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王佐良，有许国璋，7位大学者的商务印书馆故事
在迎接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馆庆之际，我在《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新五期上读到了于殿利总经理在陈翰伯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开幕辞。于总在这篇开幕辞中特别提到：“翰伯同志重视著译者队伍建设，他借用老商务的传统说法，称著译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使得商务出版了大批的名著名译。”读了于总的这几句话，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我馆星光灿烂的作译者群。远的不说，就以我本人在我馆工作30年期间，曾经接触过或者与之有过一些渊源的英语界作译者来讲，其中便有许多不仅学术造诣深湛而且对我馆也很有感情的专家学者，他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故而我觉得，在纪念我馆120周年馆庆时，撰写一文，对他们当中的七位作些回忆和记述，或许是恰当的和具有一定意义的。
下面我就来记述这七位令人难忘的我馆作译者。
年轻时的王珉源先生（右）和张祥保先生（中）
我馆于1981年创办《英语世界》这一刊物后，王岷源先生的名字便出现在该刊编委名单中，我并不认识王岷源先生，虽然这份上个世纪80年代风靡全国的名刊我每期必看，但对王先生的名字始终不怎么注意。
后来，到1988年8月，我被任命为我馆副总编辑后，分工兼管《英语世界》杂志，负责该刊每一期付型样的终审和签字发印，我才从编辑部人员处得知：王岷源先生是一位英语教授，其夫人就是张元济的侄孙女张祥保先生。
商务印书馆主办《英语世界》杂志创刊号
张先生是北大英语系教授，也是我在1953至1957年于北大求学时的老师（大一教我们英语语法，大二给我们上英语泛读课）。但说来惭愧，我一般很少去探望昔日的北大老师，难得在北大百年校庆日，我参加完系里为老校友举办的庆祝会后，和几个老同学一道去看望张祥保老师，可那天王先生外出了。所以，我一直没有机会向王先生当面求教过。
2000年8月王先生去世，我馆曾派专人去张祥保先生家吊唁，偏偏那时我又出差在外，未曾参与。2001年初，我馆成立了《英语世界》杂志社，由我担任社长，我这时才开始过问该刊的具体编务，并逐渐得知：王岷源先生并不是一位“挂名”编委，他是为刊物实际做事的。
王先生退休后，身体不太好，并未从事其他学术活动，而是把他有限的一点精力全部贡献给了《英语世界》，他要为刊物的每一期审读四五篇译稿，有时还帮助选稿。他审读译稿认真仔细，常作多处改动，几乎等同于校订，但他从来不要求以校订者署名，也不要求按校订费的稿酬标准付酬，而只领取一点菲薄的编辑费（比校订费少得多），几乎可以说是在为刊物义务性地工作。但王先生从不计较，而且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干下去，二十年来从未中断过。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他在2000年秋冬之交快去世前半个月，还给杂志社寄了三四篇他刚刚审改完的译稿。我获悉此事后深深被感动，也觉得愧疚，于是第二天我便专程到中关村北大教师宿舍张祥保先生家，向张老师表示慰问，并代表杂志社送上一千元唁金。我还向张先生表示了愧疚，表示我个人长时间内对王先生不够关心，哪怕是多打几次电话问问安也好。祥保师对此表示谅解，说：“你太忙了，岷源和我都是知道的，你不要过于自责。”我听了这话才稍感心安。
实事求是地讲，王岷源先生由于体弱多病，著述不多，也很少参加学术会议，因此在英语界并不特别有名。但他这种为我馆刊物长期地、默默无闻地甘作无私奉献的精神——简直可以说是“鞠躬尽瘁”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因此我在回忆我馆一些令人难忘的作译者时，首先想到的便是这位可敬的王岷源先生了。
李赋宁先生
接下来我要记述的作译者，便是对我馆英语出版物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李赋宁先生了。
李赋宁先生是我国英语界的知名学者，也是我的老师。我在北大求学期间，大三时他给我们讲过一年欧洲文学史，大四给我们开过西方文论课。
