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界第一流学人的“书评经验谈”（一门学问之进展，常有赖于公平的评介）
许多人认为书评并不重要。
然而，汉学界第一流学人杨联陞认为，一门学问之进展，常有赖于公平的评介。
周一良《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的“三杰”》中写道：“刘子健先生曾说过：‘杨联陞学术的精华常常在他所做的书评里出现。’杨联陞自己也同意这个意见，说自己是汉学界的一只警犬，人们则称他是东方的伯希和。”（注：伯希和是法国著名汉学家，对被评者往往失于刻薄，不留余地，自称汉学界之警犬）
后半句恐怕是误解。杨联陞曾说：“在这一领域我采取的是联络人而不是打手或者监察员（watchdog，或译“警犬”）的角色“，态度与伯希和迥异。
他把写书评当学问来做，他的书评篇篇都有深度，能纠正原著中的重大失误，或澄清专家所困惑已久的关键问题。
杨先生的评论可以“恨铁不成钢”五字概括之。为上千页一部大书写几页纸的评论，不仅通读全文，而且找出全书或其大部分当中的所有事物或可商榷之处；不仅指错纠谬，而且提供大量有关领域的补充文献。
其意全在帮助原作的著译者，故虽有异议，仍为同道而不伤友谊，其结果是把专门领域内的知识向前推进一步。
他说：“写书评最重要的，是要先知道这一门学问的现状、行情，这自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是啊！这会让多少伪书评人汗颜。
所谓“汉学”究有何用，何以外国学者要花这么大的力量去研究它？
他人研究中国的目的，无非两点：
一是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例如有的西方学者就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在选贤任能方面有可取之处；
一是知其根底，以求制之之道，日本学者之重视研究异族（辽、金、元、清等）统治中国的历史，有深意在焉。
反观我国，所谓“中国文化”研究（或谓“炒作”）的种种浑浑噩噩状态，能不令人唏嘘！（王存诚《中译英文书评导语》）
不久前2016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好书评选举行，杨联陞的书评集《汉学书评》受到现场嘉宾一致推崇并最终位居第四。现场评委、绿茶书情创始人绿茶说：
“这应该是我参加各类好书评选中唯一一次书评集入选十大好书，也许在接下来其他机构的评选中这本《汉学书评》还会有斩获，这是很让人惊喜的，书评作为一种写作形式，终于有了一种被认可的感觉。”
是的，正如杨先生所言：“写书评可以长学问，交朋友，今日虽无科举，新进亦颇愿有大力者推荐，为己而亦为人，何乐而不为哉！”
书评经验谈
1984年12月17 日，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开幕前一天， 我被邀作胡适之先生生日纪念讲演，题是“书评经验谈”，地是美国文化研究所大讲堂。原定吴大猷院长主持，因正有会议，改请总干事韩忠谟先生主席。准时开讲。
听众之中，师友不少，不及一一下台致谢，只讲后得与胡颂平先生寒暄数语，见颂平先生红光满面，为之一慰。这次讲演，因有数年不讲课，不免生疏，只有纲要一页，讲时斟酌增减。又因对大讲堂扩音设备不熟悉，未能善为利用。可能座中有人听不清楚，联陞深为抱歉。
今为稍稍补救，试用纲目体，把要讲的话，同补充未讲的话，草为一篇，呈请诸位指教。
主席，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今天是胡适之先生的阳历生日，大家同来纪念，很有意义。
（胡先生不喜欢用诞辰，他以为《诗经》“诞弥厥月”之诞，未必是诞生之义。自然，以诞为生，已是约定俗成了。）
今年纪念胡先生，添了一种重要的资料，就是胡颂平先生以多年的精力完成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共十数册。此书诚如余英时院士在序中所说，是中国年谱史上最伟大的一种工 程。能早日问世，要感谢联经的王惕吾先生。（多谢赐赠 !）
（《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我曾得一部，是前院长王雪艇先生特许。这部已转赠哈佛汉和图书馆。当时每收到若干册，就尽力就所知补充资料，多蒙颂平先生采纳。今本第五册、第七册较多。）
