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武汉警方跟本没有查处“8名造谣者”，假新闻出台背后

在假新闻的制造与传播背后（节选）

作者：华 生

回到复盘武汉保卫战的题目，上文我们谈到一个“深喉”引发的冤案时，讲到由于追查“深喉”未果，武汉与湖北方面又急需杀鸡儆猴，封住众人特别是医护人员之口。

因此强行使用也在他们一元化领导下的武汉公安名义，发了一个误错很多的辟谣通报。

这已经让人瞠目结舌。如果再进一步，现在你获悉，除了这个消息的上半部分即关于谣言描述部分，牵强附会，问题很多，而且其下半部分即所谓“公安机关已经调查核实，已传唤8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本身，也基本属于子虚乌有，并不存在。

你会相信，你敢相信吗？

就如本系列开始的第一篇所说，堂堂中国的国家卫健委并非接到武汉或湖北的报告，而是靠下属工作人员半夜从网上获悉的武汉疫情消息一样，当你从最初的震惊，匪夷所思而难以置信，到最后不能不接受这一显然越来越真切的事实，那么，你看了本文之后，也会看到不仅所谓的案情，而且办案本身也可说并不存在。

对我之前文章中所说，湖北和武汉的（当时）那批主事人与责任人，“并非偶然和无意犯错，而是蓄意为之”，他们“大权在握”，“不择手段，毫无法律道德底线”的判断，你是否也会有同感呢？

下面让我们来看证据与事实。

子虚乌有的传唤8名违法人员

现在我们来追溯，截止到1月1日17:38分发布这个消息时，到底都是谁被传唤和处理了呢？

先说人们公认、影响最大，被大家誉为“吹哨第一人”的李文亮医生。

据多家媒体报道，他是在12月31日凌晨1:30分就被叫到武汉市卫健委被盘查，白天上班后又多次被医院监察科叫去进一步追查，并被要求写了对不实消息外传的反思。

但是，据李文亮自己的微博及相关媒体采访报道，那是“1月3日，公安局找到我并签了训诫书”。李文亮上传的“训诫书”上，日期写的也是1月3日。

▲李文亮医生上传的训诫书。

因此，很显然，李文亮医生不可能在这1月1日公告所说的“传唤”和“依法处理”的8个人之内。

其次，说自己不是“吹哨人”，而是“发哨子的人”，即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医生。

据《人物》周刊报道，她说的那句“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的名言，让全国人民见识了武汉女人的豪爽。

《人物》周刊还报道说， “艾芬曾拿到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

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察训诫的医生”。

“1月1日晚上11点46分 ，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

“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

“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但是她也明确的说“实际上我没有被公安局训诫”。

▲艾芬医生

显然，艾芬医生被医院约谈都起始于1月2日，又根本未被公安传唤，当然也不会在1月1日公告传唤的8 人之列。

再看另一名被认为“吹哨人”的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主治医生谢琳卡。

▲谢琳卡医生

据《财新网》报道，谢琳卡医生也是在12月30日晚20点43分 ，在该肿瘤中心微信群里发消息称，在华南海鲜市场“发生了多人患不明原因肺炎（类似非典）”，要“大家注意戴口罩和通风”，称其消息来源于“我传染病院的师妹发在我们同门群里的消息”。

“谢琳卡的遭遇和李文亮类似，这一信息被人截图并广泛转发，而且没有隐去她的名字。很快就有人找到了谢琳卡，并询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谢琳卡说，“元旦过后，大约1月3日的她接到了武汉了警方打来的电话，态度比较客气，没有处分，没有训诫，就是口头教育，警示了我一下，让医生不要传播不实信息”。

自然，谢琳卡医生也不属于消息所称1月1日被传唤处理的8个人。

最后一名我们现已知的“吹哨人”，是武汉红会医院的刘文医生。

还是据《财新网》报道，刘文医生12月30日晚19时39分 ，在“协和红会神内”发消息称，“刚刚二医院后湖院区确诊一例冠状感染性病毒肺炎，也许华南周边会隔离”，“SARS基本确定，护士妹妹们别出去晃了”

