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分享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触目惊心的故事。
对于外来者，这是一块不祥之地。没有事物是免于毒性的，土地、河水、作物之外，每个村民和矿工都成了砷毒的一部分。在这里吃饭饮水、踩踏渣土，与村民握手和交换呼吸，都需要心力。
连小学健身场地上嬉玩的孩子也知道，他们需要离开这里，怕长大成人后，隐藏的砷毒在自己身上显露。
著名媒体人袁凌走访记录了亚洲最大雄黄矿区的今昔，半世纪的光荣化为剧毒的灾难。尽管官方和民间都在努力修复环境和救助村民，但仍需心力和代价去挽回。
文章首发于凤凰周刊，后收录在袁凌非虚构作品集《青苔不会消失》，感谢中信出版社供稿。全文8800字。
砷冤的赎价
龚兆元腰际有一块莓苔，就像吴家坪院子里那些塌了一半的老屋，苔藓已经侵入土墙内部。
墙壁在慢慢腐烂，最终倒塌，有的烂穿了，大张着豁口的洞眼。陈年的毒性，先是由外向内腐蚀，长年积累后，又由内而外穿透。龚兆元觉得自己快要烂透，倒地成泥。没想到的是，妻子吴琼瑶倒在了前头。
大年初四，吴琼瑶在家因为胆道癌过世。前年秋天，我在鹤山村的石拱桥头见到夫妻二人时，赶集归来的龚兆元背负着一个挎篮，腐烂的腰间无法约束皮带，半吊着一根裤腰带。吴琼瑶的情形看起来要好一些，但从内部开始的摧毁更为急剧。
腐蚀来自于一种叫做砷的物质，它和雄黄、鹤顶红、砒霜、硫酸这些在视觉上同样怵目却相去甚远的化合物有关。对地处湘西的石门县鹤山村民来说，这串晦涩或鲜亮的字眼背后，是亚洲最大雄黄矿在建国后大跃进式开采的深重历史，与癌症村的晦涩现实。
除了有据可查的六百余条矿工性命（数百名村民死因未统计），以及比比皆是正在被腐蚀的身体，这里的其余一切也是含毒的： 村中无人摘拾坠落腐烂的柚子、只有茅草能够生长的昏黄山头、不能饮用和洗濯的河水、被砒灰腐蚀失去繁育能力的土地。甚至逝者坟墓的砌石，也显露着雄黄的暗红。
这是一桩分量太沉重的典当，很难有等价物可以赎回。即使是数年来的社会舆论介入、当地政府补救、国家到地方的环境修复项目也不够。即使是环保组织不懈的投入和志愿者众筹的爱心，似乎也还不够。毒性仍在挥发，难以立见消解。死亡的高潮已过，但人声消失后的沉默更令人心悸。
村民肚子上的皮肤癌创口，像是砷中毒开出的恶之花。
2015年6月27日，鹤山村村委会里响起了一位村妇对乡政府官员刺耳的质问声，而这是一次砷中毒村民健康救助仪式，现场为三十位砷中毒重症患者发放每人两千元的药物救助卡。发起者是长沙市曙光环保公益发展中心。
开会前几天，曙光环保理事长、90后女生刘曙一直呆在鹤山村里入户调研，住在小旅馆和一户村民家里，吃够了毒蚊的苦头。这里的蚊蚋受了含砷的村民血液滋养，引起外来者的皮肤过敏。2014以后，曙光环保开始关注鹤山村民群体，眼下启动的这场健康捐助，是刘曙和机构小伙伴们十余次奔波的成果。
当天的到场者除了村民，还包括国土资源部、中科院专家、维权律师、医生和石门县白云乡官员。据到场的湖南省人大环资委监督室主任刘帅说，这是中国第一次由环保组织发起的受害者健康救助。首期十万元的捐款额背后，是两千多名网友的众筹心力。
