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殿利：出版是我问学的路径

选择进入出版业缘于对书的喜爱。一开始喜欢读书，进而爱上当编辑做书，最后痴迷于自己写书。出版于我，做书有意义，做企业有价值，做学问有乐趣。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

选择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出版和文化机构

开始我的学问人生

我从小爱书爱读书，走出校门之后的选择自然是追求学问。与走进高校或科研院所的一般治学之路不同，我选择了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出版和文化机构开始我的学问人生，它不仅能满足我对学问的兴趣，还能满足我对书的喜爱之情。

从我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来看，做学问和做出版两者非但不冲突，而且还相互启发，互有补益。一方面，做学问为做出版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动力，我始终坚信，只有爱书和爱读书才能把书做好，只有爱学问和懂学问才能把学问之书做好，才能做出真正的好书；另一方面，做出版让我有机会接触和学习更多的学科知识，每一次选题论证，每一次新书发布，每一次出版座谈会，每一次与学术大家面对面的交流，都让我获得领略各学科精髓之便利；做出版企业尤其是做出版企业的法人代表，让我有机会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社会和人，这些都大大有助于我在专业研究领域产生更深入、更为融通，因而有时可能是与众不同的思考。

对学问的追求沿着三个方向进行

由于职业和兴趣的缘故，我对学问的追求沿着三个方向进行。

其一是历史学，确切地说是亚述学研究。这是我的专业，主要是因缘际会使我有机会成为中国最早的学习楔形文字的学子之一，从此开始了我的亚述学研究之旅，延续至今。楔形文字是人类发明的最早的文字之一，它所记载的人类最早的文明——从苏美尔文明经巴比伦文明到亚述文明，与另一人类最早文明古埃及文明一道奠定了人类文明的基本框架，现代文明和现代社会的很多现象和元素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根源。如农耕起源、城市起源、冶炼技术起源、印刷复制起源、文字起源、数字起源、天文学起源、文学起源、学校起源、图书馆起源、法律起源、民主制起源以及其他经济和管理制度的起源，等等。在我看来，亚述学的意义和价值远不止于亚述学内部，作为人类文明的奠基部分，它对历史学具有普遍的指导、启示和参照意义，甚至具有超越历史学而影响更加广泛的意义和价值。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和认识，我始终难以割舍对亚述学的情愫，它激励我把读书引发的思考和研究的成果书写下来，《人性的启蒙时代——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艺术与思想》《巴比伦与亚述文明》等多部专著以及专业论文就是这样完成的。

历史学研究与史学素养的培养，对我从事出版和企业经营管理，乃至人生观与价值观，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历史学归根结底是人学，研究人的思维与行为。无论是自然秩序中的人，还是社会秩序中的人，对其思想和行动的研究都必须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

基础之一是事实。史学研究要求“无一字无出处”，即言必有据，必须有事实依据。这里的事实包括几个要素：第一，事实必须足够多，否则便不能勾勒出哪怕是简单的轮廓；第二，事实必须“里应外合”，只有内部的事实还不够，必须有“外部”的事实作为背景或环境支撑，因为任何事实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甚至有时离开了“外部”事实，内部事实都不能称其为事实。就像黑格尔在其名著《世界史哲学讲演录》中所云，任何事物都是依靠其他事物而存在的。因此，若要充分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必须考察其所依靠的“其他事物”。第三，“外部事实”有时需要跨学科、跨领域去寻找。“其他事物”有可能在专业内部，也有可能在专业外部；有可能在历史学科内部，也有可能在历史学科外部。在这里，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第一次相遇。

基础之二是对事实的分析和判断。事实本身并不直接告诉我们事物的本质，其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必须通过分析、判断和归纳等方法才能得到或实现。在这里，历史学与哲学和其他学科再次相遇。哲学归根结底就是人学，通过研究人的思维和行动而揭示人性和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性的东西。所以，哲学对历史学至关重要，没有哲学思维和方法的依托，历史学都很难成为一门科学。其他学科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对历史学也很重要，离开了其他学科，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便变得空洞无物；而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论可以大大地开阔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弥补历史学作为单一学科的方法局限性。任何一门学科都只是以一种独特的视角，用一种独特的方法来研究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因此便具有了其不可替代的独特性，但这种独特性同时也为自己铸就了难以避免的局限性。有时一门学科的专业难题，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和视角反而能够收到“豁然开朗”或“别开生面”的效果。例如，我在撰写《巴比伦法的人本观——一个关于人本主义起源的研究》一书时，就将专业的史学方法论和亚述学方法论与哲学、法学方法论、法文化方法论、文化人类学方法论、社会学方法论和比较研究方法论结合运用，破解了很多长期以来困扰历史学研究的难题。