刘文的警示也被实名截图转了出去，成为另一名有据可查的“预警者”。

刘文12月31日就被医院相关部门约谈。

“元旦当天晚上值班，下了夜班接到电话就通知我去了”。“应该是2号前后，因我1号一整天都在上班”。

刘文回忆，“他在1月2日前后被警方电话通知叫去了派出所，警察向他询问了消息来源、事情经过，并形成了书面记录，而后根据警方要求逐页签字并按下手印。

刘文称警察没有特意为难，都是按程序办事，他自己也并不害怕。因为‘没有做错事’”。刘文回答《财新》记者时还明确表示，他在派出所只签了笔录，没有签“训诫书”。

因此，刘文医生元旦白天上了一天班，晚上又值班，下了夜班去派出所，只能是1月2日。

他也不可能归入1月1日被传唤处理的8个人。

看来迄今为止，媒体和网友们挖掘的“预警者”，全都不是1月1日傍晚“平安武汉”消息中所传唤、处理的人。

那么，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在1月1日傍晚，武汉公安应当认为这些医生在没有官方消息的情况下，在同行微信群交流根本没有违法。

若卫健委系统认为这有错，他们自己教育提醒就可以了。

在法治教育深入的今天，公安不能随便传讯没有违法的人，因而不愿执行。

但是，下命令的一定是市公安的上级，而且这些下令的人要的是公安传唤、处理违法人的消息。

只要用你市公安局的官方账号发了消息，应该怎么办你们自然明白。

所以，无论你怎么去执行，只要在你们那儿发了消息，下命令的人也就可以向湖北或武汉的主政官员们交差了。

这样，我们才看到这个极为奇特的现象，即消息在“平安武汉”发出，而武汉公安并无任何行动。直到两天后，估计在有关上级检查催促下，才做了点弥补工作。

当然，从逻辑的完整性来说，也还存在另一种即使很小，但也不能绝对排除的可能，那就是，武汉公安确实传唤和处理了不是这4个医生的另外8个最初的“吹哨人”，只是不仅公安从来秘而不宣，而且这8人看到舆论转向、自己的第一吹哨人角色被别人占据，也都心甘情愿地不作一声。

照此逻辑，李文亮医生等人则只能是被武汉公安传唤、处罚的第二批或之后，而且应当是数量更大的“违法人”（否则不会第一批8个人一个也找不到，后面一下就冒出4名），并且市公安也突然闭嘴，不再发布。

以至湖北和武汉方面，明知全国人民和媒体都搞错了对象，后来赞扬和肯定了根本不是首批“吹哨人”的医生，也不予澄清，甚至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也全都被武汉和湖北方面误导。

最后中央也认为李文亮是最早最知名的预警者，所以批准在因新型冠状病毒殉职的众多医护人员中，特别为他一个人派了监察部调查组，如此等等。

但是，从武汉公安后来删帖以及对几位医生的从轻发落乃至打个电话或电话也不打来看，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而且，这也是武汉和湖北方面最不会做的事情——消息已经发了，威慑目的达到了，再压着公安去处理更多的人，特别是专业医生，既毫无必要且只会引来麻烦。因此，做这种没有任何好处而又涉嫌欺骗全国人民直至中央的事，几乎没有可能性。

但不管怎样，武汉和湖北的主事人，通过一番运作，总算拿到了他们需要的消息，下一步的传播放大，显然就不困难。

须知一天前的一个地方消息混搭一个关于国家卫健委的失实消息，都能毫无阻碍地通过湖北记者站上央视新闻频道。这个在元旦、春节期间辟谣、治谣，保证社会稳定的消息，无疑政治正确，传播没有问题。 

假新闻传播的责任与教训

主流媒体从业者对假新闻传播的责任与教训

因此，“@平安武汉”1月1日17:38分发出这个辟谣消息。

12分钟后，当地政府的官网“长江网”即于17:50分发布。

3分钟后，北京的《新京报》17:53分跟进。

在权威的中央媒体中，也许看到前一日央视湖北记者站（站长王涵亲自领衔写稿）抢到了由武汉和湖北方面独家提供的报道，这一次《人民日报》也不再落后，于18:25分在官方微博转发这一消息，结果好评如潮，很快就有近2万条点赞。