除了余教授对颂平先生的崇高评价之外，我想加重的是：此书下笔极为慎重而令读者有亲切之感，往往如见其人。颂平先生有些年的日记，可能很像适之先生的起居注。
英时教授的序，实在是一篇可贵的长文。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英时教授与适之先生虽相知而从未会面，却以他在思想史上的素养，写成洋洋大文。文思细密，文笔流畅，全文充实而有光辉，可为模楷。适之先生天上有灵，也必然欣赏。
《书评经验谈》题目是仿严耕望院士的《治史经验谈》。他此书深受学林推重，真是现身说法，为初学之津梁。论学力他比我坚实甚多。杂家遇专家，小巫见大巫，岂敢相比。只我是所谓华裔汉学家（指西洋式），混了几十年，评论别人卖的中国膏药，或有可供参考之处。
许多人认为书评不重要。我则以为一门学问之进展，常有赖于公平的评介。很盼望像西洋、日本，养成良好的风气。
（只以史学言之，《美国历史评论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比我们早一百几十年。1979年见到《史学评论》第一期，是几位少壮学人创办的，内容美富，颇觉欣慰。希望大家继续努力，造成风气。）
今天要举的我所作的西文书评之例，多出在陶希圣先生主持的食货社为我在去年印布的《汉学论评集》。内有五篇西文论文，四十多篇英文书评。
（陶希圣先生在清华大学开的中国社会史课，引导我入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门。陶先生在给《论评集》赐序时也提到。他也是我终身铭感的恩师。1935年《食货》有我一篇《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的生产》，是我在陶先生班中的写作。提到农民身份，妄用奴隶社会一词。后来日本有人指摘。实则我在次年《清华学报》《东汉的豪族》已引“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试证其时奴婢［不自由人］不如徒附［半自由人，包括客与略后之部曲］ 之多，可能相差十倍，已经不再用奴隶社会这一类的模糊概念。奴与客的比例要实事求是，不应用框框乱套。）
今天要讲的第一篇是孙念礼译注《汉书·食货志》书后或读记，英文叫review article，著者 Nancy Lee Swann（汉名孙念礼是胡先生起的，见于她介绍班昭《女诫》书的扉页 ），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1950 年出版，我的评介初见于《哈佛亚洲学报》（HJAS），后收入我的《中国制度史论集》（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1961）。孙念礼博士对《汉书·食货志》，有多年的功力，有许多地方，颇能深入，值得参考。当时她在普林斯顿，任 Gest Library 主任。以胡适之先生的介绍，我曾为孙念礼博士看过两次她的译稿，提出若干意见。她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例如关于官俸半钱半穀的解释，她曾教训过我说： “年轻人 ! 半不必是整整一半啊 !”这话确有道理，不过若分别米（已舂）与粟（未舂），为三与五之比，有几条计算，可以算成半钱半穀，日本友人宇都宫清吉博士曾有异议，后来也承认了。
孙念礼博士还固执一点，即是“赋”在《汉书·食货志》不论何处，都指军赋。我以为要分别而论。她不肯接受，只好在读记中发挥了。
这篇读记，我自觉尚为有用的，是关于井田的讨论。当时汇集李剑农（论贡助彻）、郭沫若（特别是《诗经》“中田有庐”之庐应为芦，即芦菔，高本汉即译为radishes）、徐中舒三家之说。 徐说包括东方（齐）多用四进位，西方（周）多用十进位，东西对立。可以解释《周礼》的田制（十进）与孟子所说的八家同井（二四为八）。而且假定周征服了商之后，国（包括近郊）与野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所居之地，两者税役不同。征服者服兵役（国中什 一，使自赋，即军赋），被征服者服力役纳税。 春秋时初税亩，用田赋，及作丘赋等，均可依此解释。我至今以为徐先生之 说是通论，国与野之别，从傅斯年先生强调《论语·先进篇》以来，学人已了然于野人（被征服的商人为多）君子（国人）之别， 周礼田制，也有人细考，似不出徐说之系统。