但现场的质疑声显示，这里的救赎只是刚刚开始。
01
开花
肺癌晚期的熊德明躺在一张沙发椅上，鼻孔里插着输气管，地上一台家庭制氧机没有间歇地工作，维持他的呼吸。到达一个小时的关机时限，他就拿起身边的遥控器，重新启动一下。
一旦制氧机故障或是停电，就会出不来气，“闭死”。
十四年前发病时，熊德明是皮肤癌，大腿和背部溃败到了俗语“开花”的程度。需要用牙膏涂抹脓血的疮口，再用吹风机吹干，才能穿衣服。四十五天放射治疗后，体外的疮口愈合了，留下疤痕，癌细胞却发生了转移，“入了内”。
氧气是眼下唯一的营养，食物已成奢侈。毯子下的两条腿退化成了竹竿，提前作别了血气。接下来头脑的退场，日子屈指可数，却又无比冗长。和尘肺病人一样，他没有一秒钟可以入眠，只能眼睁睁数着黑夜度过。
“人吃亏得很啊。”
他无力的声音里，还有一种不甘心。枯索而炯炯的双目深处，似乎另有一个能量来源，出自刺激中枢神经的砷本身，却无助于搭救他，也阻止了安静无声的死亡。
砷中毒的死亡一般是暴烈的，使人不愿意去深究。在龚兆元的堂屋中，妻子吴琼瑶的寻常遗照，隐匿了临终痉挛的胆道剧痛。
这座土屋外表如常，却处处少了一种东西，一股求生的心气。
凌乱的卧室里，显眼的是桌上搁着的几只塑料袋，里面装着桂圆、大枣，窗台上有几盒芝麻酱软饮。光线阴暗的灶屋里，多日没开火，案板上摊着一些切开的腊瘦肉丝，泛着微红。
“吃点好的。”相对于熊德明的“吃亏”，这是龚兆元在世上仅剩的活头。刚吃过饭的他，带着湿润的嘴唇从隔壁女儿家出来，说心情还好，过一天算一天。
他腰间的莓苔暂时干结，没有恶化，这或许是他胃口不错的原因。周身遍布的灰黑斑点，暂时可以忽略。
鹤山村三组组长唐纯勇撩起衣襟，眼睁睁看着腰上一块褐斑颜色日渐加深。色素沉积，是砷中毒身体变异遵循的固定程序，缓慢而不可逆。
“起初生白斑，还不太要紧。变了色就不祥了”。最终会发黑、溃烂、化脓、流血，“从里面出来，长成一坨，再在外面开花”。
在曙光环保拍摄的纪录片镜头里，一位老奶奶下意识地挪动手掌，遮住右手腕上花骨朵一样的疮口。
七十七岁的赵启兵双臂皮肤全然角质化了，被怀疑为皮肤鳞癌。他抱着双臂像两段风化的木料，但敏感一点也没减弱，需要用水果刀刃刮痒。身上起红疔，要用牙签刺，用火柴头的粉末烧，唤起锐利的疼感来止痒。
灼烧、瘙痒、疼痛、针刺，这些是在看着自己的身体腐烂或风化时不能消除的知觉。没有一项程序会撤销。阳光需要躲避，会带来伤疤的灼痛。穿衣成为磨难，衣料的刮擦近于刑责。
吴家坪的老屋子里，五十多岁的龚兆雄费力地脱下裤子，向我展示他白净屁股上像半个包袱的褐色印记。我不知如何面对这个成了他日常负担的屁股。
相对肺癌和其他内脏的癌症，皮肤癌中毒患者的生存时间最长，症状也最惨烈。鹤山村和毗邻的黄厂街每个人的衣襟下面，都带着累累的斑点、莓苔和花朵。
救助仪式现场领卡的周泽中，背上有一个四方的疮口，露着鲜红的腐肉，在众目睽睽下展示。
像是命运之手强行加盖的印戳，无从辩驳。
已经废弃的炼矿厂高炉，是悲剧性历史的最后见证。山头保持着半世纪的荒凉。
02
失声
吴家坪村口一片寂静，林中的柚子无人摘取，默默成熟，坠落，腐烂。
透过关闭的门户往里看，各处屋子里空荡荡的，陈年家什落着尘土。院坝石板缝隙长出青草的胚芽。磨盘缠上了牵牛花蔓，关闭的水龙头留着湿润。
