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人，不会因为高房价逃离北上广！
深圳房价的暴涨，引发了深圳是否会被抛弃的论战，同时也掀起了是否要逃离北上广深的大讨论。不过，事实上，逃离北上广深是一个伪命题。高素质人群选择是否进入一线城市时，房价的影响其实并不大，人才的去留是因何而抉择呢？
——【恒丰城市研究院】荐读
深圳房价的暴涨，引发了深圳是否会被抛弃的论战，同时也掀起了是否要逃离北上广深的大讨论。
不过，事实上，逃离北上广深是一个伪命题。高素质人群选择是否进入一线城市时，房价的影响其实并不大，他们在乎的是：是否能获得更好的工作或创业机会。甚至体力劳动者，也并不是因为买不起房就逃离，他们大量离开是因为工作机会减少了。
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才会因为高房价而逃离一线城市。
最近几年，一线城市的人口流入确实有所放缓，人口开始往中部城市回流。然而，回流的多半是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较大的人群。而受过高等教育、素质高的年轻人，仍不断涌入一线城市。
百万工人离开，不是因为买不起房，而是因为工作没了
高房价让一些体力劳动者离开一线城市，这个逻辑本身成立。但这种影响并非直接作用的。
并不是说体力劳动者看到房价太离谱拔腿就跑，他们中很多即使买不起房，也并不想离开。
但是因为高房价让厂房、宿舍租金提高，从20一路涨到80，许多制造业老板为了降低成本，把工厂搬离一线城市，他们找不到工作机会所以离开。
一工厂撤离，使得体力劳动者失业离开
2015年以来，珠三角制造业工厂的老板卖厂炒房的新闻就不绝于耳。今年，华为将离开深圳的假消息更是引爆了相关话题。
2016年5月29日，深圳市长许勤在某次讲座中爆了一个料，其披露，“近期，有超过1.5万家企业迁出深圳。”
如果1.5万家企业撤离，假设平均每家企业一百名员工，那可就是上百万工人撤离了！
毋庸置疑，这些公司的撤离将会导致大量务工人员离开这座城市。这也是最近几年一线城市的人口净流入开始变缓，上海去年还出现了负增长的原因。因为，制造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一旦一个公司撤离，甚至产品调整，都将影响一大批人重新找工作，找不到就要离开。
好几个深圳、无锡、东莞制造业的老板，他们的工厂自动化之后，同样也要裁掉许多员工，因为原来十个人干的活，现在只需要两三个人了。
再比如，一个中年妇女，高中学历，之前在深圳一个制造业企业做质检，月薪八九千，在公司属于中上水平了。但是，随着公司业务调整，其无法适应工作，就失业了，再找同样薪资的岗位，又竞争不过刚毕业的大学生，只能无奈回老家。
二人口增量逐年减缓
2000年~2010年是北上广深人口爆炸式增长的时期。期间，北上广深年均人口增量分别是60.4万、62.8万、27.6万、33.5万。然而，到了2010年~2015年，北上广深年均人口增量逐渐降低，分别降至41.86万、22.74万、16.06万、20.42万人。去年上海的常住人口甚至出现负增长。苏州、东莞、佛山、无锡、温州等明星地级市也只能用“微增”来形容，有的甚至接近零增长。
这并不难理解，因为这些城市都是各种工厂的聚集地。随着产业的升级，以及上面提到的工厂撤离或转型升级，而这些人并没有实现自我能力的升级，没有办法找到工作，就会选择迁出。
好的工作机会让年轻人才涌入一线城市，房价本身很难影响决定
事实上，高房价从来都不是影响人口迁移的主因。最简单的证据就是，一线城市暴涨的房价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可人口一直在持续增加。
一房价和住房原因对迁徙的影响很小
中信建投的研究报告也指出，追求更好的工作、更高的工资以改善生活是我国人口迁移最重要的原因。而能提供更好工作环境、更高薪资的区域往往意味着高企的房价和房租。因此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在考虑区域拉力的时候，房价并不是其考虑的首要因素。
即便美国同样如此。中信建投统计了美国在21世纪初人口迁徙的主要原因，其中主要包括工作迁移、婚姻变化、住房原因、气候条件等，其中住房原因、家庭变化、工作变化是美国人迁徙的核心要素。而其中住房原因中，美国人主要因为买新房和改善住房等，为了更便宜的住房占比仅仅10%！
二房价收入比全球第一的深圳，年轻人口新增最快
