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苍穹下，天才缘何崛起？

慕尼黑工业大学是德国最古老的工业大学之一，是“柴油机之父”狄塞尔，“制冷机之父”林德，“流体力学之父”普朗特，文豪托马斯·曼等德国天才的母校，已培养出20位诺贝尔奖得主，也是德国TU9（德国理工大学联盟）之一。

歌德说过：“每当想到德意志民族，我常感到痛苦，这个民族的个体都如此值得称颂，但作为整体却如此令人神伤。”在世界各国中，德国堪称是一个天才辈出的国度。从康德、黑格尔到叔本华和尼采，从贝多芬、瓦格纳到孟德尔和普朗克，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再到应用技术，德国在各个领域都可谓群星璀璨。德国天才为何不断涌现？与其说这是一个关乎天赋的问题，毋宁说是关乎智力如何被开发、才能如何得以施展的问题。

在英国著名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的巨著《德国天才》中，我们或许能够更清晰地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并非一味夸耀和罗列德国天才所取得成就，他在关注天才成就的同时，一直在追寻天才辈出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其论述从受教育中间阶层的崛起、内在性的思想传统、教化概念的影响，到对共同体的救赎精神及文化悲观主义的探讨，洋洋洒洒却又主线明确。德国拥有如此多的天才，并不是因为德国人较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智力更出众，而是因为这个国度拥有更适合天才施展才华的社会文化环境。

其中，德国曾经领先全世界、进而影响全世界的教育体系对于天才的绽放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这一体系的形成有赖于本书着墨颇多的教育革命。在《德国天才》中译本第二册中，彼得·沃森旁征博引，全面论述了从1790年到1840年之间的五十年，德国所经历的教育革命。

两次教育革命

人文与自然科学走向新高度

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德意志的大学教育产生了多项影响世界的创新，但沃森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学术意识形态”的确立，即对原创研究的赞美，强调科研和教学的统一。

其推动者是天才般的教育家威廉·洪堡以及一批新人文主义者，如费希特、谢林等。而此前的德意志，大学的功能普遍仅仅被认为是保存和传播知识。惨败于拿破仑的铁蹄所激起的普鲁士大学改革，彻底扭转了这一思想。改革者们认为大学绝不仅仅是高等的中小学，不能只传授“面包学业”——只能使毕业生具备糊口过活的能力，而对知识更新无益的课程。大学必须肩负创新的重任。

1810年，依据新理念创立的柏林大学开始招生。在“学术意识形态”的指引下，德意志的古典语文学、历史学和印欧语言的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当时的德意志，完成一部“坚实的”著作成为在大学中担任教授的必备条件，教授职位具有了教学和研究的双重属性。这已成为今日众多大学为教授职位所设定的门槛，而其起源则在当年的德意志大学改革。

在讨论了人文学科中兴起的“学术意识形态”之后，本书又探究了在19世纪20年代出现、30、40年代发展成熟的“自然研讨班”对德意志自然科学领域发展的卓越贡献。在这些研讨班中，定期有一名成员介绍自己的研究论文并接受大家的评论。最优秀的论文由政府部门资助出版。卡尔·雅可比对于这一发展的推动至关重要。他在柯尼斯堡大学的研讨班成为德国数理物理学的中心，其模式被各大学纷纷效法。

曾经被大学改革者视为“面包学业”代表的自然科学焕发出了全新的活力。自然科学家开始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一样，也旨在训练智力，通过这种训练可使个体臻于完美，这正是“学术意识形态”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两者由此结合在一起，使德意志的人文与自然科学的发展都迈入了全新的篇章。

沃森认为，“自然研讨班”正是第二次教育革命的开端，此后德意志的自然科学研究很快便在全欧独领风骚，这直接体现在二战前德国人所获得的诺贝尔奖数量中。约翰内斯·米勒、艾尔哈特·密切利希、彼得·狄利克雷、弗朗茨·诺伊曼、尤利乌斯·普吕克等人的重大研究都在这一时期完成，还有诸多日后即将展示自己才华的天才们在这种新型教育模式下完成了学业。