可见当时欢度元旦假日、喜迎春节的民众对打击造谣生事，维护社会祥和气氛还是很支持的。

新华社的官方微博“@新华视点”则在20:44分转发，记者为新华社湖北记者站记者廖君及冯国栋。

在这么多媒体包括央媒都报道了消息的情况下，央视新闻台这次则姗姗来迟，直至1月2日中午11:40分才在“新闻直播间”栏目中待主要新闻播完后的“其他消息”中播出。

▲1月2日中午11:40分，央视在“新闻直播间”中报道

但是，由于电视是画面播报，受众面广量大，所以大家记住的反而都是央视广播的这一消息。

湖北和武汉方面于12月31日发出的关于没有人传人和一天后打击造谣者的消息，后来都为疫情的发展所推翻，但湖北和武汉方面并未作出更正，更没有认错。

这种情况，导致了人们对政府官方消息和主流媒体的不信任和疏离感的增加。

1月21日上午，也就是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刚刚在1月20日宣布了新冠肺炎肯定人传人之后，就有人敏感的提出了这个纠错的问题。

首先是公众号“行走中的生命”，于21日上午发布了《向八名“谣言”发布者致敬》的文章，半日内就获得10万+的阅读量。

文章虽然很快被删除，但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1日午后13:40分，《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从正面提出了这个问题。

在微博上，他恳切建议武汉公安重新开展调查，“我认为我们的政府需要有这样的勇气。实事求是，认真防错纠错，与公众交心、只会增加政府的公信力和民众的支持”。

下午15:08分，胡锡进再发微博，继续婉转规劝武汉方面，大意说当时有当时的认识，今天有今天的情况，因而今天“重新定义”这一案件很有必要，也未必意味着全盘否定当初的认识。

也许由于胡锡进不寻常的背景身份（《环球时报》为《人民日报》下属的一家很有影响的报纸），当晚20:04分，胡锡进再发微博，称“武汉市有关人士刚刚给老胡打来电话”。

一是说“当时是把那8位市民请过来调查，过程非常友好客气，那8位市民没有一个被拘留、被处罚”。

二是说，当时“大多数人没想到疫情后来会发展的这样严峻，社会情绪的稳定是官方当时的优先考虑。

他表示，现在大家都投入到了‘武汉保卫战’中”。言外之意是此事谁也没错，没有产生什么后果，过去的就别提了，一切向前看吧。

正如我们前面分析推断的，并经与胡锡进先生本人核实，这位俨然全权代表了武汉公安发言解释的人，并非公安干警，而是武汉方面的一个官员。

而且此人显然不了解训诫书之类的事，不能解释12月31号下午武汉卫健委的官方消息发布后，为何还有8个人出来造谣？且此事为武汉公安查获后，还要赶在元旦假日这天传唤8人到案进行违法处理，以便傍晚赶着发消息，这就根本不可能气氛“非常友好客气”。

试问，哪个普通百姓被公安传唤警示，回去之后不是多少天都心情郁闷不爽、难以解脱？公安若非是大案要案，又怎么会自己元旦假日不休息，也让别人过不好？

这真是一旦谎话说开了头，就怎么也圆不起来了。 

到了1月28、29日，随着疫情的发展和民众呼声的高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对武汉8位散布谣言者一案作出表态，实际上是为这8人平反、恢复名誉。这应当是非常不寻常和高度权威的。

然而，鉴于此时全国公安干警、特别是武汉公安，已经长期坚守在抗疫支援的前线，在极为危险和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默默苦战，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奉献牺牲，既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又完成了组织上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此时却要被迫背锅认错，当然会相当的委屈和不甘不愿。

武汉与湖北方面的主事人、责任人，利用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强用武汉公安名义，继续在1月29日下午作出回应辩解，罕见地表示不服“两高”及各方面的批评。

综上可见，武汉与湖北方面的主事人、责任人，为了达到自己威慑、封口的目的，胆大妄为，实在令人无比震惊。

2月7日凌晨，李文亮医生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后，经医治无效，最终不幸离世。这使人们淤积的情绪再也按捺不住，从而形成井喷式的巨大舆情。

幸而中央迅速及时回应民意。

2月7日中午13:02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网站发布消息，“经中央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做全面调查”。

同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发表文章，向李文亮医生表示沉痛哀悼。

2月7日下午15:06分，胡锡进再次在环球网发文称“武汉市的确欠对李文亮的一个道歉”。

“武汉和湖北的主官们也欠对湖北和全国人民的一个郑重道歉”。他认为，“不能把责任都推到警察的头上”，“武汉的主官们怎么就不能在这个时候采取主动姿态，不仅还李文亮一个公道，而且主动解开让无数人感到难受的那个心结呢？