龚兆元老屋的门楣上，还贴着以往下白云乡下发的“五星家庭”牌子，龚家得了四星。此外还有爱卫会的“清洁”标签，铁质的星星生锈，标签也已褪色。一张陈旧的领袖年画，被横七竖八的泛黄胶带粘在墙上，威严又漠然的眼光，注视着吴家坪的世事变迁。
相比于寥寥的几个老人，村落显出大而无当，来不及跟上人群减少的速度。
古稀之年的龚兆元经历过早先的热闹。1958年大跃进，“这里搞的有食堂，门口是大队部”。从前村里有八十多人，现在算上出门打工的只有三十多人。龚兆元这一代的人基本死光了。
吴琼瑶的坟埋在屋后树林中，是村民坟山中新增的一座。半个世纪中，坟墓领地无声扩大，数目渐渐超过了村中的活人。
村民墓地和雄黄矿职工坟山遥遥相对，区别在于后者大多有墓碑，前者却贫陋无言。
或许受制于公家人身份，矿工的陈年墓碑大多刻意隐晦，直到少数晚近者打破忌讳。
一篇墓志的主人公盛明生于建国以前，自幼助父母推谷舂米。成年后参加抗美援朝，战后转往荆江分洪区抢险，水中数次晕倒险些遇难，获准加入“先进组织”，1957年转业到雄黄矿，在井下炼厂工作三十余年。溢美先人之词的铺垫后，话头一转说“自古好人多磨难，长期生活毒区，不幸身染顽疾，多方求医，未得回生之药。万般施救，苟且延缓生命之垂危，于农历1994年五月二十日寿终，享年六十有一”。
另外的墓志，包括一位地质勘探师、一位创办矿区的元老和一位矿区子弟学校教师，都是长年染毒患绝症身亡。墓志的叙述欲言又止，在性命物化之际，仍旧含有顾忌。陈年荒草的遮掩，加深了内情。
数目不少的矿工坟墓佩戴着金箔纸钱和花圈，烫金字点缀着“爱岗敬业”、“先考先妣”的名目。相形之下，鹤山村村民坟墓的无言隐忍似乎讲叙着更多。两座墓地之间的山头上，矗立着砒粉生产厂的高大烟囱，像是所有逝者共同的墓碑。
相比于荒草掩映下延绵膨胀的坟山，山下长达近一公里的黄厂街，从2001年雄黄厂倒闭以来，和吴家坪村一样显出沦落衰亡。
石门县城到黄厂街的往返班车上，坐至终点的人寥寥无几。车站小餐馆只有三道本地菜。过去的八方采购人流早已退潮，撤退的还有乡村罕见的工商银行、曾经新潮的高保真录像厅，以及“小香港”的显赫名头。自然，还有村民曾经依托黄厂享受的经销粮补助待遇。
街上只有闲聊打牌的老人，年轻人都远赴他乡。连黄厂小学健身场地上嬉玩的孩子也知道，他们需要离开这里，怕长大成人后，隐藏的砷毒在自己身上显露。
曾经风光的黄厂招待所，客源断流倒闭，眼下为几户职工混住，只有门口的毛笔字招牌，保留过往的印记。以往的西式门灯只剩下生锈的灯罩，几个小孩在长出青草的台阶上游戏。
盛况的遗迹还有电影院、澡堂和职工活动中心，眼下电影院关门，澡堂成为仓房，活动中心的四层大楼门厅锁闭，只有几个大妈傍晚跳一会稀落的广场舞。以前的厂部、眼下社区大楼的门面也像一级县政府。这些高大气派的建筑，像是在时代变迁中遭遇了不公平待遇，在眼下的街面上格格不入。
晚上八点之后，街上行人消失，住户早早关门。没有路灯，曙光环保的伙伴们调研晚归，有时不得不就着月光走路。随着各家灯光熄灭，街道沉入完全的黑暗，像一个蹲在路旁来历不明的人。整个夜晚，没有一盏车灯掠过，擦亮他的身体。
山上传来夜鸟的啼叫。比起高处犹有活气的坟山，黄厂街已更早死去了。
03
毒性
