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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2017年03月13日），作者：冯敏飞。上标题为编者所拟，感谢作者供稿。
其他
盛世、中兴与改革
超越中兴
近年来，笔者尝试梳理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史界公认的盛世共43个，其中称为“盛世”者6个、“治世”者22个、“中兴”者15个。王观国《学林》中说：“中兴者，在一世之间，因王道衰而有能复兴者，斯谓之中兴。”定义某个时段为“中兴”有两个前提：一是“一世之间”，隔朝代不算；二是如果前一任或几任帝王政绩不“衰”，那本时段也不称中兴，而称某某“之治”或某某“盛世”。
正视积弊
刘彻曾叹：“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其实，新政权无不是草创。刘邦从平民起事到立朝登帝头尾才8年，其间不停地征战，生死未卜，不可能有太多时间考虑体制问题，只能以继承前朝为主。杨坚早有从政经历，但篡为自己江山的想法也不可能久已有之。所以，范仲淹说：“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不可不更张以救之”。“更张”就是改革。改革不是中兴的充要条件，不能说只要一改革就中兴。但改革是中兴的必要条件，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兴可言。
年富力强的嘉庆继承康乾盛世后，很想有番作为，亲政第二天就打下“大老虎”和珅，朝野欢呼“嘉庆新政”。然而，他很快就回到乾隆的老路上去，结果他最后像祥林嫂那样叹息：“为君难，至朕尤难！”何也？张宏杰有句评论相当到位：“一直标榜‘法祖’的嘉庆，在最核心的地方背离了祖先的传统。”是啊，开国帝王那种勇于并善于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革命与改革精神，他恰恰没有“法”。史家将嘉庆至道光期间称为“嘉道中衰”。“中衰”语出《史记》，但配为专有名词，似乎仅此一个。
世上万事万物唯有“变”之理是不变的。从原始社会到如今，何如天壤之别！历经无数方方面面的改革，一点一滴改进而来。改革是人类发展的常态，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改革史。周公制礼作乐，或可谓中国最早、最成功的政治改革。此前，人们总认为“君权神授”一成不变，王位是“铁饭碗”，怎么胡作非为都行。周公发现上帝的“任命”不是终身制，一旦失德上帝便会收回授权，因此必须重视道德建设。
春秋战国时期，所有诸侯国都进行了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重大改革。赵武灵王认识到：“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正视现实，承认弊政，重拾人心，是改革的前提。秦孝公正是认识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才不惜用“与之分土”的待遇高价从国外聘请商鞅来推行改革。秦国改革不是最早，但“商君虽死，其法未败”，从惠文王至秦始皇又接连五代改革不止，没有其他六国那样变法与废法之反复，而坚持最长，改得最彻底，后来居上，最终统一天下，所创体制延续2000余年。
战略战术
社会改革绝不可能像游戏那么轻松愉快。即使玩扑克，还常有人不欢而散呢。改革与反改革的矛盾冲突往往很激烈，甚至可能如王安石所遭遇的那样“与战无异”，引发政变与战争的也不少。
王夫之评论宋仁宗赵祯说：“计此三十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夫天子之无定志也。”这是由帝王的尴尬角色所决定的：他们要兼顾各方利益，所以在变法中容易患得患失，难以保持“定志”。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他们宁愿做个“啃老族”，美其名曰“守成之主”，将弊政粉饰为鲜花，击鼓传花传下去。这就注定了他们即使改革也往往难以彻底。
王安石的检讨书特别值得一读：“臣所以来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为，然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廷之臣，庸人则安常习故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丑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倡之于前，而无所知者和之于后，虽有昭然独见，恐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奸人毕竟是少数。正是庸人“和之于后”，成为奸人的帮凶，助长反对势力，才使得改革大业“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这里所谓庸人，其实不凡。比如司马光，孩童时砸缸救人，可见没读太多书时候的他能打破惯性思维，可他有本事编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反而变保守，成为王安石最大的反对派。司马光们反对改革，倒不是出自私利。有些“改革”的结果事与愿违，当然得不到支持。可见改革的环境有多复杂。
革命难免暴力，改革难免“非常态”。张居正毁书院，显然冒天下之大不韪，难道他不知道吗？那为什么还要干？笔者认为他是为了堵反对派的噪音，为保障万历中兴顺利，而不至于像范仲淹、王安石那样半途而废，不得已姑且为之。
中兴之功
中兴之功是伟大的，诱人的。你想：一个王朝在危亡的紧要关头，通过改革不仅死里逃生，而且复兴起来，那是多么了不起的奇迹！纵观数千年中国历史，又不能不深为遗憾。可称为中兴的时代仅15个，显然太少。其中前3个还是处于没有信史的时代。很多时代的改革本可成为中兴，但最后流于短暂的昙花一现。有的中兴维持不久，没有带来王朝的复兴。
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发生？因为没能坚持深化改革，彻底摆脱危机。宋徽宗赵佶建皇家园林，从南方采运奇花异草怪石，时称“花石纲”。各地官员趁机中饱私囊，引起民变。赵佶一边下罪己诏，罢停花石纲，以平民愤，另一边派重兵镇压。时局稍缓，即恢复花石纲。不久，金兵大举攻宋，赵佶这才真正重视起来，连忙又下罪己诏，罢停花石纲，可惜太迟，历史没再给他机会。
如果说赵佶们的改革是止痛式，那么李纯们的改革可谓锯箭式。安史之乱后，大赦安禄山、史思明的旧将亲族，让他们变成新的节度使，形成一个个事实上的独立王国。李纯继位后，对跋扈的藩镇开战并取胜，中央权威重树，被誉为元和中兴。李纯就此满足，不再进取。下任也不争气，政务荒废，藩镇势力很快重新抬头。后来的会昌中兴、大中中兴都整治过藩镇并也都取得明显成效，但谁也没从制度上根治，大唐最终还是毁灭在军阀手里。这就好比外面的箭杆锯了一次又一次，箭头却一直在肉里，最终恶化不治。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小视中兴的意义。朱祐樘上任时，大明只有119年，经他改革中兴，又历隆庆之治、万历中兴，大明延续了157年。安史之乱时大唐仅137年，因为相继有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大中中兴，大唐又延续152年。一个个中兴，好比一节节火箭助推卫星升入太空。
正是基于此，笔者才畅想国之永恒。就如一个人一生中要经历多次疾病、康复，中兴也如此。人的生命有极限，而人民生生不息。只要及时深化改革，超越中兴，完全可能让历史走出治乱循环圆周式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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