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眼镜的年代，24%近视率的读书人怎么读书

微信ID：shangwu1897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眼镜的发明

很难想像在眼镜发明之前的那些世纪里，读者是眯着眼睛通过一篇文本模糊的轮廓，接着再想像，一旦有了眼镜，人们在突然清楚看见写着文字的扉页几乎毫无困难时，会感到多么轻松。

人类有1/6的近视比率；在读书人之间，这项比率又高出许多，接近24%。亚里士多穗、路德、塞缪尔·佩皮斯、叔本华、歌德、席勒、济慈、丁尼生、约翰逊博士、亚历山大·蒲伯、克维多一比列加斯、华兹华斯、丹特·盖博瑞尔·罗塞蒂、伊莉莎白·巴瑞特·布朗宁、吉卜林、爱德华·李尔、多萝西·塞耶斯、叶芝、乌纳穆诺、泰戈尔、詹姆斯·乔伊斯——他们的视力都不佳。在很多人的身上视力受损的状况恶化，而非常多有名的读者在晚年时甚至全盲，从荷马到密尔顿，又到詹姆斯·瑟伯（美作家、漫画家）和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在30岁出头的时候开始丧失视力，而1955年被任命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国家图书馆的馆长时，他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

这些都是普通的动作：从眼镜盒里拿出眼镜，用拭净纸或上衣的边缘或者领带尾擦干净，把它架在鼻梁上，固定在耳后，然后凝视摊开在我们面前清晰的文页。接着，把鼻梁上闪亮的镜架上推或下移，以便使字母对准焦距，过了一会之后，把眼镜取下来，揉揉眉心，用力闭上眼睛，已拒斥这塞壬歌声般诱人的文本。还有最后一个动作：取下眼镜，折叠，放置于书上页与页之间，来标示所念到的地方，以便晚上继续。

在基督教的圣像中，圣露西的代表形象是端着一个装有一对眼睛的盘子；事实上，眼镜就是视力差的读者能够任意地拿掉或戴上的眼睛。他们是身体上一个可以分开的功能部分，通过它可以观察世界的一个面具，一个昆虫般的造物，携带在身边有如一只螳螂宠物在祷告。谦虚、盘腿坐在堆积如山的书籍上，或立于桌上一个杂乱的角落，眼镜已成为读者的标志，读者出现的记号，读者技巧的象征。

在眼镜的发明之前，至少四分之一的读者会需要“超大的字”才能解读一个正文，中世纪读者的眼睛所承受的紧张度是很大的：他们在房间里设法阅读，夏季时为了保护他们不受热袭，这些房间是阴暗的；冬天这些房间自然是黑的，因为窗户一定要小，才能抵挡刺骨寒风钻隙而来，只有一道满是尘埃的光得以射入。中世纪的抄写员经常抱怨这种工作状况，也常常在书页边缘潦草写下他们的困扰，就像13世纪时一个名唤弗罗伦齐奥的人，对他我们一无所知，除了他的名字和这段对其行业心酸的描写：“这是一个痛苦的差事。它将眼睛中的光芒扑灭，它使得人弯躬屈背，它压碎五脏六腑和肋骨，它把痛苦带到肾脏，把疲倦加诸全身。”对视力差的读者而言，这个工作一定更加辛苦；帕特里▪特罗弗一罗珀指出，夜间他们很可能觉得比较舒适，“因为黑暗使一切变得平等。”

在巴比伦、罗马与希腊，视力不佳的读者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让人念书给他们听，通常是由奴隶来念。有些人则发现，透过一片澄明的石头来看会有所帮助。老普里尼写到有关翡翠的特性时，提到近视的皇帝尼禄常透过一片翡翠石观看战士的比斗。不论这样做是夸大了血淋淋的细节，或仅仅是给与一种绿色的色调，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个故事传遍整个中世纪，而学者如罗杰·培根和他的老师罗伯特·格罗思泰斯特皆评论过这种宝石惊人非凡的特性。

但只有很少数的读者才能取得这种宝石。大部分的人注定要依赖二手的阅读来度过阅读的时光，或在一个缓慢而费力的过程中张紧眼睛的肌肉以补救这缺陷。然后，13世纪后期，视力不良的读者命运改变了。我们不知道这变化确切发生的时间，但在1306年2月23日，佛罗伦萨新圣玛利亚教堂的讲道坛上，比萨的吉奥达诺·达·里瓦尔托提醒他的教徒，眼镜的发明——“世界上最有用的装置之一”——已经有20年了。他又说：“我见过这个发明者，比任何人都早；他发明且制作了一副眼镜，我和他说过话。”

到了15世纪，阅读用的眼镜是一种奢侈品；昂贵，而且相较下只有少数人需要，因为书籍本身也是极少数人才拥有的东西。印刷术发明、书籍相对普及之后，眼镜的需求增加；例如在英国，商贩从一个城镇旅行到另一个城镇，贩售“便宜的大陆眼镜”。1466年，斯特拉斯堡镜片和夹片的制造者名气传开，是在谷登堡第一本《圣经》出版之后不到11年；1478年于纽伦堡；1540年于法兰克福。更多、更好的眼镜可能使得更多读者得以变成更好的读者，也买更多的书籍，而为此缘故，眼镜和知识分子、图书馆员、学者关系密切。

戴眼镜的人

从14世纪起，眼镜被加到无数绘画当中，以标征人物勤勉而有智。在许多“圣母之死图”(Dormition)的描写中，环侍她的床边的几位博士及智者，恰好都戴着各式各样的眼镜；现存于纽伦堡修道院这幅不知名的lI世纪圣母之死图中，一个状若惘然的年轻人手持一大部书给一位蓄有白胡的贤者看，贤者的眼镜却是几世纪之后被人所加上的。此中的暗示似乎是，即使最智虑精良的学者，也没有足够的智慧使圣母痊愈并改变她的命运。