黄厂街上游的王家台选矿场旁近，渣土上覆盖了一层黄土，长起了青色茅草，一群白色的羊羔在埋头吃草。附近田地里玉米成林，背负正在成熟的青涩果实。
这片和平景象底下，是被荒草湮没的“严禁放牧、严禁种植农作物”的警示标志。村民透露，掘开两尺厚的泥土，其下尽是砒灰尾渣。
这里没有事物可以免于毒性，即使是无辜的羔羊。
为治理尾渣修筑的水泥挡墙，经历十余年侵蚀已腐朽剥落，透露微赭暗红。投资一亿余的治理工程颇为粗放，以前的污水池暴露干涸，时而可见露天的灰白色矿渣。在矿渣之上仍有遗留的工厂宿舍，一个男人远远出现在锈蚀的阳台上，是羔羊和玉米地的主人。
选矿场附近，是已经封闭的两个老矿洞。似乎由于采掘雄黄的严重，回避了“洞”这样的平常词汇，标着“一号窿”和“二平硐”这样的古老名称，且在两旁画着庇护的龙纹，似乎千年采黄祭祀仪式的延伸。
这里，是矿区整个庞大地下世界的入口，黄厂街和鹤山村灾祸的开端。半个世纪中，成千名矿工从这里出入，接触含毒和偶尔起火的雄黄矿脉，领受他们在国家矿业布局下的命运。十余年前矿洞最终封闭，如今只在石壁上留下淡淡的白色印记，似乎命运之手轻描淡写的落笔。
封闭之后，一号窿仍旧长年从水泥罅隙中流出暗红色废水，经检测砷超标165倍，眼下只能用管道接引，输往下游尾矿区专设的小型处理厂净化。
半个世纪以来每日五十多吨含砷废水直排于河。
半个世纪以来每日五十多吨含砷废水直排于河，砒灰尾渣则由东方红拖拉机推下河道，沉积为晦涩河床，无从清理。村民的回忆是“前二十年流脓水，后二十年流血水”。近年开始的环境修复工程，只能以水泥被覆沉疴的河床，“硬化”流经黄厂街的河道。晦暗的红色，仍旧在雄黄矿上下游河床上存留着，河水含砷超标平均61倍。
这条从《水经注》的卷册中发源的小水，流淌过石门、慈利两县数个村镇，像一个长年患病躺倒的村民一样，无法排走自己血液里的毒素，成了一条完全的死河，再也无力供养两岸的生灵。村中骑摩托车的砷中毒男子回忆，他的母亲由于长年在河里洗衣洗菜，双手侵蚀糜烂见骨，十余年前身亡。黄水溪中幸存的小鱼，嘴角也长出两朵类似皮肤癌患者的“肉花”。
位于黄厂街下游的砒霜冶炼厂，造就了最大规模的毒化现场。山头两座高大的加工厂烟囱，是历史最显眼的标记，眼下仅余其一。昏黄的旧照片上，山坡浓烟滚滚，远近覆盖一层白灰，似乎世界已在一场失事中焚毁，只余灰烬。
在庞大烟囱飘散的雄黄烟雾和砒灰粉尘之下，整座山体都腐化粉碎了。页岩质的山体变得过于细致，没有一块完整有硬度的石头，指尖轻轻一捻，过心化为粉末，比一颗脆弱的人心碎裂得更为彻底。
近处一带山头上，冬天现出意外齐整的褐色，像病人化疗后脱发的头顶，和远方保有青绿的天际线判然有别。山脚四处是残留的雄黄矿石，混含的硫在泥水浸泡中化为血红，似乎一触之下即可致命。
致命的是土法烧制雄黄矿石后产生的砒霜，成分为三氧化二砷。这位面无表情的杀手，终究使村民们在白娘子传说的忌讳之外，熟悉了陌生的化学元素“砷”，领会到它包含的恐惧、战栗与麻木。
国家“十二五规划”的环境修复项目已在此施工三年。厂房脚下的土地浸透毒素，被全部挖走填埋，以防渗薄膜逐层固定，形成一个庞大的白色广场，却无一个活动的人影。
更难处理的是村庄的耕地。砒灰四处飘散的年月，土地失去了供养作物的能力，庄稼菜蔬和人一样凋残死亡。近年来，农作物开始恢复生长，但产量畸低，且含砷量高危，譬如大米超标4.6倍。村民栽植食用的叶子蔬菜，含砷量更高。
