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左派、右派和“身份政治”
作者 | 邢承吉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美国历史方向博士候选人）
来源 | 原文刊于《读书》杂志2020年第五期
2016年大选后美国各地哀鸿遍野。“文化左派” (cultural left)和“新左派”（New Left）在校园、媒体、政府机构所确立的关于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自由共识” (liberal consensus)似乎瞬间倾覆，致使很多践行左派理念的师生情绪失控。
特朗普=种族歧视者（左） （移民）拘留中心（中） 特朗普不是我的总统（右）
图源：AP
美国政治版图里的蓝州和红州不断互掐、愈发难以相互理解。校园里弥漫着恐惧和焦虑的气氛，校方动员各个方面的资源安慰惊惶不安的学生，正常的课堂秩序在大选后几个礼拜陷入混乱。
人们开始忧虑美利坚合众国的未来，好事者甚至讥讽美国当易名为“美利坚分裂国”（“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
这种分裂也表现在美国知识分子对“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充满分歧的议论上。
哥伦比亚大学的思想史学者马克·里拉(Mark Lilla)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写道：“身份政治给美国带来的问题多过表面的和谐，使年轻人无法走出自己基于种族、性别和阶层划分的小圈子，以美国公民和美国价值的大局观看待问题，也使他们对自己身份和认同的小圈子以外的世界漠不关心。”
《曾经和未来的自由主义者: 身份认同之后的政治》
在最新发表的关于身份政治的著作中，里拉指出，身份政治强化了年轻人的个人主义倾向，使之退缩到自己族裔群体和性别维度里，蜷缩到自己熟悉的小世界，给不同的人群贴标签，而不再关心更大更开阔的世界，更无法牺牲小我、为美国做些什么。
美国当下最大的问题之一，在于过度强调身份政治。马克·里拉坦言，他为美国的当下感到沮丧。他因此呼吁美国走出身份政治的时代、摆脱身份政治的束缚[1]。
读了马克·里拉的表态，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自由主义者批判身份政治？强调个体身份认同的个人主义，又是否如马克·里拉所言，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普世价值发生对立？
本文从美国历史的视角出发，梳理民权运动的历史遗产和美国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历史脉络, 指出里拉对身份政治的评价不仅没有从历史的角度认可民权运动的成果，也没能将美国当下白人至上主义的复苏与美国保守主义的兴起联系到一起。他对身份政治的批判，应当被放置于美国“老左派”(Old Left)和“新左派”的内部分歧的脉络中，进行批判性的解读。
美国自由主义历史脉络中身份政治的兴起
“身份政治”是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大背景下的产物。民权运动以来，美国自由主义者以追求社会平等，探求实现美国民主价值为根本目的。这些新左派对自由、民主和社会正义的理解，对改革的诉求，与罗斯福新政时期的自由主义者、所谓的老左派有着明显的不同。
随着二战结束、冷战升级，美国国内愈发开始关注种族隔离和种族不平等的问题。历史学家罗斯诺（Doug Rossinow）认为，这些活跃于美国校园里的“新左派”热衷于“寻求真实” (searching for authenticity) ，它是身份政治的核心，也是新左派追求民主的新途径。新左派相信世界秩序行将破裂、急需重新规整。
他们对平等和民主的议程充满兴趣。他们看到了种族、性别和阶层各个维度的不平等，打心底里想要改革。他们梦想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在那里黑人和白人、穷人和富人能共享社会发展的福利，平等而和平地一起共处。因此之故，新左派强调基于自己阶层、性别和族裔认同的真实经历和感受。
他们试图使自己的政治诉求更真实、稳固、有所依托。他们也往往在寻求社会正义和平等的过程中，用言辞将自己塑造为不占主导地位的边缘群体。
身份政治因此与一个特定群体对社会变革有的放矢的真实诉求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个群体可以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的群体，也可以是有色人种和包括同性恋在内的特殊性取向群体，人们从校园和社会的各个角落聚集到一起，试图将自己从被边缘化的处境里解放出来。
美国的高校成为身份政治的重要活动空间，一大批6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认同民权运动的精神，成为身份政治的拥趸。他们期许这种对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民主的追求能给美国带来一场文化变革。
他们相信，由于这个带有压迫性的体制整体出现了问题，要解决社会问题，首先就要推翻现行秩序。年轻的反对越战的“新左派”以猛烈攻势对美国社会各个方面带来了新的冲击和变革。