以深圳为例，1999年至今，有一半的时间，深圳商品住宅的平均交易价格增幅都超过10%，7年的时间里都超过GDP的增速。然而，在此期间，深圳的常住人口一直在以比较均匀的增速增加。
上海同样如此。当然，上海远比深圳发展得早，常住人口基础比较大，相比之下，增长的曲线没有深圳那么陡峭，但是绝对数量依然十分庞大，2004年至2014年，上海新增常住人口660万；期间，深圳新增常住人口约300万。上海房价和人口指数的关系见下图。
来源：上海统计局、明源地产研究院
虽然今年以来，厦门、东莞、南京等城市的房价暴涨，但是深圳、上海、北京的买房压力还是要远超东莞、武汉、郑州等二线城市！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房价观察报告，2016年上半年全球各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深圳以38.36位居第一，北京以33.32位居第5；上海以30.91位居第6；广州以25.85位居第10！令人诧异的是，房价收入比最高的深圳，年轻人的新增率最快！
对年轻人来说，一线城市依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以年轻人新增最猛的深圳为例，坊间传言每年有上百万的大学应届毕业生涌入深圳。数据显示，一线城市平均年轻指数最高，达到79，其中深圳以年轻指数89分成为全国“最年轻”城市。
在“买不起房”已成为逃离深圳的首要理由的同时，深圳依然以22.53%的年轻人口净增率位列第一，这表明深圳依旧具备极强的“虹吸效应”，依然是年轻人最喜欢的城市。
缺乏好工作、高薪资的城市，房价低也没吸引力
中信建投的报告显示，在高素质人口的竞争格局上，广东省以511%的增长率（新增的高素质人口，这也验证了我们前面判断的，离开的多数是素质较低的人群，而高素质的人口还在不断涌入）以及85%的沉淀（即长期选择留下）率遥遥领先，而东三省、湖南、湖北、海南等区域在这方面相对较弱。
以东三省的城市长春为例，最近一两年，房价不升反降（如下图），但是人口依然在不断地净流出。因为就业、薪资的竞争力太弱。相比于沉闷的绝望，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显然更希望能够在快节奏的压力中看到希望。QQ大数据的调查显示，24%的人可以接受在深圳租房十年以上，7%的人甚至愿意在深圳租房生活一辈子！
来源：房价网
曾有一个校友是黑龙江人，人长得比较娇小，还是家里独生女，却不远千里跑到深圳来工作，一开始觉得很诧异，但她说，深圳有着优质社会公共资源、工作机会多、而且包容、充满活力。而老家不仅机会少，而且事事都要靠关系！
同时，一些低端的产业，即便搬到内陆城市，依然可以维持。但中高端产业，特别涉及到创新创业，必须要有完整的产业链做支撑，一旦搬离一线城市，可能如失水的鱼。举个例子，目前美国硅谷的一些硬件创客都跑到深圳华强北创业，就是因为华强北拥有完整的产业链优势。这也注定了一些专业必须要到大城市才能找到用武之地，比如互联网专业，当然要到北上广深或杭州就业。
越是优秀人才，越是涌向一线城市，二线遭遇“挤出效应”
一西安名校毕业生流入北上广深，郑州大中专生多留在本地？
前段时间，和大家一起讨论为什么郑州的房价疯了一样上涨，西安的却涨不起来。
有个人提出一个观点说，那是因为西安的名校云集，大学生一毕业就杀到了北上广深，如果是情侣的话，还带走一个本地的，人才都跑了，自然很难涨。而郑州和河南一些地方的应届毕业生杀到一线城市没竞争力，只能留在本地工作和结婚生子，拉动一系列的消费，比如对婚房的需求，对学区房的需求等，房价自然就暴涨了。
这个观点容易拉仇恨，也有点偏颇，不过这也说出了部分原因。
过去8年里，西安和郑州的房价差不多。常住人口的数量差不多（截至2015年末，郑州市常住人口约1000万，西安市的常住人口为869.76万人）郑州和西安的在校大学生数量也差不多，都是80万的样子。可是，最后留下来的人数差距却非常大。西安的名校毕业生，一毕业就往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往北上广深冲。而郑州的大中专毕业生，大部分都留在了本地。
造成的结果是，过去八年郑州市新增在校小学生近23万人，西安才增长不到2万，郑州市西安的11.5倍。同期，郑州新增人口182万，西安才增长19万！
道理还是那个朴素的道理，同一时期，郑州房价增长得比西安要快，是因为导入了大量的人口。而且，导入的不只是看数量，还要看质量。导入的人口，普遍年轻、充满活力，而且受过高等教育，生产效率高。懂得列昂惕夫反论的人，应该很容易明白这一点。打个比方，美国人口比中国少，但不见得劳动力匮乏，因为其劳动生产率高，一个顶几个。