他是我馆的老作译者了。早在上个世纪的1962—1965年，他就和王佐良等四位先生为我馆主编过《英美文学活页文选》；改革开放后，李先生等又在这些活页文选的基础上选择和扩充，遍约全国多所高校的英语界专家学者，编成一部《英国文学名篇选注》，每篇英语选文后面都附有“题解与注释”，辑成厚厚一册，大32开精装本，共1200多页。由于是名家主编，名家选名篇，名家讲名篇，此书于1983年9月出版后，立即成为全国高校英语系师生的必备书，到上个世纪末，即1999年5月已8次重印，迄今仍是我馆的常销书。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英国文学名篇选注》
李赋宁先生倾注了很多心血的专著《英语史》是上个世纪90年代由我馆出版的。出版过程中，为了此书的某些内容增补及作者看校样的时限问题，我曾去过李先生在北大朗润园的住处与他商讨问题，李先生对我这个昔日的学生十分客气，而且完全采纳了我们的意见，其对待晚辈的谦和态度一如当年。
我这里要特别提一提李赋宁先生于1997年我馆百年馆庆时在专门为国外与境外来宾开的庆祝会上的讲话。百年馆庆时，有美国、英国、新西兰等国外来宾和来自我国港、台地区的境外来宾，由于要配备翻译会延长会议时间及主席台座席次序难以安排等原因，当时馆里决定，在有我馆全体员工和上级首长参加的正式庆祝大会之前，先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会议厅为国外和境外来宾单独安排一次座谈会，与会人员只限于馆有关领导和外语编辑室全体同志。馆里请李赋宁先生作为我馆作译者代表用英文发表一篇讲演（未配翻译）。
记得那天李先生讲得特别有精神，他一头白发，挺立在麦克风前，用不快不慢的语速、一口略带美语腔调的标准语音娓娓而谈，他的英语讲演辞用词精准典雅，句法跌宕多变，是一篇上佳英语文章。当时，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OUP”）亚洲地区出版总监斯恪先生（Alastair Scott）正好坐在我身边，我见他对李先生的演讲听得十分专心。记得李先生曾讲到“publisher”在中文里不应该译为“出版商”（李先生用英语译释作“从事出版业的商人”），而应译为“出版人”（李先生用英语译释作“从事出版业的人士”），因为publisher虽然要出书谋利，不谋利便无法生存，但作为publisher，其更为重要的追求应该是出书育人，以出书来推动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像OUP和商务这样一些历史悠久的知名出版社无不如此（大意）。
对于这几句话，斯恪先生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在会议间歇时，我告知斯恪先生，李赋宁先生是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中国英语界第一流学者，在我馆出版过《英语史》专著。他早在1946年就去美国耶鲁大学深造。除英语外，还精通法语、德语、拉丁语、古希腊语。斯恪先生听了我的介绍后说：“和OUP一样，只有你们商务印书馆这样的著名老出版社，才会有这样优秀的作者（authors）啊。”当时，我馆正在与OUP加强合作，已经出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简体字中文本的第三版和第四版。这两版的译者都是港台人士。此后，在我馆与OUP商讨出版“牛六”（《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时，OUP便欣然同意由我馆来负责中文本的组译工作，组织内地高校的译者来翻译，再由两家的编辑分头审稿。我想，在推动我馆与OUP的合作上，李赋宁先生的这一席讲演也可能起到了一些作用。
由李先生作为总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是国家出版规划的重点项目，其第一卷和第二卷在上个世纪末由我馆顺利出版，第三卷（含上、下两册）也于2001年出版。可惜的是，李先生于2004年5月就去世了，其时，我也不再担任副总编辑而改任《英语世界》杂志社社长了，故而，在我后来去李先生的蓝旗营新居向师母徐述华先生表示慰问并送上唁金时，只能代表杂志社了，而李先生早在西南联大就与该刊前主编、我馆已故编审陈羽纶相识，担任过该刊顾问，还为该刊《识途篇》专栏写过文章，所以说，李先生在多个方面为我馆作了贡献。
许国璋先生
1979年改革开放伊始，我国出现了全民学英语的热潮。我馆那时出版的由许国璋先生主编的《英语》1—4册就成了当时我馆最畅销的出版物之一。