当时胡先生看了我这一段，不以为然，说是争论井田，总是“后息者胜”。我们尊重胡先生提倡的科学精神，要“拿证据来”。今日有若干条甲骨文、金文可证，有奏简可证。学人要自强不息 ! 井田的讨论，还可以继续。不过不可忽略前人的成果。
以下讨论我评德效骞译注《王莽传》关于“新”之国号为地名还是美号引起的争论。德氏为此给 HJAS 编辑部写信，因为我以为肇命于新都，王莽曾封新都侯，地名之说虽有据，但不可坚持此说，而否定胡适之先生以新为 New 之说。两说似宜并存。德效骞的异议同我的答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不必是不故）都收入《汉学论评集》。
读《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有1956年5月16日适之先生给我的长信，由谶语“代汉者当涂高”（即魏）发挥先生之说“魏晋都不是简单的地名，都是应谶的美号”。这个大有启发性的争论，我未能引入答辩，大约是当时我希望胡先生为新是美号兼地名另撰一文之故。谶语大有宣传意味，即拉斯威尔所谓符号之运用（Manipulation of Symbols）。
写书评最重要的，是要先知道这一门学问的现状、行情，这自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我的主要功力，用在四十年代。当时汉学中心在西方仍在巴黎，沙畹、马伯乐（先后任法兰西学院中文教授，故去之后，讲座由戴密微教授继任。伯希和在同学院任中亚语文讲座）、伯希和三大贤战后只剩下伯希和一位，主编《通报》， 常写书评，对被评者往往失于刻薄， 不留余地，自称汉学界之警犬。我有幸在哈佛听过他演讲（中亚基督教史一题），参加过贾德纳先生请他的宴会。同席有胡适之先生，但伯希和并未表示多少敬意。胡先生大约因为他知道多种语文，目录学很可观，中文颇好，人特别聪明，就让他几分。我是后学，难免有几分不快。
（1957 年，我代表哈佛燕京学社来台湾组织中国学会。当时“教 育部长”张其昀晓峰先生召开大会，赠我文化奖章，奖状颂词说有人以我的书评比伯希和，实是称许过实，万不敢当。我的书评很少火气，作风与伯希和大不相同，在《汉学论评集》的自序已有申明，读者可以共鉴。）
与伯希和有关的书评只有一两篇，一是法文译注米芾《画史》，著者旺迪埃-尼古拉夫人，在印布前曾来哈佛，把译稿给我看，说这是她老师伯希和审正过的。我说那也不一定没有问题。当时草草阅过，指出几条错误。她可能没全记住，正式出版，还有十几处有问题，然则伯希和也不能保险。夫人这本书同她另一本讲米芾的书，都显出功力，有参考价值。
另一件事是《魏书·释老志·释部》的英文译注，原有魏楷 先生的译注，是博士论文，受梅光迪先生同伯希和指导，很可观。 后来有郝立庵在日本参加冢本善隆对这部分的讲读会，因魏楷先 生未分析“常乐我净”为四事，就另起炉灶，用英文改译。我的书评是与陈观胜博士同写的，我只指出中文解释的问题，有多少处魏楷错了，多少处郝立庵错了，多少处两位都错了。最末我加重说明，如果一本书或一个文件，已有前人认真处理，纵然过了50年，后人再作译注，必须参考前人之作。这条规矩，颇为同行前辈所赏。
与陈观胜教授合写书评是一乐，因为他的佛教史非常高明，又会梵文、巴利文、藏文， 当时是同僚，合作方便。另一位合作的是柯立夫教授。他会的文字很多，蒙文蒙古史在今日已是唯一的泰斗。他主持HJAS有年，那时我几乎是书评编辑（review editor），有意无意地与《通报》争先。书评确有人注意，例如德国汉学家福·赫伯特（Herbert France）所著《汉学》一书，就列举我不少书评。
1940年起的十年，是我打入西洋汉学界最用力的时期。1951 年春哈燕社社长叶理绥教授由社中赠我旅费，做三个月的欧洲旅行，访问英、法、荷兰等地汉学中心（拜山），在巴黎、伦敦看敦煌卷子。先到巴黎，拜访戴密微（Demiéville）教授，住的旅馆就在他府上旁边， 谈论极投契。还会见罗都尔（des Rotours）先生，我评过他译注的《唐书·百官志》、《兵志》；白乐日（Balazs）先生，我评过他的《译注隋唐食货志》。白乐日以后不时见面，他的德译唐食货志问世甚早。他与魏特夫（Wittfogel）同学，都注意大问题，认为史学与社会科学应携手并进。他中年逝世，汉学界失一巨子，深可悼念!