二房价反正都贵，留二线还不如到一线，二线遭遇“挤出效应”，厦门经济系的40个毕业生，基本全到了一线城市。
今年以来，南京、苏州、厦门、郑州房价的暴涨，使得一些区域的房价已经逼近一线城市，而薪资水平等却还远远落后于一线城市，这会造成挤出效应。
也就是说，既然在一二线都买不起房，还不如去一线薪资更高的城市打拼，希望更大一些。
厦大丁长发教授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厦大今年经济系毕业的40多名研究生中，仅有2、3个留在了厦门，其中一名是因为进入了公务员系统，剩余大部分都到深圳、上海等一线城市就业或进一步求职，以期获得更高的收入以及更多就业选择机会。
原因显而易见。2015年厦门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3765元，其中，在岗职工(含劳务派遣工)平均工资64319元，月平均工资为5360元。而《2015年冬季全国20城平均薪酬排行榜》显示，北京的平均月薪为9227元，上海为8664元，深圳为7728元！
当一座城市的房价和工资都留不住年轻人的时候，还有什么希望呢。更可怕的是，越是高学历，高素质的年轻人，流出得越凶。
产业结构短板和过高的房价将造成部分二线城市高质量的年轻人口被挤出，蓄水一线城市。
而根据高盛对24个大规模经济体的面板回归分析显示，40~50岁年龄段人口占比的上升将带动全国资本流动方向转为净流出，净流出的影响将在这部分人群60多岁时见顶。这意味着，失去年轻人的城市，就意味着失去未来。
再次强调，衡量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潜力，人口的增减是最基础的指标，长远来看，人口才是房价坚挺的基石。目前，一线城市的房价经过暴涨之后，确实处于高位，风险加大，投资需谨慎。但若自住，且能承受的话，依然是最好的选择。相比之下，这些城市的年轻的人才还在不断涌入，而且不会轻易离开，房价不涨都难！
中国中产阶层的保守与彷徨
作者 曾于里 来源 FT中文网
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每一起重大公共安全事故发生后，网上总会出现对中产阶层的嘲讽与批判声。人们期待的是事故能够成为中产阶层呼吁改革的契机，他们能够将公权力危机转化为对权力的约束与制衡、政治问责与公民权利，然而，几乎每一次事故都是以喧嚣始，以烂尾新闻终。
三鹿三聚氰胺事故后，国产奶粉不可靠了，但中产阶层发现还可以代购国外奶粉，于是追责不了了之，相关责任人不仅转危为安有的还步步高升了；山东无效疫苗事件后，当中产阶层发现这些无效疫苗主要流向农村地区时，他们反抗的热情顿时又削弱了；常州外国语中学建在“毒地”旁，不少人赶紧查下自己孩子就读的学区房之前的土地用途是什么，不是“毒地”的话，他们就舒一口长气……那魏泽西、陈仲伟、雷洋等鲜活生命的接连逝去呢？这些不幸似乎指向的都是中产阶层或即将成为中产阶层的社会精英，中产阶层的这次不满又能够持续多久？
暂且撇开这个不谈，我们所感兴趣的是，中产阶层是谁？人们关于中产阶层的“改革想象”从何而来？为何中国中产阶层总是无法兑现人们寄予厚望的“改革想象”？
1 中产阶层的政治属性与“改革想象”
目前学界并没有关于中产阶层的准确定义，但从几个不同的说法里，我们也不难归纳出中产阶层的基本特征。简言之，中产阶层是一个地域在一定时期内收入水平处于中等区间范围内的所有人员的集体，这个收入以瑞士信贷的说法是，拥有的财富（非年收入）在17.63万-176.3万元间。
在此基础上，中产阶层一般还具备这样一些共同特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从事脑力劳动、收入相对稳定，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产阶层也逐渐成为一种建立于经济物质基础之上的消费文化现象，比如追求更具格调和情趣的生活方式。
但经济与物质方面的诉求，并不能完全概括中产阶层。虽然马克思、韦伯、吐尔干等在论述阶级/阶层时看法不一，但有一点是相似的，任何阶层除了经济属性外，还有政治属性。中产阶层也不例外。在美国学者李普塞特（S.M. Lipset）看来，中产阶层的政治属性在于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在《民主的一些先决性社会条件：经济发展和政治合法性》一书中，他提出如下论据：