这套教科书由全国多所高校的知名教师分头编写，而由许国璋先生总其成，他以先进的英语教学观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并结合中国人学英语的特点规划大纲，指导课文与习题配置，因而选材精当、复习题设计科学、课文深浅循序渐进，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每重印一次，全国各地新华书店都抢着来订货，我馆王府井门市部（一排小平房，位于今涵芬楼书店北侧马路边上）每次开售此书更是热闹非凡，门市部小小的空间里挤满了人，挤不进来的购书读者于是在门市部外面向南北两侧排起长队。那时，我们中午到食堂买饭时经常会见到这样的排队“长龙”。
我初识许先生大约是在1984年于天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至今还记得，会议结束后，我们集体乘宾馆门前的一辆大巴赴火车站返京时，宾馆大堂内忽然出现了围观的人群，其中有不少女服务员，听她们叽叽喳喳地轻声交谈，“哪个是许国璋？”“看，楼梯口那个戴眼镜的瘦老头就是！”七八年后，我向许先生提起这件事，我说“许先生，您真是天下何人不识君啊！”他老人家听了满脸笑意，连连摆手让我不要谈这些事了。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许国璋英语”（那时大家都这么叫，《北京晚报》上各种英语补习班的广告上更简化为“许国璋一、二”、“许国璋三、四”等等）需要修订，还出现了版权纠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下简称“外研社”）要求许先生从我馆收回这套教科书的版权而改由他们出书）。为此，时任我馆总经理兼代总编辑的林尔蔚同志带着我几次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以下统称“北外”）许先生家登门造访，与他商谈“许国璋英语”的修订与版权事宜。林尔蔚同志态度谦恭，说话语气诚恳，许先生对我们也很谦和，由于双方都能相互谅解，故提出的处理方案虽然不同，但每次磋商的气氛都很融洽。我们每次去许先生家谈完正事后还常拉拉家常，他和许师母每次都坚持“留饭”——在北外校门边一家餐厅里请我们吃饭。因此，许先生每次到我馆来，林尔蔚同志都亲自接待，并且也坚持“留饭”——到外面找家饭店吃顿饭。每次用餐到中途，尔蔚同志都示意我先去柜台结账，以免许先生又争着要“买单”。一来二往，许先生和我们的关系日益紧密，最后发展到了几乎无话不谈的“好友”的程度。最后，尔蔚同志出于对许先生身在北外的这一具体处境的谅解，毅然作出让步，达成协议：“许国璋英语”仍由我馆出版，其修订版（改名为《现代英语》）的一、二两册改由外研社出版发行，我馆则出版其三、四册。一、二两册的销路显然会大于三、四册（前者是入门阶段的用书，后者是进一步深造的用书），我们甘愿吃亏（到后来，由于读者水平普遍提高，各种各样引进的与国人自编的英语教科书层出不穷，《现代英语》的销售已不再有“许国璋英语”当年的热销盛况了）。
为了对我馆表示一点“补偿”的心意，在此期间（好像是1991年左右），他答应把自己的心血结晶——一百余篇有关语言学理论、语言研究、外语教育、文化与翻译、英国文学等领域的论文编成“论集”交我馆出版，我们当然欢迎。当时，他带的一位博士研究生正在帮他整理这些文章。1993年，许先生赴欧洲讲学回京后，由于辛劳过度，没多久便病倒，1994年9月许先生在北京病逝，许师母不久也随他而去，令人伤感。
1997年5月，我们赶在许先生离世三周年前夕，出版了《许国璋文集》第一卷，1999年1月出版了第二卷。许先生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语言文字卷”的副主编，这两本《文集》内容丰富，学术水平极高，例如《从〈说文解字〉的前序看许慎的语言哲学》《〈马氏文通〉与其语言哲学》等文，表现了许先生学贯中西的极高学术造诣，令人钦佩。出于胶片老化等多种原因，该书至今未重印，目前已是一书难求，《文集》第一卷在网上的销售价格已高达200多元（原价28.50元）。
2015年冬，北外举办许国璋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我馆总编辑周洪波同志出席并讲了话，这充分体现了我馆对作译者的尊重，也足以告慰许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王佐良先生
