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仰融到顾雏军：到底谁在折腾中国经济？
一个幽灵，一个原本子虚乌有，但却拥有无比强大力量的幽灵，一直在中国大地上徘徊。
——【恒丰投资研究院】荐读
▌一、
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史做个大致划分的话，基本就是理论界普遍接受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
1、建国后，到文革结束的七十年代末，这是前三十年。
这三十年所谓的经济，发展基础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存量财富剥夺与重新分配，之后开始“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研究也不尊重任何经济规律，基本就是拍脑袋，想到一出是一出，整个国家、几乎两代人，成为各种未经检验的“经济狂想”的试验田和试验品，再辅以不停歇的残酷政治运动。
这个阶段，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大字：空想+折腾，付出巨大代价的各种折腾。
2、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至二十一世纪前十年，这是后三十年。
后三十年总结了前三十年的经验教训：“我们落后的关键还是我们从五十年代起，不抓经济而抓阶级斗争，搞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南巡讲话），“发展才是硬道理，成天去争论什麽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啥意思？你搞得清楚吗？反正我是搞不清楚”（邓小平南巡讲话），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讨论主义，不争论，“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并取得了年均GDP增长率双位数增长的“经济奇迹”，普通人也终于能够活得像个人样，能够吃饱穿暖了。
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就是五个大字：实干+不折腾。
以这两个三十年为对比样本，不难得出结论：只要我们不折腾，根本无需等到共产主义，我们的日子早就“比蜜甜”了！
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中国经济为何就摆脱不了折腾与轮回的宿命？我们为之折腾不已的，到底是付出再大代价也需坚守的真理，还是形而上学、子虚乌有的一些东西或者手段？
▌二、
事实上，在我看来，前后三十年的划分，是粗糙且有误导性的，因为后三十年，我们并不是没有折腾，只是没那么起劲折腾而已。“主义”、“姓公姓私”、“姓资姓社”……这些前三十年压得整个社会和经济体系面黄肌瘦的大帽子，依然在云端若隐若现，时不时就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借题发挥，并成为屡试不爽的“斗争工具”。
中国经济的后三十年，其实应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前20年（1980——2000年），有强人邓公小平的坚持，有前三十年（1949——1979年）全民饿得眼冒金星的痛苦记忆，因此，那些“主义”、“姓公姓私”、“姓资姓社”的大帽子，象贞洁牌坊一样，被小岗村18个血手印，被全社会果断扔到了黑暗的角落；
第二阶段是跨入21世纪后的10年。这个阶段的特征是，邓公过世，经过20年的聚焦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已经脱离“一穷二白”，全社会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人群在财富数量上开始出现分野。
换句话说，社会又出现了可以分的“浮财”，但，这次不能以地主身份去剥夺，于是，“主义”、“姓公姓私”、“姓资姓社”等这些无法精确定义的帽子（棒子？）又开始挥舞，“国有资产流失”、“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再次成为人人忌惮的红线，整个历史车轮的前进方向再次转向。
这个阶段，有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仰融和顾雏军。他们两人的人生轨迹，被深刻烙印在了这次转向的车辙里。
▌三、
所有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都无法回避一个叫仰融的人：他是第一个让社会主义国家的股票在纽交易所成功挂牌的人，也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国外起诉中国地方政府的人。
仰融其实早已被多数人遗忘，近期诸多媒体开始重新挖掘，是因为在辽宁继省委书记王珉、贿选、经济数据造假等坏消息铺天盖地之后，2016年8月28日推出一个大手笔：出售本钢、华晨等9家国企股权，想以此行动扭转辽宁日渐衰颓，已难以为继的经济局面。
