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樱花，就很难理解日本人
“武士道与它的象征符号樱花一样是日本土生土长的。”
日本国家或国家机构怎样把帝国民族主义宣导到民众中去的？他们成功了吗？他们是以什么方式去做的？更具体地说，我的任务是理解这种复杂性和意义的互渗，所有这些都体现在樱花的物质性阶段——花开花落的不同阶段——的象征，在现代日本被合并进“飘落的花瓣如同为天皇而死的军人”。
我使用樱花作为个案来检验在实现政治目的中美学发挥的作用。“美学”这个词在与艺术相关时经常被使用。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以其“美学”而闻名，既有瓦格纳式的高雅文化，也有普通的庸俗作品。日本樱花的美丽已在视觉、表演和文学艺术中得到赞美。不管怎样，被军国主义利用的樱花是“自然”的——是农民和市民的身边之物——作为被全体民族拥护的民族主义的象征，的确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从明治时期开始，各界政府从视觉和概念上均把军事行为和军人的阵亡美学化了。樱花的形象被大量利用，特别是作为为代表日本的天皇而献身的军人的象征。樱花的视觉美学被转化为“大和魂”——日本人一个独有的精神品质，其赋予年轻人一种高贵的特质，使他们在面对死亡时毫无恐惧感。
代表日本精神的樱树，在帝国扩张时期遍植它的殖民地，目的是把殖民地空间转换为日本的空间，把殖民地人民改造为日本人。靖国神社也种植樱花树，从明治时期开始那里就是阵亡军人的祭祀之所。起初，靖国神社种植樱树是为了让美丽的樱花抚慰阵亡军人之魂。随着军国主义加速前进的步伐，这种隐喻被扩展，飘落的花瓣代表阵亡的军人，靖国神社盛开的樱花成为这些军人的另一种灵魂。不仅是他们被神格化的保证，而且当天皇在特别的日子来祭拜时还会被“尊敬”。
樱花美学的动员在实施神风特攻队行动时达到了高潮。粉红色樱花被画在特攻队战机两侧的白色背景上，日语关于樱花的各种词语都被用来称谓这支特种兵。1945年4月当南方的九州岛樱花盛开之时，知览和鹿屋航空基地的特攻队员把樱枝插在他们的头盔和军装上。其他特攻队员则在他们最后的诗篇和作品中提到了樱花。一张广为人知的照片展示了一群高中女生挥舞着樱枝，向即将赴死的特攻队员告别的场景。
如同在日语和汉语中，“饭”(meal)这个词也表示“米饭”(rice)，“花”在日语中也意味着樱花，日本的花中之王/女王。长久以来樱花被日本农村和城市所有职业的人所喜爱。绚丽盛开的樱花覆盖了整个山脉或整个日本列岛，从南方开始，逐渐向北蔓延，被看作是日本人生命力的象征。开花时间的不确定性和花期的短暂性是过去和现在许多日本人热切期盼樱花的盛开和狂热地去观赏的原因。他们在樱花树下且歌且舞、举行化装舞会、大吃大喝，陶醉其中。樱花也成为自我独白的一种介质。个体通过创作有关樱花的诗歌来表达他们关于对生命、死亡和其他重要事务的思考——特别在战前，这是赏花仪式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日本人在描述樱花时有细微的区别，不仅是花的品种（二到三百种培育的，九种野生的），而且在花期的每一阶段，从开花到凋零都如此。他们还区别从白到深红色的变化，以及单层的花瓣到多层的花瓣。日本人认为与白天蓝天下粉红色的樱花不同，夜晚白色的樱花具有一种怪异感。他们欣赏幼树上的樱花，同时也珍爱能持续盛开大量樱花的老树。与许多欧洲人、美国人和亚洲人喜欢果实不同，日本人出于观赏独爱种植能盛开美丽花朵的品种。所有这些细微差别都被表达在日本人赋予樱花的意义上。
第一章检视明治时期前樱花的象征主义。这个讨论与神风特攻队无直接的相关性，但它是理解往后国家策略性利用樱花象征主义的关键。我对樱花的象征主义场域进行了扩展讨论。在个体的层面，樱花象征生命、死亡和再生的过程，以及性别关系、生产和生殖。在更抽象的层面，它象征对规范的颠覆——反自我（疯癫、社会身份的变化）和非生殖的性（艺妓、中世时期的庙童），这两者都忽视了正常社会的再生产。
在集体的层面，尽管日本社会每一类社会群体都有自己传统的樱花观念，但在江户时代晚期樱花就成为全体日本人的主要象征。在9世纪日本人为了与中国人相区别，不得不寻找一个独特的身份认同，于是就发生在这个日本人自我意识兴起之时。他们选择樱花对立于中国人的梅花，梅花曾经也被日本精英所喜爱。
从此，日本人就努力把樱花构建为日本独特的花种。到了江户时代晚期(1603-1868)，著名的植物学权威证明樱花树是日本独有的——这个观点在那时被广泛接受，尽管在日本之外到处遍布樱花树。美国波托马克河沿岸的樱花树，是1912年在塔夫脱总统夫人的请求下船载而来的，这开创了樱花树作为日本国礼的传统。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今天。
在个体和集体的层面，樱花成为日本人自我的表征。但象征主义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封闭的表征场域。相反，每一个樱花的概念表征，如死亡，都在时间中经历持续的变化，以及社会行动者会根据不同的情景赋予樱花不同的意义。
