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工资是公正的 | 庇古《福利经济学》 | 自由微信

怎样的工资是公正的 | 庇古《福利经济学》

2018-04-05 商务印书馆

汉译名著700种之第11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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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塞西尔·庇古：英国现代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曾长期担任剑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庇古的作品涵盖了经济学的众多领域，特别是在福利经济学方面着力最深，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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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完全相同的工人中间，公正工资的意思只有一个，即平等工资，只有在享受的附带优势有差异时才加以调整；公正工资在不论什么环境下都是这个意思。在素质不同的工人中间，公正工资在任何特定的环境中，以相同方式意味着与效率成正比的工资，因而彼此间具有某种明确的数字关系。乍一看可以认为这种数字关系像质量关系一样，在任何环境中都同样，即在相同的工人之间要求公正。但是实际并非如此；理由是具有一定素质与能力的不同个人的比较效率不是在所有环境中都相同。本章的任务就是要把这问题分析清楚。为此目的把工人中的差异区分为两类是方便的：(1) 特定种类能力程度上的差异；(2) 工人分别掌握的能力种类上的差异。我先不理会种类上的差异，从假定只有一种能力开始——这一种能力以不同程度分配给不同工人。

▲ 阿瑟·庇古 (1877—1959)

这里的关键是马歇尔在论述土地肥力时所说的话。他说，应该记住，即使在我们认为一种庄稼只享有一种肥力时——一种肥力与我所说一种能力相对应——两块不相同土地的肥力并非在任何环境中彼此只具有单一的数字关系。相反，这种关系在不同需求状况、不同资本供应条件等下将是不同的；甚至可能发生这样情况：一块土地在一组环境里比另一块地更肥沃，而在另一组环境里会比另一块地贫瘠。现在我们以同样方式发现工人A的净产量(设想成边际的)和由此产生的效率很可能对工人B的净产量(同样设想成边际的)具有一种数字关系，随着支持他们劳动的工具等物品供应的改变，数字关系也改变。由此可见，虽然在任何一组特定条件下，两人的工资间存在某种明确的数字关系是正常的，这个关系不是简单地取决于他们个人的素质，而是容易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 土壤肥力不同

马歇尔关于肥力的分析使人想到进一步的推理，即进步一般地倾向把具有较低能力工人的效率提高到与具有较高能力工人的效率到同一水平，因而使他们工资之间的公正率更接近地趋向统一。他写道：

与特殊土地上下种流行庄稼和种植方法的适应性的任何变化无关，存在不同土地的价值不断趋向平等的趋势。相反(没有任何特殊理由)，人口与财富的增长使较贫瘠土地有较丰足收入。

▲ 马歇尔 (1842—1924)

如果事实确是如此，相似的命题看来在从事生产同一商品的具有不同程度能力的工人中应当同样有用。马歇尔的命题能以彼此有如下不同的两块土地加以严格的证实，即一块土地上投资第r单位的产量超过另一块土地投资第r单位的产量，差额为r所有价值的同一不变量。马歇尔以图解说明这个道理。当然，两块土地不必彼此以这个关系相关连。情况可能是这样，土地A每笔投资的收获量都比土地B较低,直到第r笔投资，此后收获不断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当进行(r+k)次投资时土地B收获较低，但它的收益性——它是测量土地肥力的标准——远远跟不上土地A的收益性。当对土地产量的需求上升引起投资次数增加超过(r+k)时，土地B的收益性进一步落在土地A的后面。因此生产特定作物的不同能力的土地收益性，随着需求上升是否趋向平等的问题，取决于任意取样的不同土地的马歇尔叫做生产曲线(即投资不同次数的收获量表)之间通常保持哪种关系。据我判断通常(可能)关系是证明马歇尔结论正确的那种关系。倘若是这样，我们还可以说，根据推理我们可以说，在具有不同程度同样能力的工人之间支付的工资率若是“公正”的，随着人口与财富的增长将趋于平等。