他们所寻求和诉诸的变革，较传统的美国左派而言，在更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美国高校和媒体的话语风向，而身份政治恰是他们所寻求的社会变革的内在逻辑之一环[2]。
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美国自由主义者所拥抱的自由主义，与60年代新左派所追求的真实性和社会正义截然不同。艾伦·布林克利指出，新政时期的自由主义，强调反商业垄断、要求政府对市场监管有更多的作为，是二战以后主导美国政治经济和自由化改革的思潮。
美国人开始相信政府有责任、也有义务，掌控和驾驭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也对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深信不疑，这股新的思潮与杰斐逊式的反对政府干预、小规模的政府理想背道而驰，也与后来逐渐兴起的、强调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截然不同。
对布林克利而言，所谓“改革的终结” (the end of reform)，意义在于新政时期自由主义的终结，以及战后另一种形式的、强调个体权利的自由主义的兴起[3]。
这种意义上的“改革的终结”、个人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正是里拉今天所批判的“身份政治”，只是讨论的侧重点不同。里拉认为身份政治强化了年轻人的个人主义倾向，使其蜷缩到狭窄而封闭的世界里，布林克利则将这种个人主义的兴起视为更大规模的改革的终结和传统自由主义阶段性的告终。
老左派和新左派在很多议题上有根本性的区别。进步主义长期与种族主义并存，并非新题。热心于社会经济改革的老左派也长期无视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所遭遇的歧视和不平等，对南方的种族隔离和滥用私刑不闻不问。
爱丽丝·奥康纳的《关于贫穷的知识》[4]就详细阐述了进步主义时期以来，美国自由主义对贫穷的知识和观念谱系。
奥康纳认为，自由主义对底层的看法和预设从一开始就深嵌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框架中，将贫穷视为有色人种和黑人的专属社会特质，贫穷也因此具有可遗传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因子。这种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体现出美国老派自由主义对穷人和底层的傲慢，一直延续到60年代。
长时段意义下的民权运动与“身份政治”
身份政治的激进性，更应当放在美国历史的长时段中加以审视。唯有拉长时段，才能看到相对于黑人在南方遭遇的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而言，60年代的种种反对种族主义的话语，以及与身份政治相关的价值具有怎样的意涵。
内战以前黑人与美国核心价值之间的关系，或可以用道格拉斯于1852年7月的演说“对黑奴而言7月4日意味着什么？”概括——
曾经身为奴隶、并因逃脱而身陷囹圄的道格拉斯指出，从蓄奴的庄园到神圣的讲坛之间，有着难以跨越的距离和说不尽的心酸，而7月4日独立日的光荣和美利坚的自由，也从来都与身陷奴隶制下的黑奴无缘——奴隶制反对人道、自由，乃是“美国最大的罪恶和耻辱”，对黑人而言从来不存在什么“我们的7月4日”，永远只有“你们的7月4日”，“你们的独立”和“你们的建国之父”。[5]
内战结束以后林肯遇刺，重建的重担交到了对黑人满怀种族偏见的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身上;《黑人法典》（the Black Codes）更是剥夺了刚刚重获自由的黑人担任公职、投票、上诉白人等各个方面的社会政治维度的公民权利，私刑泛滥，有色人种毫无权利可言。
Woodrow Wilson
芝加哥大学以研究非裔美国史闻名的历史学家查尔斯·佩恩（Charles Payne）提醒我们，仅在密西西比州一地，从内战结束到60年代民权运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有539个黑人被私刑处死，有体系的种族暴力在内战后的南部是家常便饭。
私刑处死黑人通常选定在6、7月，因为棉花这种经济作物在深南部是一种宗教甚至是生活方式，夏天的这个时节棉花最不需要劳力耕作，而处死一个黑人并不需要法律程序，更不需要什么理由，它往往可以只是因为一个黑人男性多看了白人女性一眼。内战前，他们充当负责摘棉花的奴隶，内战以后，许多人继续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充当贫穷的佃农。[6]
当然，暴力和恐怖只是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不平等的一部分，进步主义时代以来美国的政治从来都没有摆脱种族主义的色彩。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南部就已经有体系地推行系统化的种族隔离制度、剥夺黑人的选举权。
伍德罗·威尔逊作为内战以后的首位南部政客的当选、民主党内南方系政治势力的抬头，都助长了白人至上主义的复苏。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史家都主张用“长时段”审视60年代的民权运动的意义。