由于土地吸纳的特性，经曙光环保检测，这里的土壤砷超标远甚河水，达到惊人的279倍。对于剧毒的土地，前两年修复的办法是铲走旧土，运来新土覆盖。但中毒面积达到数千平方公里，核心区即达8000亩，新土不敷使用，仍旧不能放心种植，旧土的处理又难于措手。
没有办法把一个村庄的土完全换掉，就像不能移植一个人全身的皮肤。
砷的毒性之下，少有幸存者。2015年元月，鹤山村村民接受了砷中毒检查，800余人中有505人砷中毒，疑似癌症患者20余人。相邻的望羊桥村有100余名砷中毒者。黄厂社区职工则有1100多名中毒者。一溪之隔的慈利县邻矿村尚未披露体检结果。
对于外来者，这是一块不祥之地。没有事物是免于毒性的，土地、河水、作物之外，每个村民和矿工都成了砷毒的一部分。在这里吃饭饮水、踩踏渣土，与村民握手和交换呼吸，都需要心力。
甚至无力拾起一根村民含砷的头发。
04
命案
黄厂医院的陈年表格上，蚊蝇似的名字和纸张一起发黑了。
这些名字是1961年以来患癌症死亡的雄黄厂职工，到近年为止，一共有六百多位。
但癌症不是最先到来的灾祸。鹤山村出产高品质雄黄历时千年，建国后成立了大型省属雄黄矿。1956年设立保密单位113研究所，用土法烧制雄黄提炼砒霜，死亡的大幕借大跃进开启。
熊德贵的记忆中，鹤山村矗立起了上千座土法炼砒炉，飘散黄色、白色和黑色的烟灰。禾穗绝收，植被见风枯萎，炉工会在烟熏下猝然倒地死亡。
龚兆元当时在矿上干临时工，砌土炉子。他回忆，砒霜的烟雾一来，当时就呼不出气了。雄黄厂老厂长杨振凯生前透露，每炼一千吨砒灰，要死去三名工人，年产量约为五千吨。
进入1960年代，死亡潮席卷了鹤山村。公社食堂实行瓜菜代，洗菜用的是倾倒了大量砒灰的乳白色河水。人们也在变成乳白色的河水中洗衣和游泳。一个孩子把矿洞中的支撑木拿回家当柴烧，围炉取暖，一户六口人当夜身亡。
“一年死了四十几个，不知是饿死，还是中毒死的。”龚兆元回忆。唐纯勇说，当时三组一个月可以死去近二十人，陈家坪就在那时空下来了。
没有在矿上干活或者在陈家坪食堂吃大锅饭的村民，也难于幸免。熊德明的妻子文金娥回忆，当时四组的耕地靠近黄厂街，每天下地干活要经过烟囱山。刚刚嫁过来的文金娥，路上总是透不过气掉队。晚上还要去大队部开会，一天往返四趟。眼下文金娥除了患有宫颈癌，身上也遍布大小疤痕。
黄厂医院的表格上，连续的癌症死亡序列从1969年发端。这一年，一名炉工和一名运输工分别死于直肠癌和肝癌。第二年有两名炉工死亡，此后每年都有二到三名矿工患癌死去。这份统计只包括正式职工，而几乎所有附近的村民，都在矿上干过长短不一的临时工或合同工。
“文革”末期，大规模死亡引发了矿工联名上书，终于换来了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批示的通知，雄黄矿停止生产砒霜，转产硫酸和磷肥。
但癌症死亡的高潮，在1980年代才真正到来。仅在保留下来的黄厂医院单张表格上，1984年的死者即已超过10人，分别死于肺癌、淋巴癌、皮肤鳞癌、肝癌。死亡的曲线急剧上升，从1979年到1999年，职工共死亡432人，平均死亡年龄54岁。雄黄矿改制至今，死亡人数攀升到了600余人，其中死于癌症400余人。
