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論壇】香港經濟發展存兩大結構性問題
放眼全球，我們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5年世界各國GDP的排序，這些資料清晰地表達了中國崛起的不可忽略與不可阻擋。2015年美國的GDP是17.96萬億美元，中國同年達到10.86萬億美元，在過去的5年中國與美國比較發生了什麼變化呢？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佔美國的比重是39.2%，還不到40%，但是到了去年，這一比重到達了60.33%，5年提高了21.13%的佔比，平均每年提高4.22%，由於2015年美國的經濟總量是靜態的，按照現在的發展速度，中國用十年的時間，就完全可以達美國現在的經濟總量，甚至超過。
▲香港金融管理局於1月25日公佈，外匯基金去年投資收入610億元，投資回報率1.8%。總資產為36,299億元，較2015年增2,070億元。（香港中通社圖片）
攻堅克難“爬坡過坎”
再看全球排名第三的日本，2015年的經濟總量是4.12萬億，但是在五年前，日本經濟總量佔中國的比重是93.9%。這個比例迅速下降到38.1%。五年間下降比重高達55%，跌了一半，平均每年下跌11.16%。
同時我們還看到，中國2015年經濟總量，相當於全球排名前十中的第五名到第九名的總和，第五名到第九名國家分別是英國、法國、印度、義大利、巴西。這五個國家2015年的經濟總量之和是10.9萬億，而中國達到10.86萬億，從這些資料大家可以看到，中國是用什麼的速度在崛起，中國的崛起讓世界震驚。
但是作為中國人我們自己必須捫心自問，我們規模上去了，但是我們的結構調整跟上了嗎？
非常智慧的中央政府，面對“十三五”時期，提出四個字關鍵字，要求全國“爬坡過坎”，爬什麼坡，過什麼坎？中央給我們做了精確的判斷。首先，要越過刺激性政策的消化期，要經歷結構轉型的陣痛期，要經歷發展動力轉變期，還要經歷發展模式的轉換期，甚至經歷由高速發展到中高速發展的常態期。所以，對於全國人民而言，我們面前的擔子很重，在“十三五”期間，政府和企業都要面對刺激性政策的消化期和結構轉型的陣痛期。
深圳不停進行產業結構優化 成效良好
在面對結構轉型的陣痛過程中，我覺得深圳比全國早10年到15年。過去五年，深圳這個小小的城市，面積只有1996平方公里，卻淘汰了17000家企業。現在深圳的實際居住人口超過2000萬人，但是深圳擁有的企業法人的主體和個體戶的主體已經超過250萬家，換言之，深圳每8個人中，就有1個是企業法人或者個體戶法人。正是這樣宏大的微觀主體，支撐着這個城市的快速成長。
大家都知道，經濟結構是一個很豐富很龐大的體系。比如，我們需求側就有投資結構、出口結構、消費結構，還可以細分。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制度大於技術。這句話的意思是，只要有好的制度，好的技術會向你這個方向流動。我想說的是，結構優於規模，比如兩個土地、人口規模相當的城市，其中一個規模大，一個結構好，我們現在就可以判定，結構好的那個城市一定是最後贏家。深圳最好的兩個結構，一個是產業結構，一個是所有制結構。
深圳在過去36年發展中，市委市政府最智慧、最清醒的是，36年來沒有停止過對產業結構的優化。所以，深圳現在除了有四大支柱產業外，還有七大新興產業、五大未來產業、九大傳統優勢產業。這些產業不斷在進行着協調化、高度化的發展，有力地支撐了深圳的快速成長。還有一個結構是所有制結構。何為所有制結構？有經濟學家做了非常通俗的比喻：他說，如果我用我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我一定是最節約成本，同時辦事效率最高的；如果我用別人的錢來辦我的事，我可能會不計成本，但是非常注重效果；如果用我的錢來辦別人的事，我可能會非常注重成本，但不是很注重效果；如果用別人的錢來辦別人的事，我可能既不注重成本也不注重效果，這就是所有制及其不同所有制衍生的不同行為與效果。