杰圭琳·霍尔（Jacquelyn Hall）曾指出，如果只从1964年的民权法案开始谈民权运动，就只能看到扭曲而不完整的画面，相反，民权运动的叙事应当从30年代和罗斯福新政时期谈起，一直谈到60、70年代[7]。
即便是小罗斯福也没能在新政期间宣布私刑违法。新政一直与实行种族隔离的南方政治派系捆绑在一起。罗斯福需要国会中南方政客的支持，而南部政治势力则会确保新政不会挑战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甚至连废除私刑的法案都没有通过。
也是在这一时期，杜波伊斯（W.E. B. Du Bois）在一个几乎完全无视像他这样的黑人学者的学术环境下开始撰写《黑人重建史》。进步主义时代美国对黑人的蔑视和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充分表现在人们对内战与重建这段历史的叙事上。
黑人被描绘为愚蠢、无知、懒惰而狡猾的人种，他们的贪婪和愚蠢给重建的失败埋下伏笔。许多经典的历史著作只是浮光掠影地谈及奴隶制，或者干脆对南部的奴隶制一笔带过。
就连查尔斯·比尔德夫妇的经典的《美国文明的兴起》，也对奴隶制的问题一笔带过，仿佛奴隶制完全不涉及经济利益、资本主义，也不涉及善恶和对错。
哪怕是黑人知识精英也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杜波伊斯在社会学和历史学方面做出许多最前沿和出色的工作，却一直默默无名，既拿不到学术经费和资源，也很难融入到白人的学术圈里并为之接纳。
例如，杜波伊斯就种族关系和种族不平等方面的前沿的社会学研究，长期无法得到当时声名显赫的芝加哥学派的关注。他们的工作被主流学术话语边缘化，在一个种族主义的学术环境中难以通过发声而获得他们应该获得的尊重和认可。
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美国历史学界。把持这一时期美国内战与重建学术话语权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威廉·邓宁教授（William Dunning）延揽了一批研究内战史的博士研究生。
这些年轻的白人学生许多都来自南方，在重建以后种族歧视严重的时期长大成，对黑人持有根深蒂固的成见，邓宁学派（Dunning School）更是强化了这种枉顾奴隶制的罪恶、将黑人视为低等种族而对内战前的南方充满同情的价值取向[8]。
曼哈顿中城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五层入口处展示的醒目的大型油画“美国人民系列：死亡”（American People Series, Die），表现出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美国社会的混乱、恐慌和种族暴力，在外界看来恐怕莫过于对“身份政治”所引向的族裔间的仇恨和对立最好的说明。
然而果真如此吗？
拉长时段看，民权运动给美国带来的绝非只是混乱、暴力、性别和族裔的冲突。枉顾长时段民权运动框架下的有色人种争取自由和平等的经历而漫谈身份政治的弊端，等同于对过去暴力和牺牲的历史的遗忘。
美国当代保守主义的兴起
里拉对身份政治的批评同样忽略了美国价值的局限性，以及美国当代保守主义兴起的大背景。里拉认为，身份政治使美国的年轻人不再关心更大更开阔的世界和美国的普世价值。
学校教师应当试图扭转这一局面，让年轻人走出身份政治的迷局。如何走出迷局？里拉认为美国的教育应该强调培养年轻人的爱国主义以及公民义务的意识。
但里拉没能看到这种美国主流核心价值里内在的族裔和认同的局限。研究非裔美国史和黑人激进主义的尼基尔·帕尔·辛(Nikhil Pal Singh)的看法，就与里拉截然不同，也更为历史化和具体化。
是否高唱美国国歌、手拿美国护照，就代表你是美国人？
辛指出，我们所拥抱的文化和价值层面的美国价值，从根本上不如说是白人特质。美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对辛而言，从一开始就是构建起来的、枉顾有色人种的实际经历的神话。
辛指出，梳理美国历史，从美利坚文明缔造之初，公民资格就和财产权就密切结合在一起。财产所有乃是整个政治秩序和民主理想的基础，而拥有财产一直以来都是白人的特权，黑人不仅被排除在外，而且在奴隶制下黑人本身就被视为是白人的财产。
美国的有色人种与公民资格之间并无等号，相反，与“自由的白人”（free white person）相比，内战以前黑奴被折价为五分之三人（three fifth person）,内战以后他们又被贴上“separate but equal”的标签[9]。
马克·里拉指出，从身份认同的角度讲，三K党（Ku Klux Klan）在本质上是一场关于身份政治的运动，也是最早的身份政治运动。因此，2016年大选时期涌现出的白人至上主义的抬头应当归咎于身份政治。
内战以后三K党的兴起，和60年代以来身份政治在民权运动中的兴起语境截然不同。白人至上主义的抬头要从美国保守主义和“右派”的政治谱系中寻找源流。当代美国有两种来自不同背景的保守主义。
一种是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平民式的、草根的保守主义（grassroots conservatism），另一种是具反对罗斯福新政的商业财团的保守主义（corporate-business conservatism）。
这两种看似不相干的思潮相互促进，互相强化，共同反对60、70年代越战兴起以来的新左势力，也一起缔造了80年代以来的里根时代的保守主义。