表格显示，从癌症诊断到死亡，常常只有几个月到一年的命限，密麻麻的死亡日期，似乎催动性命的鼓点，鼓手则是名目繁多的癌症。在这场由砷导演的戏剧中，所有出场的角色逐一遇难，剩下空白的表格在延伸。
熊德明以前是雄黄矿的职工，在井下做了六年钳工，又在砒灰厂工作九年。他所有的工友都死去了。龚兆熊作为临时工装卸过三年砒灰和近二十年雄黄矿石，他所有的同伴也都病故了，他自己由于有心特别防范，“穿两层工作服，戴三个口罩”，带着砷中毒感染的屁股活到了知天命之年。
村民中的癌症死亡高峰和矿工同步，大都在潜伏期20—30年后出现。“一般在五十多岁，很少有六十岁以上的活人”，唐纯勇说。多数村民生前未经治疗，死因无从确认。一份民间的统计资料显示，从雄黄厂破产改制到2014年，确诊癌症死去的村民达到157名。
赵光明医生在黄厂医院坐了三十八年门诊，保留下来完整的癌症患者死亡记录。雄黄厂倒闭之时，他把这份标注为“机密”的名单移交给了接手的私营企业，“他们竟然弄丢了，我很气愤”。眼下流落在村民手中的零散表格，就是这份名单的一部分，成为仅有的一手材料。
一张保留下来的旧照片上，雄黄厂召开1987年国庆文艺晚会，聚光灯下缀饰彩带的舞台上，一群外地分配来的大学生身着时髦的白衬衫窄脚裤，梳着前卫发型，拉着似乎来自另一世界的小提琴，背景则是一群飞翔的鸽子。美妙悠扬的曲调与和平鸽飞舞的帘幕背后，是正在大规模发生的无声死亡。
2015年春节前后，鹤山村有近十名村民辞世，包括曙光环保拍摄的《砷冤》纪录片中数位出镜者。八十二岁的覃文继受访时腹部已经开花流脓，十天以后即去世。辞世的还有自称为“罪人”的老矿长杨振凯。
相比过往像瀑布倾泻的大规模死亡，眼下的零星病逝更像是不紧不慢的沙漏。但性命的细沙一直在流失，无从遏止。
05
赎价
健康救助启动的前一天，黄厂街医院的第11号病房里躺着三位村民，药瓶里的液体缓缓注入他们遍布斑点的身体，试图驱走沉积多年的砷。
治疗为期十八天共三个疗程，花费三千元左右，由政府免费提供，治疗期间食宿报销。这是鹤山村村民第一次享受免费驱砷，此前这项福利只属于雄黄厂原职工。
但这项总花费不菲的福利，只是洒在鹤山村焦渴土地上的毛毛细雨，无法挽回多年积欠的干渴，弥缝人心的裂隙。
6月27日的救助现场，一位村妇情绪失控地向到场的白云乡官员抗议，自家老人病情沉重不适合驱砷治疗，但三千块的人头经费却没有发下来。相比于黄厂医生“社保资金实报实销”的解释，她更情愿相信是钱拨了下来而被贪污了。
她的意见代表了一部分癌症患者和亲属的诉求，有七位村民当场退回救助卡。八十二岁的卓从保是年纪最大的一个，也是唯一最终没有领取救助卡的一个。
他们谢绝救助卡的理由是：自己已经无药可医，宁愿接受现金，“吃点好的”。
更深层的需求，则是针对难得到场的政府官员，不计后果地倾泻积怨。
砷中毒近似一种绝症，不管是对中毒的土地、河流、作物，还是人。鹤山村和黄厂街的历史创口已经太深，一旦开始清理，面对的是剧烈的疼痛和迸发的积怨。那些看似已经完全失声的死者，此时像是一齐从坟墓中站起来抗议。
已经封闭的雄黄矿入口，带来过工业的繁荣和人命的衰亡。
2003年国有雄黄矿完成改制，村民失去了先前的些许福利，却要承担深重的污染后果，抗议之声随即清晰可闻。当年七十多名村民去常德市上访，一位村民在市政府门前自杀。一位出身白云乡、亲戚有人患癌的湖南省人大退休老领导也长期内部反映，促成湖南省高层开始重视此事。
