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力行｜商人的两难境地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自序

自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从事徽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到90年代初本书的完成，其间经历了十年的时间。选择这一课题，与当时的社会变迁有着直接的联系。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明确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那么作为市场经济主角的商人应该怎样定位？怎样才能让居于四民之末的商人摆脱传统时代的窘迫境地？商人怎样才能在市场经济中不必依附官府或是官商结合而保持独立的主体地位？探索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的互动关系，正是应了克罗齐所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 本书作者唐力行

撰写《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也与我当时的思想、兴趣、经验有着密切的关联。80年代，走出“文革”的阴影，砸碎思想的枷锁，进入了一个新启蒙的时期，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时代。历史学界展开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讨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基本线索的讨论等，其热烈、深刻是1949年以来所仅见的，史学界集体思考当代中国发生“文革”这样数千年未有之大浩劫，究竟是偶然的，还是有其结构上的必然性？阶级斗争是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近代社会发展是不是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的三次革命高潮所能涵盖？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具有启蒙意义，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先后撰写了“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剩余劳动——兼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清季社会经济改革刍议”、“论封建统治者的经济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论文，阐述了我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宏观思考。

▲ 唐力行主编的《江南社会历史评论》

至今难忘1986年参加以史学方法论为主题的第二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会上大多数代表对历史学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取得了共识：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共有的理论和方法论，历史学科当然也要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之下，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决不能代替历史学的专有理论和方法论，历史学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专有理论和方法论。此论拨开迷雾，开辟了延续至今三十年的历史学科发展新路，从此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大规模地被引进，极大地推动着我国史学走向世界、走向现代。会议总结时指出：这次会议并不在于大家讨论了多少新的方法论，而在于肯定了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应该从一元走向多元，未来的历史将会证明本次会议的意义。会上，我作了“从系统论的角度重新探讨几个史学理论问题”的发言，较为系统地谈了我对一些理论问题的见解。此文被收入这次会议的论文集，也是国内第一本《历史研究方法论集》。

▲ 商务印书馆《唐力行徽学研究论稿》

从1988年起，我开始参加中国社会史学会的学术活动。在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年会上集中讨论了知识分子问题，在知识分子内涵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大多数学者达成了共识：知识分子除了要有知识外，其最明显的特征是思想学术的超前性与引导性，这一特征又决定了知识分子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因而知识分子总是在理想与现实的痛苦纠缠中前行。此后我参加了很多学术会议，再难见到这样的学术气氛了。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社会史丛书”主编蔡少卿教授邀请我承担中国历史上商人阶层的撰写任务。80年代是我学术起步的十年，在商人研究的同时，参加这些史学理论的研讨，大大加强了研究的深度、广度和自觉性、前瞻性。史学理论、方法论，尤其是社会史的理论，帮助我构筑起大历史的研究平台，在这样的平台上从事微观、中观的历史耕耘，形成了我个人研究的特色，以及我的思想、兴趣和经验，而这一切无疑又在我的这本处女作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历史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无穷尽的对话。商人阶层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每一角落，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商人的故事在不断演绎，折射着文明的尺度和时代的风云。多年来我依然在本书所开辟的研究领域，与商人阶层进行着对话，这些对话载入了《徽州宗族社会》、《苏州与徽州：16至20世纪两地互动与变迁的比较研究》、《延续与断裂：徽州乡村的超稳定结构与社会变迁》等论著中。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工大量进城，农村三农问题严重。《徽州宗族社会》关注商人与乡村自治问题。徽州乡村社会素有“此间仿佛武陵溪”之说，拥有深厚的徽文化底蕴、强大的徽州商帮、绵延千年的宗族组织，在这三大要素构成的特定区域社会生活体系中，徽商为宗族聚居、为文教科举提供物质条件；宗族组织、宗族文化强大的内聚力又是徽州商帮特别强固、富于竞争力的内在机制。区域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又使大多数徽商成为儒商，具有较高的商业素质。徽商源源不断输回的财富、士绅的文化权力，保障了徽州乡村宗族社会的自治、稳定和兴盛。

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沿海与内地区域发展的巨大差异。《苏州与徽州》就地处沿海平原的苏州与地处内地山区的徽州两地在16—20世纪发展的互补与差异作了研究。苏州是江南经济的中心，也是全国经济的中心；财力雄厚的徽商在苏州异常活跃，获得大宗商业利润。徽商的经营活动客观上推动着苏州等地的社会转型，而他们的商业利润输回徽州，却加固着徽州的旧秩序。苏州与徽州的互动，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中的，它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进入社会文化、大众心态的核心层面。由沟通而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相互认知，这是一个循环往复而逐渐提升的过程。正是这一历史进程，使这两个江南小区域不断走向繁荣，同时又保持了各自的社会发展路向，从而使江南社会呈现多元的形态。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对立日益严重，城市的繁荣与农村的衰败几乎成正相关。《延续与断裂》揭示徽州经济、文化、社会三要素的良性循环，除了有本土的内循环外，还有着超越地域疆界的外循环。徽商遍天下，尤其在长江三角洲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内外循环相互依托。太平天国时期徽州内循环断裂，抗战时期徽州外循环断裂，但是战乱一旦结束，依托于另一循环的支持，断裂的循环迅速恢复，乡村再现稳定与繁荣的局面。这就是徽州乡村的超稳定结构。在最为艰难的抗战时期，徽州乡村自治难以为继，但是在城市自治组织——徽州各县旅沪同乡会全方位支持下，乡村自治仍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从资料可知，胜利后的徽州乡村仍存在着一个乡绅的文化权力网络。传统的城乡自治在20世纪50年代初终结，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本书初版至今二十余年来，社会变迁跌宕起伏，商人的两难境地依然如故。笔者与商人阶层的对话还将进行下去。雷蒙·阿隆说：“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此言得之。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