史学研究的这两个基础让我受益良多，它们不仅开阔视野、开阔眼界，更让我把学术方面的事实依据和分析判断，自然地转化成出版事业的一般原则和工作方法。

其二是关于出版与文化的研究。依靠历史学研究的惯性，我养成了把从事的任何工作和业务都当做学问来研究的习惯，因为在我看来，任何工作和业务只有在学理上弄懂弄通，才能把它们做好。另一方面，向实践学习，从实践中总结，对实践做出理论阐释，让理论进一步指导和引导实践，这是出版工作者应有的追求。

出版活动是知识型活动、智慧型活动和思想型活动，其工作对象是知识，工作伙伴是知识分子，工作目标是出版有益的知识和思想，让有益的知识和思想不仅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核心价值、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甚至民族精神的形成，更要成为民族国家的文化根基。这就对出版工作者提出了比一般社会劳动者更高的要求，它要求出版工作者不仅要有胆，更要有识。所谓的胆，是有责任意识，敢于担当。责任是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与民族的责任，对时代的责任；担当的是社会文化，国家与民族的文化，时代的文化。所谓的识，是负责任的本事和本领，对出版工作者而言，这种本领和本事既包括专业能力即学识，更包括政治素养即觉悟。识是胆的前提和基础，有识才会有胆，否则有胆要么是空有胆，要么就是蛮干甚至走向歧路。诚如业内专家所云，“细研商务印书馆的历史，历届当家人皆为不折不扣的学问家、思想家，学最新之学，问最应时之问”。他们不仅是饱学之士，还是有识之士，始终把自己的学识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连接在一起。前有张元济和蔡元培们，后有陈翰伯和陈原等，他们都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我们时刻不能放松学习，时刻不能停止追赶的脚步。温旧学，探新知，寻往世之神髓，追时代之气息。

20余年来，我以历史学的基础，运用哲学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论，跨越出版所谓的应用学科的藩篱，把出版活动和出版产业置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背景和大格局下考察，撰写了一系列与行业和学科传统论文的视角有所不同的论文，诸如《阅读是一种责任》《论出版经济的文化性》《人性、互联网与媒体融合》以及《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竞争地位》等。即将出版的关于出版本质和价值的专著，则不仅从出版产业、编辑、图书营销和媒体融合等内部视角，还从文化教育、作者与读者等外部视角，进行了考察和论述。我对出版理论和出版文化乃至文化与教育的思考，越来越有兴趣，也越来越有心得，这都得益于我历史学科的背景，还有长期以来所读的一些哲学社会科学的名著，尤其是人类现代知识兴起和现代社会形成以来的思想性著作。在我的研究和著述中，明显可见的历史资料和哲学社会科学思维与方法，让我感到专业研究和产业研究已经渐渐地融合在一起了。这一点尤其让我欣慰。仔细想想倒也不奇怪，历史和哲学社会科学最终指向人与文化，出版的直接指向就是人与文化。两者相互参透，并最终融合，再自然不过了。

其三，关于企业经营管理的思考。我相信每个领域都有属于自己的“门道”，编辑有编辑的门道，经营有经营的门道。幸运的是，我有两次系统学习经营管理“门道”的机会，在对外经贸大学和在哈佛大学商学院两次学习成果让我养成了一种新的思维习惯，即把出版企业的经营管理纳入一般企业经营管理的学术框架内。所以，无论是写文章，在行业内做培训讲师，还是在日常的出版实践活动中，我都会信手拈来大量的世界著名企业的案例。这些案例涉及的内容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对我们出版业有较高的借鉴价值。同时，诸如品牌、战略、创新、营销和企业文化等管理学核心内容，也已经很自然地融入我对出版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践中。对于我而言，绝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让学术研究能够指导生产实践，让我的学术思考能够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产生方向感，甚至对企业的具体经营管理具有指导性。《以供给侧改革促进出版产业的市场化现代化》《数字出版“七问”》《文化自觉与国际竞争力》等就是这一类问题的思考成果。需要提及的是，在这里我还是受益于我的历史学科背景以及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太多，他们让我更好地理解人，理解管理科学，因为管理科学的指向也是人。而管理科学和经营管理实践又反过来对我的历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思考，提供了最直接的社会经验和最切身的感受，它们加深了我对学问的理解与感悟。

史学界自称，学历史的是“万金油”；出版界有一种说法，做出版的是“杂家”。这两种说法虽略带调侃，却道出了一个好的历史学者和出版人的共通点，即渊博和融通。我的问学和写作正是借由与这两条路径的交汇变得开阔和绵展，并且更具有乐趣和意义。

（作者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本文原载自《光明日报》2017年5月23日第16版出版家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