荷兰莱顿的戴文达（Duyvendak）与法国的戴密微同是欧洲汉学领袖，年辈相当，又同编《通报》，当时并称二戴，两位都是古道热肠。戴文达常被哥伦比亚大学邀请，我旁听过他讲梁武帝与佛教。有一次美国东方学会在纽约开会，戴文达讲但丁《神曲》中之地狱与罗懋登《西洋记》之地狱，主张后者可能受了前者影响，说其中有似是外来的金钱与椰瓢（鬼所持者）。我不知《西洋记》中所提是黄边钱，当时在讲后说中国原有金银钱之金钱，不足为外来影响之证，椰瓢待考。后来在《醒世姻缘传》查到老黄边，是一种好铜钱，又查到关于椰瓢的文献，不止一处，寄与戴文达。蒙他在《通报》刊为通讯，我的《汉学论评集》也收入作为纪念。我常说戴文达先生是君子，此等处最见他老人家的气量，能容忍后辈。
（后来他还帮我写《西伯利亚之汉镜》一文，见《通报》与《汉学散策》。）
1951 年在莱顿重晤（魏楷译“有朋自远方来”之来为 return，此处合用）戴文达教授，在汉学研究院讲皮黄戏，学生旦净老旦小生各种嗓音，念“汉学研究院”五个字，颇受欢迎。戴教授介绍说 ：“杨君弓上搭箭甚多，不止史学，语学论汉字分独用（free） 合用（bound）为前人所未发。”（实则 Bloomfield 已有相近之论。）另外快晤何四维（Hulseve）先生，他精于汉律，通各种语言，导我出游竟日全说国语，命我随时改正，实则无懈可击。后来继任院长，退休后住瑞士。
在英国伦敦见西门·华德（Walter Simon）、卫理（Waley），都是前辈。已退休的艺术史教授叶慈（Yetts）陪我到老人休养院 去看由剑桥退休的 Moule 教授。出乎意外，Moule 突然问我 ：“你想我们西洋人真能读懂中文吗？”我说 ：“焉有不能之理，只有深浅之别而已。”后来我写卫理白居易传评介，也挑了些错误（如“圣人”之用法），可能他还满意。
在牛津做了德效骞的客（住宿舍 ）。吴世昌在大学做 reader（近于教授，讲课，教授可讲可不讲，但要预备考题）。剑桥教授夏伦 Haloun（在柏林与陈寅恪为友）甚忙，抽暇快晤。
（次年游此，夏伦教授逝世，遗命请柯立夫继任，柯不去，又正式请我，我也不愿意去。白乐日来信 ：知君不欲以 Cambridge England易Cambridge Mass.。后来戴文达谢世，也有人问我是否愿去莱顿，也谢了。）
在剑桥主要是做李约瑟的客（宿舍规矩不同，早餐时同桌有寒暄者，有只自看报者）。看他所藏的书。谈到赫连勃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他大有兴趣，立刻检出《晋书》原文，要我口译，他在卡片上打字。其勤真不可及。那时的助手是王铃，有时在郑德坤博士家会晤，郑讲考古与艺术，是哈佛前辈。 后来李约瑟等的大著第一册（近于通史）出版，我在HJAS有长评，指出若干错误。再会面时就有些冷落了。
卫理告诉我，他评此册说其中有许多错误（many mistakes），李约瑟告诉卫理：“你必须再举二十多条错处才可以说许多错误。”卫理说：“我又寄给他十几条，也就罢休了。”