在希腊、罗马和拜占廷，学者诗人( doctus poeta)手中要握着一片刻字板或一个卷轴——这个形象已经被认为是一个模范，但这个角色仍旧是个生命有限的人。神祗们从未为文学操心；希腊和拉丁神祗的描绘中，从来未见有持书者。基督教首先将书本放在其神明的手中，而14世纪中期以降，标记式的基督教书籍开始伴随着另外一个形象，眼镜。基督与天父完美，不应将其表现为视力不足的人，但教会的神父——圣托马斯·阿奎那、圣奥古斯丁——以及进入了天主教的正典的古代的作家——西塞罗、亚里士多德——偶尔会被描绘成抱持深奥书卷，戴着代表知识的贤者眼镜。

15世纪末，眼镜不只象征阅读的权威，也象征其滥用，这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当时和现在，大部分读者多少都经验过一种屈辱：人家告诉你阅读这个活动是应受谴责的。我想起六七年级时，有一次放假，我在家里看书，却因此遭人嘲笑，而被欺负后的结果是，我的脸趴到地上，在地板上挣扎，眼镜被踢到一个角落，书则落到另一个角落。“你不会喜欢它的”是我表兄弟姊妹的裁决；他们曾经看过我排满书籍的卧室，就认定我不屑随他们去看一个西部片。祖母看见我在星期天的下午还看书，就会叹息说，“你在做白日梦啊，”因为她觉得我不好动，是浪费光阴，是违反生命喜悦的罪。懒散、赢弱、自大、卖弄、菁英；这些字眼最后都变成和心不在焉的学者相联，他们是视力差的读者、书蠹、没用的书呆子。他们成天埋首书堆，与现实和肉体的世界隔绝，自以为优于那些对文字陌生的人，而这些文字是保存于满是尘埃的封面之内的，这些戴眼镜、自以为通晓上帝智慧的读者，被认为是傻瓜，而眼镜则变成知识傲慢的象征。

西班牙作家豪尔赫·曼里克，将人类分成“靠双手过活的人以及富人。”很快地，这个区分就被认为是“靠双手过生活的人”和“书呆子”，戴眼镜的读者。很奇怪的是，眼镜从来不曾脱离这种非尘世的联想。连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希望显得聪明（或至少是博学）的人也利用这种象征；一副眼镜，不论是否为了矫正视力，都暗中破坏一张脸的性感，只使人联想到智性的活动。在电影《热情如火》（Some Like It Hot）中，托尼·科蒂斯戴着一副偷来的眼镜，努力说服玛丽莲·梦露，他只不过是一个天真烂漫的亿万富翁。而在桃乐西·派克的名言中，“男人很少青睐／戴眼镜的女孩”。另一方面，18世纪的安东尼奥·何塞·达．西尔瓦让他的小精灵对胆大妄为的士兵佩拉尔塔指出：小精灵希望他去引诱那些貌美而放浪的女子，由于“耽书”，实际上已经沦为慵懒之罪的牺牲品。书使她们堕落。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将身体的力量与心灵的力量对立，将“感性的人”（hommemoyen sensuel）与学者分离，发展出一连串精心的立论。一边是与书无缘的工人、奴隶、骨头与肌腱的生物、芸芸众生；另外一边是少数思想家、抄写员的菁英、很可能也与官方权威结盟的知识分子。搞阴谋活动则相反。在柬埔寨红色高棉波尔布特统治期间，戴眼镜的人被杀掉，因为戴眼镜被视为能阅读，因此能得到信息，而这将允许他们批评政府。塞涅卡在讨论到幸福的意义时，赋予少数人智慧的要塞，而轻蔑大多数的人的意见。“最好的人，”他说：“应该要被多数人所爱戴，但是相反的，一般大众却选择了最差的……听从民众之言、认为大多数人所赞同的就是对的、将大众的行为视为自己的典范，这些做法是害人不浅，大众不是依循理性而生活的，他们只是服从。”英国学者约翰·凯里分析进入本世纪时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关系，发现塞涅卡的见解在许多晚期维多利亚与爱德华时代英国最著名作家中获得回应。“即使个人夹在多数人之间，”凯里下结论说：“实际上，要认为其他每个人都和自己一样，具有个体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群众，是一个简化和表示轻视的概念，是被发明来平缓这种困境的。”

哪个先发明？群众？或是戴眼镜的书呆子？到底谁先谁后几乎不怎么重要。两种刻板印象都是虚构，而且都具有危险性，因为在道德或社会批判的借口之下，它们都被利用，意图削除一项在本质上既非有限、也不会施加限制的技巧，阅读的真相在他处。

这种阅读有一个形象。一张摄于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伦敦大轰炸期间的照片，显示一处塌陷图书馆的遗迹。透过残破的屋顶可以看见外边的阴森建筑物，而储藏间的中央是一堆屋梁与残破的家具。但是墙壁上的书架犹牢牢支撑着，排列其上的书籍似乎未受损。三名男子站立在瓦砾碎石中：其中一人好像犹豫不决，不知该挑选哪本书，他显然正读着书背上的书名；另外一个人戴着眼镜，正伸手拿取一本书；第三人则正在读，手中是一本打开的书。他们并非将战争抛在脑后，或忽视这场灾难。他们不是选择书籍而轻忽外在世界的生命。他们正在努力坚持，以对抗眼前的厄运；他们正坚持着一个平常的发问权利；他们企图再一次发现——在这废墟之中，在阅读偶尔赐予的惊人报酬中——发现一种理解。

摘自商务印书馆《阅读史》

---

服务教育，引领学术，

担当文化，激动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