上文提到的初识许国璋先生的那次会议，是由教育部于1984年在天津召开的，是教育部属下“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后改为“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一次年会。编辑室的领导派我去天津与会，任务有二，一是了解全国高校英语教育的发展走向，二是鉴于到会者都是英语界的领军人物，让我去看看有无组稿、约稿的机会。
在那次会上，我组到了山东大学英语系编写的一套英语教材，这套教材还是编得不错的，曾多次重印，但总的印数不多，因为采用这套教材的，大多限于山东省内的高校。而令我更难忘记的一部书稿，却是王佐良先生撰写的《英国散文的流变》。
王佐良先生是我国英语界的名家，其英诗汉译早就脍炙人口。他也是上文提到的我馆出版的《英国文学名篇选注》一书的首席主编。他那时已担任了北外副院长，又是全国人大代表。
由于王先生地位太高，到会后我未敢冒昧接触他，不料在一次用午餐时，我与王先生邻桌，背靠着背，椅子靠得很近，我听到了王先生对那一桌的人（大多是英语界名流）说：“……现在大家研究英国文学，重点都放在英诗和长篇小说上，很少看到有人谈及英国散文。我倒是想写一点有关英国散文方面的东西……”听到王先生的这番话我心头一动，于是在当天晚上我大着胆子找到王先生住的单间。我记得，单间的门是虚掩着的。我轻轻地叩门，王先生听见了，从房间里说“请进”，我就走进去了。见到王先生，我急忙掏出名片递过去，自我介绍说：“我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想和王先生谈点事。”他那时正在看电视（似乎是足球赛），听了我这话以后便把电视关了，请我在另一张沙发上坐下来。他边转动小沙发边说：“噢，你是商务的，你找我有什么事？”我于是把他中午在餐厅里说的话重复了一遍，然后说：“听了王先生的话，我们商务对王先生打算写的这本书很感兴趣，不知道书写完没有，这本书愿不愿意交给商务出版？”
他听到后很高兴，但他告诉我，他现在担任了行政职务（指北外副院长），杂事多，会多，太忙了，只能抽空写一点儿是一点儿，现在刚开了个头，接着他又明确表示：“我当然愿意把书交给你们出了，你们商务在学术界名气太大了，外研社成立的时间短，和你们可比不了！”
我听了急忙钉牢一句：“那就谈定了，王先生这本书由我们商务出了！”——其实，我当时只是一名普通编辑，对书稿并无拍板权，但我料定我馆有关领导肯定会接受王佐良先生这样的名家之作的。
我临走时王先生主动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并且告诉我，他白天电话忙，打不进去要耐心多等一会儿，后来他想了片刻，又拿起笔来在名片上写下他家里的电话，以便我与他联系。我对王先生做事考虑如此周到十分钦佩，但我后来从未给他打过电话（哪敢真的打扰他呢），有事多半是写信。
大约隔了两三年，王佐良先生才把稿子寄来。该书由我担任责编，出书后王先生还专门打电话给我，对书的封面设计和版式都表示十分满意，那时，我馆是新闻出版署直属单位，每隔两年署里都要对直属社的出版物评一次奖，在某一年的评奖中，王佐良先生这本填补了英国文学研究领域空白的《英国散文的流变》获得了“编辑奖”，那张奖状我至今还保存在手边。
金陵饭店背后的一座小楼
记陈嘉先生
也是在1984年前后，英语界著名学者、时任南京大学副校长的陈嘉教授，为我馆撰写了一部英文本的《英国文学史》（正文和注释、序言等全用英语写就）。此书的第三册（近现代部分）经责编和室主任审读后，在三校样的若干地方划了问号（我不记得是朱谱萱朱老还是朱原同志划的了），大概是对书中关于两个作家和几部作品的提法感到没有把握（可能与戴镏龄先生所译、由前苏联学者所写的《英国文学史纲》的提法略有不同）。我记得当时的外语室副主任朱原同志将划问号的地方向我一一指明并作了解说，因为这类学术问题也涉及政治性评价，用写信或打电话的方式彼此讨论太费事了，故而朱原同志最后决定派我去南京找陈嘉先生面谈。
《英国文学史》第一卷，陈嘉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于是，我在某一天（似乎是夏天）带了介绍信（住招待所要用，当时都得有单位开的介绍信才能住招待所或其他旅舍）和全国粮票（那时到各地吃饭得交“全国粮票”），坐火车去了南京。
到南京后，我迅速找到了汉口路的南京大学，先到南大招待所住下，然后找到校长办公室。校办的一位秘书同志在接待室接待了我。我说，我是从北京来的出版社编辑，为书稿的事想见陈嘉先生。那个秘书说：陈校长不坐班，学校里有事了，我们打电话通知他老人家。我说，那就请你打个电话吧，或者把他家的电话号码告诉我，由我自己回招待所去打。那位秘书面露犹豫之色，说“校长家里的电话可不能随便公开”，于是我急了。