同時，在產業結構和所有制結構中，這些結構都有着本質的規定性，這是我個人的研究心得。產業結構屬於技術性結構，是由人來調整的，而所有制結構則是將人進行一種制度性的結構安排,所以產業結構的本質屬性是技術性結構，而所有制結構的本質屬性則是制度性結構，其實就是人和事的關係，就是一群用什麼樣制度結合的人和做什麼樣的事在對接,在博弈。
▲港珠澳大橋香港段預計2017年底完工 顯著促進跨境交通。圖為2月9日，工人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工地工作。（新華社圖片）
香港有結構性問題
那麼，香港的問題在哪裏呢？香港已經連續23年來被評為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場主體，這個光環十分炫目。當然，香港的問題有很多，但我覺得在經濟學的視角中香港最大的問題就是產業結構和所有制結構這兩大結構性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產業結構問題，大家都知道，中國的改革開放給香港帶來前所未有的結構性調整機會，香港有大量的加工製造企業進入珠三角，進入祖國的內地，為香港的轉型升級與迅速崛起、成為一個典型的以高端服務業、現代服務業為主體的城市奠定很好的基礎。除了在改革開放初期那次轉型達到質的飛越外，香港作為一個現代服務業佔90%以上比重的國際化大城市，它的產業化結構基本是不動的。就像很多香港人不願意承認香港不行了，因為他在香港的生活沒有改變，依然舒適便捷,並沒有覺得產業結構存在問題。但是，如果和其他發達城市來比，香港在這一點上目標是滯後的，眼光是滯後的。因為香港現在的產業結構有現代服務業包括金融業、國際貿易，房地產,還有規模不小的港口、旅遊產業等等。但香港的高新技術產業與文化創意產業佔經濟總量的比重只有5%~6%，比重非常低。
我去年兩次去到紐約的曼哈頓，住了20多天，在和摩根斯丹利集團高層交流時談到一個問題。去年的4月6號，英國倫敦的金融城智庫集團在做全球金融中心城市指數排名的時候，把倫敦排在第一，把紐約排在第二，新加坡第三，香港由前一年的第三掉到了第四。紐約人認為，在全球金融排名中，紐約永遠是第一位。我想提出的問題是，紐約作為全球金融中心，這沒有問題。但是如果紐約作為高端服務中心，那麼你的服務物件是什麼，這個非常關鍵。如果說你的服務物件是服務於工業文明時代，和你服務於科技文明、高成長的時代，那是有着本質的區別。比如說汽車製造是工業文明的典型產物，底特律的城市破產就是因為工業文明的輝煌不再，而沒有跨越到科技文明。摩根斯丹利集團對財務的管理最低的門檻是500億美金，如果這500億美金來源於比較落後的工業，只是服務於工業文明，我可以肯定的說，它將很快的會衰落。而如果是服務於科技文明時代的金融中心，它將快速增長。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就是這個道理，你服務的物件是高增長的，你將是高增長的，你服務的物件是要被淘汰的，那你也將是被淘汰的。
我們再說香港作為全球的貿易中心，當全球需要下降的時候，當進出口貿易總額第一的中國正在由出口拉動轉向內地需要拉動時，香港作為全球的貿易中心的地位正在迅速下降。因為深圳在2013年的上半年，集裝箱的運輸量就已經超過了香港，所以當香港自我陶醉在世界的幾個中心的時候，它萬萬沒有想到，由於結構長期不調整，會在不知不覺中導致當前與未來的衰落。
第二個問題是所有制結構問題，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都是私人財團，還有外國企業各種各樣的總部。我曾經跟過一個資料，在2003年，香港與內地最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的那個檔後，2003年，香港的跨國公司總部和區域總部駐香港的總數是1098家，當年的上海連98家都沒有，不及香港千位數後的那個零頭。那麼四年後，香港的外國公司總部，已經增長到1298家，四年內遞增了200家總部.這是為什麼？因為，跨國公司都看好中國的市場，想把香港作為一個橋頭堡，進入中國的市場。然而香港的本土企業，除了極少量的駐港國企外，大量的是私人財團。我剛剛說過，用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成本是最低的，效率是最高的，難道這樣的制度還會出問題嗎？