唐力行 著

商务印书馆2017年4月出版

目录

第一章 传统社会中的商人

第一节 商人与社会结构

1. 商人的黄金时代

2. 商人的两难境地

第二节 商人的分类与分层

1. 商人的分类

2. 商人的分层

第二章 近世前期商人的整合与商帮的兴起

第一节 商人的初步整合

1. 商人的认同标准由血缘扩及地缘

2. 商人价值观的整合

第二节 十大商帮

1. 商帮的兴起

2. 商帮活动的区域及商业网络

3. 商帮经营活动的特征

第三章 商人的组织

第一节 商人的亲缘组织——宗族

1. 宗族势力在商业经营中的功能

2. 商人与宗族势力的普遍结合

第二节 商人的地缘组织——会馆

1. 会馆的类型

2. 会馆的功能

第三节 商人的业缘组织——行会与公所

1. 商人业缘组织的兴起及其特征

2. 商人业缘组织的功能

第四章 商人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第一节 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起

1. 生产力、社会经济结构与世界市场

2. 海商的走私活动与世界市场

第二节 商人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

1. 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

2. “萌芽”的脆弱性与商人的软弱性

第五章 商人与社区生活

第一节 商人与妇女

1. 商人妇的社会功能

2. 商人妇的命运

第二节 商人与家庭、宗族结构

1. 近世社区的家庭与宗族结构

2. 商人对近世社区结构形成所起的作用

3. 社区结构的反作用

第三节 商人与社区生存空间的开拓

1. 商人与社区村庄的演变

2. 商人与人口的地理密度

第四节 商人与社区的相互作用

第六章 商人文化

第一节 商人文化的形成

1. 理学的分流

2. 商人文化的整合

第二节 商人文化的特征及其历史地位

1. 商人文化的特征

2. 商人文化的历史地位

第七章 近世后期商人的整合与资产阶级的兴起

第一节 商人的再度整合

1. 错过的时机

2. 商为“四民之纲”的价值观

第二节 商人阶层的分化与重新组合

1. 商人第一层次的分化

2. 商人第二层次的分化

3. 商人第三层次的分化

4. 商人第四层次的分化

5. 商人第五层次的分化

第三节 商会——资产阶级的结集场所

1. 从行会到商会

2. 商会的功能

第八章 商人在近世社会演进中的角色

第一节 近世商人的黄金时代

1. 社会经济进步的累积

2. 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发展的契机

3. 传统权力结构的松解

第二节 近世商人的两难境地

1. 两难的选择

2. 挣不脱的怪圈

第九章 难以走出的近世社会

第一节 抗战前夕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

1. 吴山汪王庙的变迁

2. 汪氏向杭州的迁徙及民国年间的基本状况

3. 吴山汪王庙的结构功能与控制机制

第二节 难以走出的近世社会

新版后记

再版又记

唐力行著述编年

作者简介

唐力行，1946年生，江苏省苏州市人，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现为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导、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获国务院特殊津贴。曾在安徽师范大学与苏州大学任教。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6-19世纪苏州与徽州历史发展差异的比较研究》《国家权力下的乡村统合——16至20世纪徽州乡村社会权力关系研究》，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评弹历史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著有《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苏州与徽州——区域互动与社会变迁（16－20世纪）》《徽州宗族社会》《延续与断裂：徽州乡村的超稳定结构与社会变迁》《唐力行徽学研究论稿》等著作，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1900-2000）》《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丛书》《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丛书》及《江南社会历史评论》，参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曾分获省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各3次。

内容提要

自古以来，商人就被贬为“四民之末”；甚至在情感世界里，商人也成了“重利轻别离”的固定角色。其实，商人阶层是16世纪以后中国社会中最为先进的一支社会力量，他们的经营活动松动着传统社会的根基，推动着传统社会的缓慢转型。

商人的活动遍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本书正是从商人与近世社会相互作用这一广阔视野，考察商人在近世变革时代的特有功能。作者从近代商人群体的形成、商人的地域分布、各具特色的经营活动及其方式、商人的社会生活与心态、商人与都市文化、都市社会经济的变迁及近世商人自身的变迁等各个侧面详述精析，指出在中国特有社会结构下，商人始终处于两难境地，至今难以走出近世社会的怪圈。其研究颇具功力和新意，为当今经济改革乃至社会改革之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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