我说：“陈嘉先生这本书我们要力争秋季开学以前出版，有些问题要和陈嘉先生面谈才能解决，如果误了事，你们得担责任。”那秘书闻听此言，想了一下，又向我要工作证看（改革开放之初，当时大家都还保持着一定的“革命警惕性”），我拿出了工作证，他看了以后对我表示歉意，不仅把陈嘉先生家的电话告知了我，还告知我陈先生住宅的街巷号码，并说：“他家离学校不远，我建议你先打电话和陈校长约好了时间再去。”
我表示感谢后回招待所按他的话办了。陈嘉先生在电话里对我很客气，说：“现在刚九点多，你马上来吧，你先上大街找到金陵饭店，很好找的，前面过去拐弯进一条小巷子，走不了几步，就会看到一幢红颜色的小砖楼，我就住在楼里，你进来直接上二层。”
那时，高十八层的金陵饭店刚刚在南京建成，确实很好找，我很快就找到了陈嘉先生住的那幢红色的旧砖楼，小楼也只有二层，我见了陈嘉先生后说明来意，这位和蔼可亲的老教授说：“你先把书稿校样留下来，我看一个下午，明天上午你再来。我会向你作解释的。”
接着，他还问我：“到南京出差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说：“别的问题倒没有，就是在南大招待所里，他们只安排我和别人住一个双人间，我这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您的书稿太重要了，我怕有什么闪失，去食堂吃三顿饭都背着它。”他听后笑了，随即从书桌上撕下一张便笺，写下了几个大字：“南大招待所，给徐式谷同志换一个单间。陈嘉”，拿了这张纸条回去后，招待所立即给换了房。
第二天又去了陈先生家，他对我说：“你们划问号的地方我都看了，一个字也不要改，出了问题我个人负责，学术问题就是学术问题嘛，对作品的看法我不随大流，苏联那本文学史也不要当成经典。”
于是，我拿回了校样，当天晚间便乘火车返京。至于后来陈嘉先生是否还和朱原同志通过电话，我不太清楚。但陈嘉先生写的几册《英国文学史》，30多年还不时在重印，而陈嘉先生为我写纸条的事，我至今难忘。
裘克安先生
裘克安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莎学”专家，多年担任我国著名学术团体“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后改为“中国莎士比亚学会”）理事，他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直到本世纪初，20多年以来，一直为我馆主持“莎士比亚注释”丛书这一宏伟的出版工程。
我馆早在1910年和1921—1935年间，就出版过莎士比亚剧作英文原著的注释本，而裘克安先生主持的这套注释本，则是我国学术界为推介和帮助国人阅读莎翁原著而作出的重大贡献。裘先生为这套丛书作了如下的设计：每一册收莎翁的一个剧本英文原作，每页页边标出英文原文的行数，而右侧的另一页则按照词汇、语法和词句的次序与传播等三个方面，注出莎翁原作16—17世纪之交的“早期现代英语”和当代读者所熟悉的“现代英语”的不同之处，以帮助读者学习和欣赏莎翁作品。每册之前都附有一篇裘先生所写的“总序”，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特点和伟大作一总的说明，在其后再附每一册的注释者撰写的“前言”，对该册所注剧本的艺术特色和思想作一详尽的分析（或曰“导读”）。丛书采用狭长的异型小开本，平装，便于携带和阅读。到本世纪开头的那几年（2003年左右），裘老在世时已出版26种，裘老亲自注释了5种（均系莎翁最重要作品）。2014年，我馆还从其中选了十种，出版了一套精装插图本。
像裘克安先生这样一位著名的大学者，不仅多年——长达20余年——为我馆的这套丛书尽力，征集各地高校的注释者；亲自审定这些“注释者”（他们也大多是知名英语教授）的手稿是否符合要求，还与我馆英语编辑室加强沟通，隔三岔五地就跑来我馆，关心地询问书稿编辑排校进展。老人家这种不辞辛苦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
不仅如此，裘老还特别尊重我们这些做编辑工作的人，特别尊重编辑的劳动，譬如说，我馆编审周陵生同志曾长期担任这套丛书的责任编辑，老周审稿特别认真仔细，能不时发现“注释者”的笔误或一时的疏忽，对这些疏忽处作出更正。对此，裘老大为赞赏，曾亲自给我写过一封信，表扬周陵生同志。