看到这个消息，很多辽宁人会想到一个人，并长叹一声：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这个人就是把东北第一家尝试股份制改造的大型国企——沈阳金杯汽车一举起死回生，红红火火，并运作纽交所上市的仰融。2001年度《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仰融位居第三。2002年5月仰融被逼出走美国，2002年10月，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辽宁省检察院批准逮捕。
1988年沈阳金杯汽车向国内外发行1亿元股票，历时一年有余却响应寥寥，公司甚至曾在国家体改委的大院里贴布告卖股票，整整一天也只卖出了2.7万元。1991年7月22日，仰融上门，以1200万美元买下金杯汽车40%的股份，之后他又安排了一次关键性的换股，将控股比例扩大到51%，成为该公司的绝对控股方。
当仰融真正进入之后，这位大局观十分清晰和敏锐的战略家很快成了一个让人头痛的“颠覆者”，并一举令企业脱胎换骨。
之后，在彼时资本在中国还只是一个极其新鲜名词的时候，仰融更是石破天惊之举，运作公司到美国上市融资。为了让公司上市更顺畅，仰融筹划成立了非盈利性的“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发起人是人行教育司、华晨控股、中国金融学院和海南华银四家。1992年10月，“华晨中国汽车”在纽约成功上市，融资7200万美元。这是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第一例。
为上市和经营，仰融戴上了一顶国营资本背景的“红帽子”，它让这位枭雄得益于先而倾辙于后——这很类似清末大贾胡雪岩，他也带着同样的“红顶”，但起商业帝国也因为“红顶”而最终烟消云散。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是辽宁惩办仰融并剥夺其股权的“堂而皇之”理由。但事实上，仰融在沈阳金杯汽车的股份清晰无比。在这件事上，蛮横的国家意志与沉重的“姓公姓私”大棒，对经济规则采取了无所忌讳的肆意践踏。
仰融之后，中国整个经济生态与文化做出了立即的反应：民间“仇富心理”重新被激发，形而上学的“姓公姓私”、“姓资姓社”大棒再次复活，政商关系亦为之一变，合作的短期化、灰色化成为心照不宣的主流，任何脱离“国有”轨道的民营经济行为都成为高危动作。
东北自此被彻底放逐。在距离仰融出走美国14年后，辽宁饶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为了拯救要死不活的国企与经济，宣布引进民营，出售9家大型国企股权。这9家企业目前均为100%国有股份。
有学者如是评价：某种意义上，仰融是个符号，他是辽宁乃至东北在政治与经济，老路与新路的选择中，有意放弃的最精华的部分。
▌四、
有了仰融这个事件的铺垫和支点，2年后的顾雏军事件就顺理成章了。
只是，在顾雏军事件里，扯起虎皮当令箭的，不是地方政府，而是一个被媒体称为“一流演技、二流水平、三流人品”的海龟教授郎咸平。
自顾雏军事件后，郎咸平教授就一直都是个新闻人物，为郭美美母女洗白，为P2P站台，华尔街阴谋论，近期则和空姐的“房事”不断见于媒体，也算是让公众认识了一个真实的郎咸平。
郎教授的学术水平我不便过多评述，稍有点经济学知识就不难判断。我的兴趣并不在郎教授这些八卦事上。真正让我思考的是12年前那场沸沸扬扬的“郎顾之争”。
那场争端，直接改变了中国经济的走向，直接造成了相当长时间里国企改革的停滞，从此整个社会从“国退民进”逐渐转变成了“国进民退”。
这一切还要从科龙这个家电公司说起。
科龙的前生是在1984年，由在广东顺德容奇镇公交办公室副主任潘宁一手创办的珠江电冰箱厂，因为创办之初得到了政府的一些资金技术支持，所以这家工厂成了“乡镇集体企业”，正是这一产权归属为未来发生的悲剧埋下了伏笔。不过在潘宁手上的珠江电冰箱厂，因为经营用人得当，迅速在全国做大做强，公司旗下的“容声”品牌在全国销量第一。
1992年1月，邓小平视察珠江电冰箱厂，得知这家国内最大的电冰箱制造工厂装备了全世界最先进的生产线，感慨万千地连问了三次：“这是乡镇企业吗？”惊奇之余，邓小平提出了那句著名的邓氏格言：“发展才是硬道理。”
潘宁于1994年新创科龙品牌，将企业变身为科龙集团，从而希望摆脱政府控制。1996年，科龙电器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融资12亿元，成为全国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乡镇企业。
问题是：这家效益绝佳、品牌显赫的企业已成为当地政府官员调控地方资源、利益分配的一个最佳工具，因而不可能轻易放弃对科龙的掌控。1999年，潘宁因不明原因突然辞职，随后容桂镇镇长出任科龙总裁。
在政府接手后，科龙迅速由盈转亏。2000年度，科龙亏损6.78亿元，而当时的科龙已经稳居中国冰箱行业老大8年之久了。
顾雏军入主科龙扭亏为盈
2001年10月31日，顾雏军的格林柯尔公司以3.48亿元收购科龙20.6％的股权，成为科龙的第一大股东。当时的科龙，两年连续亏掉22亿元，由于财务状况极为恶劣，已经无法获得银行贷款，企业还面临连亏三年停牌的危机。入主科龙的顾雏军迅速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整顿公司，新科龙迅速走出衰退境况，销售收入稳定回升，成本急剧下降，摘掉了ST帽子。