2011年，污染严重的私营硫酸和磷肥厂最终被关停，国家立项的环境修复工程于次年启动。2014年初，公益人士邓飞的介入，使石门县鹤山村砷污染真正为外界所知。上千条人命长久叠压的沉默，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却又更觉如鲠在喉。
同年3月，刘帅来到鹤山村开现场协调会，在修复工地上被村民围堵三小时，原因是“村民们要求先救人，对于先救地感到不满”。
实际上，当地政府先后出台了癌症和砷中毒患者一次性补助、砷中毒特殊门诊政策、村民大范围低保政策，以及提供两次体检和驱砷治疗。但雄黄厂职工的待遇使村民感到落差，譬如工人们长年享受的免费驱砷和治癌，以及廉租房安置。继续生活在毒区，一次性的驱砷治疗其实意义有限。
另一方面，廉租房的地段和狭小户型并没有令雄黄厂职工满意，入住率奇低。今年鹤山村民接受驱砷治疗后，雄黄矿职工的免费驱砷同时停止了，这又引发了疑虑。下岗的窘困、微薄的养老金和加剧的病情，使他们生活无望。
国有雄黄矿的破产转制，以及此后私人企业的关停，还使村民们失去了寻求损害赔偿的对象。半世纪叠压的历史欠账，似乎找不到债务人。
当外界关注的潮水逐渐退去，曙光环保的伙伴们留了下来，他们像是进入过往巨大雷区的排雷者，一不小心会被攻击为“骗子”。长年病痛和失望的叠压，对于国家各种科研项目的疏离，使村民们倾向于不信任任何外来者。在数位村民退回爱心救助卡后，刘曙当场失声痛哭起来。
事后，绝大多数村民收回了救助卡，并且开始学习使用。曙光环保成员高亮重返鹤山村安装刷卡系统时，先前急于发泄的村民显得失落，唯恐外界的关注就此离开这里。他感到，这是第一次，村民们对于明天产生了胆怯的希望。
实际上，即使是处境无望的晚期癌症患者，对人世的念想也并非“吃点好的”这样单调。曙光环保曾经收集了重症村民的生前愿望，有人希望去泰国看人妖，自己的妻子能好好活着；另外一人的愿望是回北京一个公园游玩，他十多年前在那里侍弄过花草。
2014年，中科院地质研究所来到鹤山村调研，决定在原来的土壤置换之外，另寻治愈土地的蹊径。他们找到了一种本地的野草，在砒灰渣堆上生长兴旺。
这种叫蜈蚣草的小草，具有持久的砷毒吸附能力，能够净化土壤。地质所开始在上百亩的耕地上，利用种植蜈蚣草来医治患绝症的土壤，试图经过4—5年的种植，使土壤砷含量达标。村民在得到每亩三百元的补偿之外，还有种草的工资。眼下试验田正在寻找资金，准备在全村铺开。
这种本地生长的小小杂草，如今被珍重地大面积栽植，靠着自己的单薄茎叶，来抚平半世纪的重创，挽救形同弥留的气息。这或许是最微不足道的力量，却可能是唯一的方式。
作为湖南本地的环保公益从业者，刘曙一直记得初来鹤山村听到的一句谚语：哪块地中毒深，哪里就有解毒的药草生长起来。这也是她和伙伴们甘愿与村民们同处毒地的原因。
“为了‘砷’（伸）冤，必需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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