不仅如此，他对我个人也多有指教和帮助。例如，我曾经撰写《历史上的汉英词典》一文，在该文写作过程中，我需要参考一下马修斯（又用汉名马守真，Robert Henry Mathews）所编的汉英词典。一次裘老到我的办公室来，我偶然提及此事，我说，这本词典在“国图”（国家图书馆）列为珍藏本，不能外借，我得去那里临时借阅，很不方便云云。裘老听了此事后说：“嗨，我家里正好有这本书，我下次来带给你。”想不到没过两天，裘老就通过特快专递给我寄来了这本书。（当然，在我的文章发表后，我把此书连同两本发表了该文的《辞书研究》杂志寄还给了他）。
以上事例表明了我馆的作译者和我馆编辑之间的友谊。像裘克安先生这些大学者、老前辈，不仅在做学问上，而且在做人上都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记薄冰先生
薄冰先生
上个世纪80年代，我馆有两本畅销的英语语法书，一本篇幅较大，厚厚的，名曰《实用英语语法》，另一本篇幅较小，不太厚，书名叫《英语语法手册》。前一本书的作者在某家出版社版税畸高的“厚利诱惑”下，把他的书从我馆拿走了，而后一本书的作者则只要求按正常版税率付酬，始终把他的书留在我馆，其修订本也继续由我馆出版。这位对我馆如此有感情的作者就是著名的英语语法学家、北外英语教授薄冰先生。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由于“薄冰英语语法”需要修订和续签出版合同等问题，我曾几次到北外薄冰先生的住处拜访过他。第一次去他家，我们发现他只住一室一厅，是小户型，不免露出点惊讶的神态，薄冰先生看出来了，于是解释说：“学校还另外分给我一套两居室，家里人住在那边，我一个人住这边，清静！吃饭才回那边，不远。”随后，我们进了他的书房兼卧室，面积也不大，除了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和一个长沙发及茶几之外，只有两个书橱。我喜欢看别人的藏书，所以在沙发上坐下来之前，我对那两个书橱多看了几眼，薄冰先生又看出了我在想什么，这时他坐在床边，哈哈一笑对我说：“我的藏书太少了吧，是不是？我是个笨人，一生只研究英语语法，那边的一百多本英文原版书，全是英美学者写的语法书或者和语法有关系的书，这边的一百多本是中国人写的书，也全是有关英语语法的。我不订杂志，教研室里有，有需要看的文章我到教研室去看。”他又重复了一句：“我是个笨人，只攻一门，别的方面不敢涉足。”听了薄冰先生这番话，我对他的钦佩感油然而生，忍不住大声说：“薄冰先生，您这样深钻一门，高精尖，这才是做学问之道啊！”由于他说每顿饭都要“回那边去吃”，所以每次拜访他和他谈完正事后，我们都拉他到附近的餐馆里便餐，他倒也不推辞。用餐期间，气氛轻松而融洽，他这时往往很兴奋，谈的话也比较多，但他谈话内容也大都与英语语法有关。听他对各家语法流派作分析，对乔姆斯基等若干语法学家作评价，我们真是获益匪浅。
另外，薄冰先生对我馆所办刊物《英语世界》也是一直给予大力支持的。从1981年《英语世界》创刊之日起，他就为该刊开设了一个专栏，栏目名称为“释疑解惑”，回答全国各地的读者提出的各种各样英语语法方面的疑难问题。后来，薄冰先生年事已高，他又请了一位同事和他共同主持。这个栏目在《英语世界》上一直持续存在到2009年4月才停止，前后持续将近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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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记述的这七位老前辈之外，还有许多老一辈的我馆作译者我也都交往过，例如主编《新时代汉英大词典》的吴景荣和程镇球两位先生、在我馆出版过《英汉美国社会知识辞典》的董乐山先生、《英华大词典》第一版主编郑易里先生、主编过《俄汉文学翻译词典》的龚人放先生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或者此前我已在报刊上发表过纪念文章，这里就不多谈他们了。
至于我曾接触过的英语界或其他语种的“中青年”作译者（算算年龄，他们现在可能也大都进入“知天命”、甚至“耳顺”或“随心所欲”之年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还在为我馆编书、写书、译书。对于这些作译者，我们都应该表示感谢。
（作者为商务印书馆前副总编辑，文章转自《中华读书报》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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