导致这一切的原因，并非民众习于盗匪，而是当地恶劣的环境驱民为盗。
《河南人惹谁了》，马说著，海南出版社，2002年3月。
河南本属于中州之地，是历代王朝的宅都之所，也是人口稠密之地，至今河南依然是中国的人口大省。但是帝制时代皇权下的榨取型经济将王朝的中央腹地变成了供皇权榨取资源的腹地，因此造成了环绕在帝都周围一圈又一圈的贫困带。对水土林木资源的过度开采，又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灾难。当河南的地力被皇朝中心榨干后，帝都随之转移，抛下一片日渐衰败的土地。明代，南阳尚且“泌、洧诸水，皆南入汉，若与中州无涉者，然舟楫商贾，反因以为利”，时序进入晚清时，还能看到几分“汉水之小长安也”的景象，但随着京汉铁路的通车，航道淤塞，交通的便利也由之转移他处。
南阳的经济也在20世纪初迅速衰败。民国初年政治的紊乱与腐败，更让南阳的灾难雪上加霜，自1913至1930年，军阀混战，驻军派任县长、区长，就地派征粮供给。一年派六七次之多，每次每亩地派征一升不等。有派征粮草的，也有派征现款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根据1927年中共河南省委的调查报告，“河南的田赋，以现在的苛捐勒索，按每亩摊派已预征到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至少亦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加以今年干旱，许多县份，如郾城、杞县等，收成歉薄，各地驻军复多就地勒派面派慎，自耕农以及小地主，都无力纳粮，军队亦觉提征田赋叫不出口，改为借款。”路过南阳的军阀军队，无不在搜括一番后才满载离开，1932年，刘镇华的第十一路军驻防南阳，强向邓县征收军麦万斤，恰值旱荒相继，农民收成微薄，除卖儿齋女外只得拆房卸屋，零售砖瓦木料。
人祸甚至胜过天灾，传统经济模式已经几近崩溃，安分守己的过活却不足以谋生，军阀的刻敛，官员的腐败，让人无法求生，只能冒险成为盗匪，才有一线生机，就像《经济崩浪过程中之邓县》中所说的那样，“民元以来，始则三五成群，夜聚明散，继则百十成杆，明张旗鼓；贪吏畏之如虎，官军馈送枪弹，奸據烧杀，任所欲为，遂养成一晡而聚数十百千之巨匪”。南阳，乃至整个河南，也因此沦为了一个弱肉强食、盗匪成风的绿林世界。盗匪驱逐良民，一如劣币驱逐良币，“当地农民，初皆畏匪，继以匪多，无可隐避，不得不起而自卫；枪林弹雨之中，杀伐余生，胆气日壮，性情日刚，亦往往流而为匪”——河南匪窟的恶名，也就由之而来。
但现在，河南土匪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仅仅是在书中或是影视剧的荧屏上才会出现，人们走在南阳的路上，或许会担心被偷，但是不必担心被拉去成为肉票，无论是街头还是村庄，也不会再出现枪炮械斗的场面，昔日土匪盘踞的山洞，如今都已经成了主题观光的旅游景区，旅客或许会担心被景区摊铺宰一刀，但不会担心丧命于土匪之手。
解决问题的方案，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由那位曾经在寓言中黑过河南的圣贤孟子阐明了：
走投无路的人，才会成为盗匪去抢夺财物，经历过匮乏年代的人，才会总想囤积东西，以缓解那种匮乏可能再来的不安全感。“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移风易俗的唯一方法，也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方法，或许旧日的劣习就像积毒一样需要时间来消化，就像昔日的匪窟与今天的小偷小摸，但地域黑同样需要时间来改变，让人们意识到所谓的地域黑并不好笑，以何种方式去看待对方，其实正是自己内心的造相。
当然，重要的还是有一些自黑精神，化他人的批评嘲讽为自嘲的一笑。下面这个段子虽然不是地域黑，但也说明了一种地域上的刻板印象：
我要声明，我是天津人，但我真的不会说相声啊！
本文为独家原创。作者：李夏恩；编辑：西西； 校对：刘军。封面图片为《唐伯虎点秋香》（1993）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