从第二章开始，本书进入日本军国主义时期，从19世纪末到二战。在19世纪后半叶，西方殖民主义海啸波及亚洲近邻国家。中国的鸦片战争(1839-1842)及英国对香港的吞并震动了全亚洲。一些日本政治家清醒地意识到在对抗急迫的外来威胁时幕府将军是软弱无能的。他们希望推翻幕府将军，作为“王政复古”的借口，12世纪末以来天皇仅仅是个符号。“掌中玉球”——容易玩弄的事物——这是明治时期的政治家对年轻天皇的称谓。尽管他们试图在1868年就实现他们的目标，但实际上花了他们22年的时间，一直到1889年才完成日本帝国宪法的制定，重新定义了天皇的本质。
最初，作为一个萨满因能与更强大的神灵交流，从而可以保证稻米的丰收，日本天皇仅仅是众多神灵中的一员。明治宪法把他提升到万能神的地位，一个与过去与现在日本人“世俗”宗教完全不同的概念，信教者仅仅从尘世的神寻求恩惠。他被塑造为比欧洲国王的权力还要强大，因为这些国王只是神的管道，而不是神本身。为了支持天皇新被赋予的属性，政治家们采纳了德国首席顾问斯坦因的建议，把本土的民间神道改造为国家神道，并取缔所有 “外来”宗教，包括佛教和基督教。当“天父”(God the father)对日本人来说完全是个外来概念时，明治国家采用了治理的“牧人模式”，把天皇提升为全体日本人的父亲。
更重要的是，天皇成为最高主权者——这回应了明治政治家们的主要关怀，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能够应对外来敌人的强大的君主国家。而且，天皇还被赋予了军队最高统帅的角色，显然这是普鲁士宪法的翻版。虽然明治宪法很大部分是模仿普鲁士，但明治政治家们一致反对所有外国顾问，在宪法的条款1就宣布从太古时期开始皇室的血脉就没有中断过。它建立的天皇和皇室制度是日本固有的，并不是欧洲君主模式的复制。这个“发明”被另一个“发明”所推进——皇魂，上一个天皇死后将之传给下一个天皇，从而出现了坎特罗维奇所谓的“王的两体”——个体天皇和皇室制度。
▲ 新渡户稻造
此时正是虔诚的基督徒新渡户稻造为了国际和平任职于“国联”期间，他再造了“武士道”这个概念。他的书首次以英文于1899年在费城出版，该书开宗明义就说道：“武士道与它的象征符号樱花一样是日本土生土长的”。随着1872年全民兵役制的推行，政府扩展了“武士道”的范围，使军人能像樱花飘落那样为天皇而死，武士仅适用于日本所有男人。甚至在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之前，政府就下达了《军人勅谕》，其中就包括了臭名昭著的句子，“义重于山岳，死轻于鸿毛”。因而，“武士道”对待死亡的态度也被樱花的象征主义美学化了，往后的各界政府都以此作为鼓励军人为死而战的主要比喻。
而且，对死亡的“平等权”也延伸到那些未被认为是日本人的民族。那时一些领导人坚持族裔民族主义，而其他相对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人则坚持认为日本是个多民族国家。后者不幸被日本的殖民政策所利用。1940年7月23日后来的首相近卫文麿无耻地宣称“一亿日本人只有一个灵魂，必须真正为天皇而献身”。
不仅包括阿伊努人和冲绳人，那时他们还被看作不是日本人，而且还包括三千万居住在日本的中国人、朝鲜人和其他民族，以及日本占领的台湾、朝鲜和萨哈林。1938年，他们有“资格”作为自愿者被征募。1944年强制兵役法强加给朝鲜人，1945年强加给台湾人，并征募到了十一个朝鲜神风特攻队员（第五章）。国家“赋予”他们大和魂以面对死亡，目的是像日本军人一样被征募，这类似于在殖民地种植樱树。东京政府极力鼓吹大舛松市的英雄行为，其被吹捧为“第一个冲绳军神”。这是一个把少数民族裹挟进战争的策略。
从明治时期初，国家就试图做到全民皆兵，到了1920和1930年代这个努力得到加强，军队攫取权力后，这个努力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国家试图通过校歌和教科书，以及流行歌曲、电影和戏剧等强硬地渗透到全体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去。如同德国、俄国及当时的许多其他社会，女性被界定为具有“生子添口”的能力——臭名昭著的战时口号——她们的任务是培养儿子成为一名优秀军人。而男性气概则根据男人为天皇而牺牲的英勇来界定。在国家执行密集的新闻出版审查和思想控制时这些过程继续进行下去。
【本文摘自《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导言”。】
作者简介：
大贯惠美子，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类学系教授，以历史人类学、象征人类学见长。主要作品有：《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日本历史上美学的军国主义化》（2002）；《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1993）；《作为镜子的猴子：日本历史与仪式的转化》（198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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