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继承财富和依靠租金生活比自己动手更加高贵 | 经济周
“因此，当每一个人企图尽可能地使用他的资本去支持本国工业，从而引导那种工业使它的产品可能有最大的价值时，每一个人必然要为使社会的每年收入尽可能大而劳动。的确，他一般既无心要去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对之正在促进多少。他宁愿支持本国工业而不支持外国工业，只是想要确保他自己的安全；他指导这种工业去使其产品能具有最大的价值，他这样做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也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这样做只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促进一个并不是出自他本心的目的。”
亚当·斯密
几个世纪，政府的经济职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政府职能曾变得非常重要。亚当·斯密《国富论》历时多年，这部与美国《独立宣言》同年出版发行的著作至今仍是分析政府职能的出发点。当年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的主要原因是针对“重商主义”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对“商业制度”的批判。亚当·斯密描述了那个时代的政府，特别是英国政府通过监管、垄断以及设立贸易障碍对经济活动所进行的干预。当时，很多经济活动需要政府授权，因而产生了施惠于特定个人或团体、阻碍其他人开展相同经济活动的垄断。亚当·斯密对政府强加于美国殖民地的限制尤其不满。在重商主义的“商业制度”中，尽管允许个人拥有私人财产，并且存在交易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但市场的力量被削弱了。
一般认为，亚当·斯密的著作开启了“自由放任”时代，即减少政府干预，给市场（不只局限于对外贸易）和个人以更大的经济活动空间。从时间上看，简化版的“自由放任”时期大约始于1880年，终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随后，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的发展使大家逐渐认识到“自由放任”的缺陷。那时的质疑者主要是社会学家，以及德国学派的经济学家，当然也有主流思想家。尽管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干预增加，政府支出扩大，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
奉行“自由放任”主义的胡佛政府
一直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经济学家和金融家都将亚当·斯密看成是“自由放任”的推动者、“看不见的手”的发现者，以及“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教父。此外，很多经济学家将自己对“重商主义”或“商业制度”（即政府的开发性经济职能）的批评归因于亚当·斯密，这些可能成为永远的“历史误会”。鉴于亚当·斯密的思想在经济学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国富论》在政府职能研究中的意义，我们应当重视亚当·斯密的思想价值。
据报道，“亚当·斯密的著作被引用的次数多于其被阅读的次数”，“每个欧洲国家都至少有一种以上对亚当·斯密理论的解读”( Reinert and Reinert)。德国学者讨论了由他们所定义的“亚当·斯密问题”。阿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2001)曾提到亚当·斯密理论的“神话”一说。詹姆斯·巴肯(James Buchan)( 2006)指出，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教父，斯密从未用过“自由放任”这一表达方式，而这一用法早在亚当·斯密时代之前的法国就已经出现过。此外，“看不见的手”在亚当·斯密流传至今的上百万字中仅出现过三次，并且没有一次与自由资本主义有关。一般来讲，历史学家都会直接阅读亚当·斯密的著作，但大部分当代经济学家对亚当·斯密的了解主要来源于二手资料。 因为从1759年出版《道德情操论》，到1776年出版《国富论》，亚当·斯密的思想是逐步形成和演变的。这两本书的写作都耗时多年，出版时都引起社会公众特别是哲学家的极大关注[直到1754年，那不勒斯大学才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位经济学教授——安东尼奥·吉诺维斯( Antonio Genovese 》。其间，一些古典经济学家整理并重新演绎了亚当·斯密的思想，使其更加接近他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亚当·斯密被认为是“自由放任”的创始人，而“自由放任”经济学是稍后才发展起来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的著作和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可能都经历了与亚当·斯密的著作相似的命运。
亚当·斯密出生于1723年，那时，给整个世界带来巨大变化的工业革命还没有出现。亚当·斯密的父亲是一名海关稽查员，这一职业可能对亚当·斯密的思想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例如，《国富论》强调，“继承财富和依靠租金生活比自己动手更加高贵”( Ricossa, 2006)。当亚当·斯密撰写《道德情操论》（这是经济学说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第一部著作）时，他将自己看作是“道德思想家”，并且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道德哲学教授。将亚当，斯密的观点与大卫·休谟的观点进行对照，我们会发现，亚当·斯密的思想更容易被大家理解。大卫·休谟因撰写《人性论》一书而闻名全世界。他认为，在本质上，人们都受“激情”和“私利”的驱使，其他因素基本不起什么作用。换句话说，社会因素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很小，因此，所有社会都需要一个稳定的权力中心，政府作为权力锚，能够通过惩罚非道德行为、转移有害情绪来维护社会秩序。大卫·休谟认为，个体需要自由来维护，而社会需要权威来维护，而且，“权威与自由之间，永远存在冲突。哪一方也不能在对抗中绝对胜出”。
相比之下，亚当·斯密对人性的看法更为积极和乐观。亚当·斯密认为，人类天生就有一种“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使大家能够感知他人的悲喜，人类也会受到其他人想法的影响。此外，“认同感”会随着文化发展进一步强化，而文化发展是受商业发展驱动的。由于商业发展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建立了共同遵守的规则，因此，商业在亚当·斯密的世界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
在一个轻视商业的世界里，亚当·斯密的思想具有革命性意义。那时，贵族还不屑从事商业活动。社会普遍认为，交换是与欺骗联系在一起的。
亚当·斯密思想的另外一个重要基石是，分工促进了商业发展，换言之，分工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社会文化的进步。亚当·斯密引用了著名的制针厂案例来证实，分工越精细、越专业，对交易和商业的需求就越强。法国《百科全书》第5卷中有一篇名为“Epingle"的文章。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的重要认识就来自于这篇关于制针厂的文章。
这也引出了亚当·斯密关于政府职能的讨论，即政府可以推动商业发展，也可以阻碍商业发展。当时英国政府在英美贸易和英印贸易中的做法就反映了这一点。亚当·斯密认为，政府应当促进和鼓励贸易发展，并通过提供服务推动贸易发展。
亚当·斯密对政府职能的界定——政府应当保护和促进商业活动——对以后的经济理论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亚当·斯密做出了政府应当保护和促进商业活动的基本判断。亚当，斯密的著作出版于工业革命之前，当时，社会民众对政府行为的评价是负面的。尽管从今天的视角来看，亚当·斯密对政府职能的观点可以被解读为要求限制政府职能，或者将政府职能最小化，但是，当时并非如此。将亚当·斯密关于政府职能的看法等同于后来的“自由放任”是错误的。拥护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大多是法国人，他们反对扩大政府职能。
（以上摘自《政府与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