他们作为官员的担当精神去了哪了？”他认为“武汉市官方就应该坦然承认当初搞错了，迅速还李文亮等8人一个公道”。

“如果在十几天之前，他们勇于担责那样做了，那么同样是抗击疫情，同样是面临诸多困难，很多人在心理上会好受得多，舆论从昨天到今天大概也就不会有那么悲愤了”。“人民群众是惹不得的，谁惹了人民群众，最终都会付出代价”。

应当说，胡总编的其他不少观点，笔者并不能苟同，但他这次提前做出的反复警醒之词，确实是用心良苦，一语中的。

实际上，正是湖北与武汉的这批主政官员一手制造的问题并拒不认错的劣行，导致了这种有害于党、国家和人民的恶果，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导致了各种矛头指向中国科学界，指向政府乃至中央的各种阴谋论的盛行。

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平时大讲政治意识、大讲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湖北及武汉的主政官员们，此时不仅毫无担当，而且乐于躲在一旁，甚至明引暗指，让别人包括领导机关躺着挨箭中枪。

这充分说明，他们平时口口声声光鲜的政治口号和忠诚宣誓，都是言不由衷、媚上暪上欺上的假话和谎言。

实际上，只要与他们自己的政治安全与身家性命相矛盾相抵触，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立即出卖他们所发誓忠诚的目标和对象。这种政治上的两面人对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危害，真是无以为甚！

另外要提到的是，现在有不少人也回过来声讨几家央媒驻湖北分社或记者站的领导和记者，如指责他们当时为何跟风发消息，为何在事情已经明朗后，仍不出来认错道歉。

我倒觉得我们也不必用很高的道德标准去苛求。

他们如此做，也有他们的难处和苦处。他们中许多人也是在抗疫过程中，冒着风险不顾劳累，奔波于一线。

作为央媒的省级分社或记者站，在政治正确的大气候下，既有政治要求和组织纪律约束，又有工作业绩考核和同行间的激烈竞争。

平时的工作离不开地方支持，许多人也已在地方安家落户，帮助地方宣传扬名既是工作也有自身利益需要，这些并不是完全没有可以理解之处。

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不说，国家通讯社也好，党报也好，央视也好，头上的光环让人们普遍认为代表着中央的精神、上面的意思。

党媒是中央的喉舌，不是地方的喉舌。在我们的特色体制中，他们既是中央下达精神指示的渠道，也是向中央上传国情民意的窗口。

武汉疫情发展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包括医护人员身陷困境险境危境，主政官员们越来越脱离群众任性乱为，人们自然要问，这些真实情况他们向人民报告了多少？向中央反映了多少？

须知我们党创立近100年来，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从来不是为自己的荣华富贵、权力地位，而是代代相传为谋求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幸福，克服千难万险，总结吸取了多少血的教训方有今天。

我们可爱的人民历经艰苦磨难，任劳任怨不离不弃，辛勤努力不懈奋斗，才在改革开放之后，刚刚过上了越来越舒心的好日子。

这些驻守各地、肩负重任的新闻工作者，怎么就不知道珍惜这万分来之不易的宝贵成果，坚守说真话不说假话的底线，多少尽一份自己作为新闻人的本分呢？

特别要知道，这些人与卫健委不同，与公安也不同，他们是北京的中央各媒体总部直接领导的干部，实行的是垂直管理体制。这种安排用意，就是要他们摆脱地方主义的羁绊，站在中央、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的角度，识大体、顾大局，而不是要他们仅仅成为地方的传声筒、吹鼓手。

况且，他们是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不是新闻快递员，只要不拆封，不散包，原封不动把别人的货送到就好。

真实是新闻的灵魂，真情是中央正确决策的基础，真话是党和人民对他们的期待。地方政府和若干官员发的消息，明明与事实不符，明明根本不可能，明明他们有调查了解乃至列席地方重要内部会议的特权，有着其他人难以奢望的工作条件与便利，但他们竟然如此玩忽职守、麻木不仁，他们的再多辛苦劳累，对党何用？于人民何益？这难道还不值得所有的新闻工作者认真吸取教训、深刻反思吗？！

由于湖北和武汉的这些主政官员们，还要在接下来的武汉抗疫保卫战中仍然占据前线作战的主要权力，影响乃至左右武汉保卫战相当长的进程。

因此，在进入更加纵深也更加复杂的阶段之前，我们还需要停下来花一点篇幅，来专门回答很多人心中一个始终不解的疑团：这些人究竟图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注：本文观点仅代表原作者，仅供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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