最为广大读者所熟知的，或许是德意志的天才发明家和企业家们，卡尔·本茨、西门子、蔡司等人的发明，他们所创立的企业至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沃森这本巨著自然不会遗漏他们，亦不忘探究其得以施展才华的其他原因。

19世纪中后期，理工专科学校接替大学来传授纯粹的应用技术，并在德意志迅速发展，这为已经搭上工业革命快车的德意志提供了充足的应用科学家和工程师。沃森在书中谈到，理工专科学校这一形式其实模仿的是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该学府由拿破仑创立，旨在培训机械、土木和军事工程师。聪明的德国人取他山之石，学以致用，并将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19世纪60、70年代，德国的理工专科学校获得了和传统大学同等的地位。到了20世纪初期，理工专科学校被准许颁发博士学位，在注重思想性的德国社会，工程师头衔被博士学位所取代，从事纯粹应用技术研发的人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同时，各大工厂的独立实验室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为专题研究而成立的研究团队集合了各方面的人才，研究成果丰硕，转换为大量先进生产技术和产品，使德国的化工制药及周边产业在全欧洲很快获取了主导地位。

19世纪的德国，以机器为主体的工厂制度逐渐代替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这场德国工业革命虽在普鲁士军国主义影响下不及英美发展迅速，但仍对德国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教育革命的反作用

文化国家对教育的干预

这些教育革命是德意志在19世纪迅速发展的体制创新动力，大批天才由此得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使这个国家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借由教育革命，德意志产生了一种“文化国家”的理念。德意志不再仅仅拥有“思想的天空”，不再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分裂落后的地区。

用沃森的话说，这是一种大学知识分子同国家的“契约”。这一契约主张，社会的存在是为了文化的演变。“在大学里，文化获得了高度自觉的表现形式……所以，国家不但应该为它的大学和文化的寄托者提供服务和支持,还要保障大学的学术自由，……一个国家的大学充当了它知识强国地位的象征。……（但反之）大学应对国家支持、尊敬和服务。”（赫尔穆特·舍尔斯基语）。

此后，国家对于教育的投入逐渐加大，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对于大学事业的干预，普鲁士文化部对黑格尔的推崇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德意志大学由此产生了一种与保守政府在政治上相互合作的倾向，德国大学生对于魏玛共和国的垮台和希特勒当选总理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一点颇为引人深思。

教育革命如何塑造着德国人的价值观，从以下事件中可见一斑。德国著名的梅森瓷器是全欧洲最负盛名的陶瓷制造商之一。该公司曾推出过一套二十二枚极具收藏价值的德意志名人纪念瓷盘。其中有十位科学家，五位音乐家，两位作家，两位企业家，一位将军，一位社会活动家，一位艺术家，而政治家只有两位，分别是被称为“欧洲宰相”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和“铁血首相”俾斯麦。这反映了尊重知识、崇尚艺术的社会风气，但是这仅有的两位政治家却是政治保守主义最负盛名的代表人物。

此后的灰暗历史自然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听到有人说德语，很容易会联想到电影中的纳粹军人形象，而不是那个思想深邃、技术先进国度的众多天才们。沃森写作此书的重要目的，也正是要扭转某种偏见，使人重新发现那个曾经的德意志在各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并探究其中的原因。在巨大苦难的刺激下反思自我，同时效法他国之策并改进之，这是德国教育体制创新的主要路径。更难能可贵的是，德意志的教育革命发生在工业革命光临这片土地之前。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德意志这样一个在人力和自然资源上并不很占优势的后发国家，可以迅速完成工业革命，跻身世界首屈一指的强国。

而这条路径与中国道路也有相似之处。相形之下，中国教育改革的步伐还应紧紧跟上飞速发展的经济，体制的积极创新也应追随生产力显著提升的身影。德国人在体制改革上所具有的战略眼光和思想对于当今的中国仍具有他山之石的意义，同时这种革命所带来的反作用也应成为我们的前车之鉴。

（原载《新京报》2016年9月24日B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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