谈及美国的草根的保守主义，在地缘上我们总习惯于以南北分界、将南方视为保守主义的大本营。
丽萨·麦克吉尔对美国西部、加州橘子郡的研究则向我们揭示了美国草根和民众层面保守主义更复杂的面相。
麦克吉尔认为，美国草根的保守主义思潮可以溯源到杰斐逊式民主理想所伴随的本土主义(nativism)、种族主义和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橘子郡居民的性别观念极为保守；他们在20年代支持3K党，在30、40年代反对罗斯福新政和一切形式的计划经济，在麦卡锡时代紧密支持反共的意识形态、坚定标举美国的道德理想，义无反顾把选票投给共和党人[10]。
关于后者，即美国商界和精英层面的保守主义，菲利普斯·费恩的《看不见的手》就对这个群体做了非常细化的分析。
费恩的研究发现，从大萧条以来，保守派的商人一直反对工人组建工会、反对罗斯福新政的改革。对这些人而言，罗斯福新政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灾难。这股从政治经济而非文化层面为出发点的思想潮流，影响深远。
这些人也为60年代的民权运动感到不安、焦虑和惶恐。然而他们最终获得了胜利，60、70年代的激进主义很快退潮，80年代里根的当选和保守主义的重新抬头，都标志了他们的胜利[11] 。
马克·里拉认为身份政治给美国带来诸多问题，强化了年轻人的个人主义倾向，使年轻人无法走出自己基于种族、性别和阶层划分的小圈子和自身的身份认同，也难以以美国公民和美国价值的大局观看待问题。
然而就连里拉自己也承认，民权运动和文化左派把美国社会塑造成一个比上一代文明得多、也更为理想的社会。
笔者认为，唯有认可这些民权运动塑造的社会共识以及它所带来的历史成就，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身份政治给美国当下带来的问题，才能使人信服。
而另一方面，里拉的论调提醒我们注意，大学和教育机构流行的“新左派”从未在美国社会取得绝对的胜利。
民权运动以来，“自由共识”在美国的校园、媒体、政府机构和教堂似乎都早已是家常便饭，但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被包装起来的“神话”？这一结构性问题值得深思。
注释：
[1]Lilla, 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After Identity Politics, Harper Collins, 2017.
[2]Doug Rossinow, The Politics of Authenticity: Liberalism, Christianity and the New Left in America,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3]Alan Brinkley, The End of Reform, NY: Vintage Books, 1995.
[4]Alice O’Connor, Poverty Knowledge: Social Science, Social Policy and the Poor in Twentieth-Century US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5]Frederick Douglass, “What to a Slave is Fourth of July?”.
[6]Charles Payne, I’ve Got the Light of Freedom: The Organizing Tradition and the Mississippi Freedom Strugg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7]Jacqueline Hall, “The Long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the Political Uses of the Past,”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91, March 2005.
[8]Aldon Morris, The Scholar Denied: W. E. B. Du Bois and Modern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9]Nikhil Pal Singh, Black is a Country: Race and the Unfinished Struggle for Democra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0]Lisa McGirr, Suburban Warriors: The Origins of the New American Righ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11]Phillips-Fein, Invisible Hands: The Making of the Conservative Movement from the New Deal to Reagan, NY: W. W. Norton &Company,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