第一、中产阶层不仅学历较高，接受了良好的现代教育，而且由于其较高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通过媒体获取信息的能力方面都比较强，因此，他们不仅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理念有更多的理解和认识，对民主主义持有较强的亲和性，而且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较高。
第二、中产阶层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产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推动着中产阶层的成长。
第三、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过程中，中产阶层逐渐成长为社会的主流，并对扩大政治自由与权利，进一步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最终成为推动民主化的主要力量。
第四、中产阶层的思想和行动相对理性稳健，在转型成功后又成为支撑民主政治安定而又成熟的重要力量。
也就是说，即便中产阶层里的每个人各不相同，但他们却拥有相对一致和稳定的共同价值观，比如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政治参与的追求，对底层的关怀、同情与敬畏，对社会责任的自觉和承担。追溯中产阶层发展史，中产阶层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程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以这么说，中产阶层既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器——比如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也是社会的稳定器——他们遵循的是理性的、循序渐进的变革方式，而不是采取狂飙突进、民粹狂热的革命手段。因此，在《中产阶层史》一书中，作者劳伦斯·詹姆斯如此总结：“中产阶层改革运动的任务应当以道德改革、生活改善、协助社会治理为重，目标应当是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
2 中国中产阶层的保守与犬儒
不过，太多例子证明，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属性并不明显，他们经济上独立政治上不独立，在很多时候，只是纯粹的经济动物和生活动物。
诚如开篇所言，奶粉出现问题了，他们不是争取食品安全的权利，而是走向代购之路；疫苗出现问题了，他们不是要求追责到底，而是想法设法到香港打疫苗；面对权力腐败与潜规则，他们不是争取规则的透明、权利的公平，而是希望自己在潜规则中获得优势……他们没有对正义的终极追求，只要灾难不是降临在自己头上就好。可以说，中产阶层呈现出保守、自私与犬儒，是一种普遍现象。
为何如此？
一方面，中国中产阶层的经济地位并非牢不可破，相反，中产阶层面临的是随时下坠的风险。一场股灾、一座房子、一场大病就可以消灭一个中产，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是房奴、卡奴也是孩奴，何况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知识不断贬值的大语境下，他们随时有失业的风险，但社会能够提供的保障几近没有。
中产阶层不得不疲于奔命，他们为生存而紧张、惶恐、惴惴不安，他们为保住饭碗谨小慎微、唯唯诺诺。自己尚且如此朝不保夕，又如何去保护与同情他人？
其次，中国中产阶层很特殊的一点是，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本身就是体制的一部分。公务员、国企与事业单位、与权力相关的民营企业等，他们本身是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这就导致他们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立场相对保守，自觉地与敏感问题保持距离，即便有不同意见也总是保留自己的态度。