問題就在於，香港的財團陶醉於過去工業文明時代的高額收益，而忽略了對產業結構的更新，這是問題之一。問題還在於對過去幾乎所有的產業構成已經形成了資本壟斷，當它獲取高額的壟斷利潤的時候，他是不注意在產業結構方面的調整的。這既忽略了產業結構調整，又忽略了只有競爭帶來繁榮，而壟斷只會帶來停滯的基本的經濟學規律。
▲2月9日，“香港起飛·夢成真”展覽在香港科學館開幕。首架香港裝嵌的小型飛機“香港起飛”於去年8月在香港國際機場正式啟航，展開長達78天的環球旅程，跨越20個國家和降落在40個機場後，於同年11月完成環球之旅返回香港。（中新社圖片）
壟斷已經造成嚴重後果
香港的壟斷已經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我可能說的重一點，是已經形成了極其極端的惡果,這種惡果產生對香港城市整體負面影響之後,又將反過來制約香港經濟及其財團的發展。影響在於：
第一，香港的財團壟斷已經深入到了香港的所有行業，包括速食、超市這些最基本的民生行業,這些慘烈的壟斷過程是製造失業與貧窮的源頭,是製造兩極分化的根源,並成為香港兩極分化與社會動亂的經濟基礎。
第二，香港財團壟斷的負面影響導致香港既缺乏創業的空間又缺乏創新的激情。導致香港青年的最大夢想不是成為現代社會的創業企業家,而是通過擁有高學歷成為著名公司的打工皇帝,缺乏創新創業夢想並具有情緒化的新一代成為香港未來發展的桎梏,不僅非常危險,而且也是影響香港未來發展的思想基礎。
第三,儘管香港前兩年提出了類似反壟斷法這樣的促進競爭的法規條例，香港《競爭條例》於2015年12月14日在香港全面實施，通過禁止妨礙、限制或扭曲競爭的行為，保護和促進香港市場的公平競爭。但由於香港社會的動盪，和一些極端的、極右傾思想與行為的干擾，完全的自由市場又缺乏在產業結構與反壟斷方面調整的動力,這是香港缺乏發展動力的社會基礎。
我想，正如我們今天的論壇主題“城市的新使命、新趨勢和香港新希望”。我覺得香港有非常好、非常堅實的發展基礎，有着強大的資本力量，有着最優的稅收環境，有着很多一流的國際化高端人才。我覺得香港需要認准國家的戰略性目標，以國家目標來安排自己的行為手段。
中國夢就是兩個目標：建黨100週年的經濟強國和建國100週年的科技強國。為了這兩個戰略目標，我們應該承載什麼樣的使命？當香港人有這種中國夢的使命和擔當時，這個城市的反彈力度是非常大的。按照董建華先生所說，香港回歸祖國時，香港的GDP總量佔全國的16%。我計算了下，在2015年，香港的GDP總量僅佔全國的2.6%，從16%下降到2.6%，如果不是由於港幣和美金的掛鈎，導致港幣的大幅度升值，那這個比重掉的還要更慘。
香港有這麼好的環境、這麼好的體制、這麼多的人才，我相信香港未來經濟發展的反彈力。如巴頓將軍所說：我衡量一個人的成就不是看他爬得多高，而是看他跌到谷底時反彈得多高。所以我堅信，香港的政府、香港的人民，香港的企業,當他們明白這個道理的時候，香港一定是一個非常有活力，非常有前景的城市，謝謝大家。
(本文根據作者2017年1月3日第六屆香港世界論壇演講錄音整理)
魏達志
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深圳大學經濟學教授。曾任復旦大學校長顧問蔡尚思教授學術助手；1993年獲享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14年獲國務院全國團結模範獎；研究方向為產業經濟、科技經濟、藝術經濟、城市與區域經濟。出版各類學術著作2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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