其次必须考虑到这个事实，即人生来就有不同种类的能力和不同程度的能力。无疑，两个人或两块土地可能彼此有如此这般的不同，以致它们能力间的比率(当资本价格处于任何一定水平时)在所有用途上都相同，当然这种情况不可能常常发生。拥有特定价格的资本，一个人一般将对另一个人在体力上处于一种关系，在数学能力上处于一种不同关系；正像一块土地生产大麦比另一块地多产10%，生产小麦多产20%一般。实际上常有这种情况，两人之间的优点等级在不同目的上是不同的。滕尼先生在拳击场上比爱因斯坦强，但在实验室就不如他。由此可见，当不同种类能力能够提供的公众的劳务需求彼此相对发生变化时(不论是爱好变化的结果，还是有不同爱好人们中间收入分配发生变化的结果)，或者当技术发展改变了不同种类能力在生产劳务和物品上的相对重要性时，(1)改变投资于训练不同类型人才的相对资本量是有利的；(2)不同类型净的和毛的相对效率(即包括计算资本的利息)以及在这些类型间属于“公正”的相对收入都将改变。就这样，当战争大大提高普通士兵服役的需求时，非技术工人的效率和收入提高，而音乐家的效率和收入降低；要是战争永远打下去，生下来就有当兵特殊天赋的孩子将有相对高的收入预期，那些生下来有音乐特殊天赋的孩子，其收入预期就相对的低。另一方面，技术发展能使大量工业操作由有高度技能的人驾驭精心设计的机器来进行，这就使得智能高孩子的效率和收入预期相对高于那些生来有公牛般性情与体格的孩子。再则，如果一项发明使失明在某种职业中与以往相比是较少的障碍，盲人势将大量进人那个职业，使其他人离去，直到最后，盲人的相对效率上升，他们相对于其他人的收入到处比以前稍有提高。比较广阔的视野和相同的目标，巴特森写道：

在这个国家伟大的工业发展开始时，一些家族和个人上升到出人头地的地位或下降到默默无闻的地位，并不证明他们出身的世系先前应该是和在不同环境中曾经是处于不同的相对地位。在各种不同环境中，取得成功需要不同的素质。

▲ 迈克尔·杰克逊与迈克尔·乔丹

因之，人们不同类型的效率不仅仅单由他们的本性决定，也不是仅仅由他们的本性与资本的供应价格一起决定，而是由这些事物连同不同种类劳务的需求状况和各种职业中工业技术状况共同决定的。我认为，不可能说爱好与技术的今后发展可能带来相对效率因而相对收入的何种变化——是拉大差距还是趋向较大的平等。

当提出这样问题，即某一家工厂支付的工资相对于其他工厂的工资是否公正时，上面分析的意义就变得明白了。当然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关于不同工厂一般工人工资之间的关系。因为当知道了一家工厂普通工人的工资相对于另一家工厂普通工人的工资是公正的时候，发现对那些高于或低于平均数者应该给予的补助是比较简单的事情。如果我们凭直接判断或用其他方法知道这些普通工人在所有方面完全相同，我们根据第14章第1节所说的道理还应该知道公正工资就是平等工资。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正在比较的各工厂工人是完全相同的，问题就复杂得多。如上面所引那一节中表明的，如果工资与效率不成比例——以净边际产品乘以价格计算——它们彼此就不是公正关系。这点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说工资在这个意义上与效率成比例，它们必定处于公正关系，这点是不正确的。它们只有满足第二个条件，它们才处于公正关系，那就是如果各工厂间的劳动力分配得合乎理想，以便使第9章第2节所说的广义国民所得达到最大。在这些情况下如何有可能决定在一家工厂实行的工资相对于其他工厂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呢？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得到切实可行的办法。有可能找到某个典型的或标准的年份，在那一年里一家工厂的雇主与雇员中普遍同意那里的工资率相对于其他工厂实行的工资是公正的。这个工资率将是我们讨论的出发点。肯定了它以后，我们试图以调查统计的办法发现从我们标准年份起其他工厂的工资率以何种比例发生变化。假定它们上升了20%。然后，如果我们工厂工人和其他工厂工人的比较平均素质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我们的结论是我们工厂现在的公正工资应是标准年份实行工资加20%的增加。这个方法在战前时期煤业调解委员会实际上曾长期应用，它常常能作出公正工资合理的最后决定。但是本章的分析表明，它只能做到这点，因此只有假定同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相当可观地改变主要在我们工厂和其他工厂使用的那种类别和程度的技能的相对总需求的情况下才能应用。如果从我们的标准年份起公众对赛马的爱好大大扩张，对诉讼的兴趣大大缩小，去受训成为职业骑师的才能相对于去受训成为律师的才能价值要大得多，同时骑师相对于律师的公正工资现在要比那一年高得多。至于这两种才能的相对供应量不取决于自然的天赋，而取决于投资在训练和培养最早相同的两种人的金钱数量的不同。我们应该想得到，进入需求上升职业的人数相对于进入其他职业的人数必定增加，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新的和旧的公正关系间的差别就将减小。因此，对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相比较的相对需求的降低将改变这两个阶层工资间的公正关系，这种改变从长期看来要比当前看来的程度较小。如果我们假设对具有职业骑师天赋人们服务的需求比那些具有律师天赋的人们服务需求相对上升，将引起前一个阶层有相对较多的孩子——我们可以假设——来分享他们的自然天赋，最终达到的新公正关系与旧公正关系间的差别将进一步缩小。

【节选自庇古：《福利经济学》下册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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