比如我们时常听到青年基层公务员工作压力大、待遇差，但实际上，他们的离职率只是“传说”。北京市团市委历时一年半开展了“北京市青年1%抽样调查”，其中专门有一类叫做“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青年群体”。结果显示：超过六成选择一直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下去，7.6%考虑选择学业深造，只有14.8%的受访者考虑未来选择创业/自由职业。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87.9%相信“我的家庭会过的越来越好”。
约翰·密尔早就在《论自由》里指出，体制内的人群很难从中萌芽出变革的力量。他这样说道：“如果公路、铁路、银行、保险、大型股份公司、大学以及公共慈善事业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了政府的分支；又如果城市自治会和地方议事会，连同目前所有交付它们管理的事务，都成了中央行政系统的附属；如果所有这些不同事业的雇员都要由政府任命和支付薪酬，乃至终其一生每一升迁都需仰赖政府；那么，纵有再多的出版自由和民主的立法机关，都不足以使英国和其他国家变得真正自由，除了徒具自由之名而已。”
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对中产阶层的权力软骨症更是直言不讳：“不管一个言辞人之前如何抨击当局，只要他的崇高地位受到当权者恰如其分的承认，他往往会找出各种高尚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会站到强者一边，打压弱者。”是的，当你的收入、福利、升迁全部都依赖体制时，你又怎会轻易地挑战体制？
3 灾难降临，欲苟且而不得
很多自私和犬儒的中产阶层，只想着小富即安地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说的，“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
金钱、消费与物质，使他们的注意力从公共事务上转移。中国的中产阶层狂热地热爱星巴克、苹果产品、日本樱花与马桶、登山与跑步，这种“文化区隔”不仅给了他们自由（财务自由）与体面的幻觉，也让他们与底层分隔开来——这提醒着他们：即便处境不好，但我们的小日子还是不错的，不要有那么多怨言啦！
然而，在没有约束的权力面前，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不是所有的灾难，都为中产阶层留下一条逃亡的安全通道。国产奶粉不可靠，你不反抗，你想着反正可以买进口奶粉，孰料连进口奶粉都有假；疫苗事故已不是第一次发生，你不反抗，你想可以到香港打疫苗，但现在香港不欢迎了……
而更遗憾的是，有些灾难似乎更青睐中产阶层。你坐着动车打算到江南看山水，但在天灾人难里你就踏上了不归途；你辛辛苦苦攒钱买了房子，安了家，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让这一切毁于一旦；你在小孩教育方面殚精竭虑地投入，贷款买了昂贵的学区房，但你不敢想象，学校与“毒地”竟然只有一街之隔；你努力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毕业后找到不错的工作，拿到北京的户口，甚至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但一个晚上你外出因涉嫌嫖娼被逮捕接着就“非正常死亡”了……
很多人选择了移民。前段时间微博上“移民爸爸”的一篇《再见北京》轰动网络，引起无数共鸣。但绝大多数不能移民的中产阶层呢？是选择沉默和“装睡”，还是唤醒自己的阶层意识？
杨绛先生去世在网络上引起了知识精英关于“知识分子是否有权利保持沉默”的讨论，其实深刻地折射了说与不说之间的困境：勇敢说“不”有用吗？当说“不”意味着下坠的风险、恐吓与报复，你是否能够坚守？如果沉默是每个人的选择，那么我们能指望谁来打破这万马齐喑？
我不知道。我只看到身处夹缝中进退失据的中产阶层，戚戚然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如涸辙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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