2002年科龙顺利实现盈利8400万，2003年盈利2亿，同时科龙的销售额也创了历史新高，达到了62亿。2003年，顾雏军当选中央电视台评选的“2003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顾雏军通过收购科龙一举成名，随后他又迅速拿下了美菱电器，之后入主亚星客车，ST襄轴进军汽车产业，并再次收购欧洲汽车配件公司和汽车设计公司，得以打通客车从设计到零部件再到整车生产的整个产业链。至此顾雏军的格林柯尔帝国迅速形成。
就在格林柯尔帝国初具雏形的过程中，海归教授郎咸平出现了。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直指顾雏军使用“七板斧”伎俩，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资财富，强烈建议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
“郎顾之争”，后来被称为“中国改革的第三次大争论”，由此拉开大幕。
支持郎咸平一方认为顾雏军之类的企业家在“国退民进”中利用法制不健全和地方ZF急于改革的心理，合法地侵吞国有资产。此论一出，对顾雏军的质疑很快升级为社会各界，包括传媒界，学术界，企业界，还有政界对中国国企改革方向路径的激烈争论。讨论最后甚至上升到了企业家“原罪”，政府体制等一系列敏感的问题中去。
顾雏军的突然入狱与国企改革的突然停滞
就在社会各界对讨论热烈进行中时，2005年，“当事人”顾雏军突然被捕入狱。科龙被国企海信接手，美菱被国企长虹接手、亚星和襄轴也最终重归当地政府。当时刚成立不久的国资委也发布了《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事实上停止了国企管理层收购，以民营化为导向的国企改革遭受重大挫折。
这场争论改变了国企改革的方向。此后10年，也是国企改革完全停滞的10年，是国进民退的10年。政府逐渐把方向定为“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注入到国有企业的资源持续增加，国有经济的行政性垄断持续加强，而民营企业则背负“原罪”阴影，像小脚媳妇一样战战兢兢前行。
▌五、
郎咸平的支点在哪里？
回顾“郎顾之争”，毫无疑问的是，郎只是引发这场讨论的一个导火索，他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去改变整个国家经济，乃至国企改革的方向。他所做的，无非是投机取巧，巧妙挑动民间的仇富心理与官方维持现状的心态，寻找了一个足够合适的支点。就像阿基米德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
在“郎顾之争”中，郎咸平一方公开宣称，中国的企业家很多都是靠对国资，集体产权或者弱势群体的剥夺来积累第一桶金的，并非他们自己的本事。所以当时企业家的“原罪”说非常流行。由此，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企业家阶层的氛围。 在这种氛围下，加上一些人的煽动，很容易就把民众引导到了“仇富”上去，地区检察机关收到大批关于民营企业早期创业时的违规操作的检举信。
更让人惶恐的是，企业家被当作“剥削阶层”，与社会主义消灭资本家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企业家的价值认同随之跌落到了历史的低谷。
在这场喧嚣压倒理性的大争论中，郎咸平在论战中暴得大名，从此俨然以明星的姿态出入各种场合。顾雏军则被视为一个依靠盗窃国有资产而暴富的企业家的代表。为顾雏军等企业家辩护的人士也受到尖锐攻击。
在这种观点鲜明的讨论下，某人的观点很容易让人联想他是“为谁说话”或“为谁站台”，也很容易辨别，这个人是“左”，还是“右”。当时很多帮企业家说话的，都被群众当作“人民群众的敌人”。多数地方官员再也不再敢公开支持民营化指向的改革，也不再批准企业改制，哪怕所有数据都证明国企是一种没有效益的制度安排，哪怕这家国企已经烂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
宁可贪掉，烂掉，也绝不碰“国有资产流失的”红线。
▌尾声
《论语》记载了2500年前的一个故事。
（鲁）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用白话翻译就是，鲁哀公问有若：“遭了饥荒，国家用度困难，怎么办？”有若回答：“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只抽十分之一的田税呢？”哀公说：现在抽十分之二，我还不够，怎么能实行彻法呢？”有若说：“如果百姓的用度够，您怎么会不够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您怎么又会够呢？”
“主义”、“姓公姓私”、“姓资姓社”、“国进还是民进”这些大帽子之所以像幽灵一样，隔三差五跳出来折腾中国经济走向，核心逻辑，不外乎在于，一个社会，到底是应该富民，还是富国（政府）？
如果基本导向不是富民，私人财富和产权就永远不可能得到尊重，仇富心理会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时尚和流行，对存量财富的剥夺与瓜分（打土豪、分田地）也会被视为理所当然，甚至天经地义。
缺乏对财富和产权基本尊重的社会，将很难持续产生财富，自然也很难真正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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