由此可见，书评用数量词，特别要慎重。如 a few 是三五个， several 就多些，可说五七个，some，a number of 若干（前者较少）都有分别。定冠词 the 的使用，更是重要。西洋人自己有时也不敢定，有人说如果可冠可不冠之时以不用为宜，亦是一法。
李约瑟、王铃合著第一册讨论沈括，提到《忘怀录》，有游山水必备之器物的单子。有一处需要泥船（mud boats），我觉得奇怪，检书原来是泥靴（mud boots），可能王铃发音欠准确，李约瑟没听清，致误。不过，若依常情推测，亦可能猜出此类错误，只是他们做的是开荒的工作，一年不知要看要译多少书，岂能毫无失误 ! 读者要心存恕道。我对于李约瑟的巨著还是十分敬佩的!
结末讲一个我几乎搞错的关于序数的事。曾有一位印度学者，英译龙树的《大智度论》，要我对照汉文审阅（他的大名是Romanan，译注早已出版）。我看到一句“如无名指，亦长亦短”，他把无名指译为第二指（second finger），我觉得奇怪。没敢说他错了，先问他无名指所在，他指对了。我说何以是第二指，他说：“我们是从小指起数的。”大家也许说是倒数，但正倒何以为定？
又查字典此字可说ring finger，可是第四指，也可是第三指，那是不算大拇指，实在不简单。
有人喜欢问你在某一门学者中，是第几名。我想最方便的回答是第二名，可以正数，可以倒数。反正最好的第一名同最坏的最末都让给别人，无咎无誉，也许是处世之道吧。
讲完，主席宣布可以讨论，有两位先后发言，虽有内容，略嫌冗长。一位是胡钟吾先生，说井田之制，有关国防。另一位未得大名，主旨似说文学史乃至文艺也应有书评，我自然同意。他提到《胡笳十八拍》。我想他必然知道这与《悲愤诗》（五言及骚体）都传为蔡琰文姬之作，不过专家认为尚有问题。大陆在 1959 年出了一册《胡笳十八拍讨论集》，收了三十多篇文章。郭沫若有六篇，赞成《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所作。刘大杰、刘盼遂等都反对。双方都举了证据。我个人认为中华书局此书，无妨影印，以免有人见了，改头换面，取为己有。
又，耶鲁大学中文系教授傅汉思（Hans Frankel）对蔡琰《悲愤诗》有研究有译注，曾来哈佛讲读，结束说，看来嫁与胡儿，未必非才女之福，听众为之莞尔，傅夫人是书画词曲四者兼长鼎 鼎大名的才女张充和。汉思教授的幽默甚为中肯。
附记，有人问 ：国外写书评有无稿费？答 : 学报没有，给抽印本的也不多，但如是有名的大报副刊，特别是文学副刊，酬报可能甚丰，但也看评者的地位。学报邀人写书评，往往限字数，先得评者应允才寄书来。若是长篇评论，可以投稿，学报认为可取才收入。书评之前可就内容加一题目，引起编者读者注意，实已近似论文。著作目录书评可以列入。
写书评可以长学问，交朋友，今日虽无科举，新进亦颇愿有大力者推荐，为己而亦为人，何乐而不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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