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香港市民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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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港深都會區是大灣區核心中的核心
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研究制訂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發展規劃”，這個大灣區概念雖然曾在廣東、深圳制訂的“十三五”規劃中提出過，但在總理工作報告的層次提出，足可見大灣區的發展已成為國家策略的一部分。然而，對於香港市民來說，對這個概念還是比較陌生。
▲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之中，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最接近的是深圳特區。從地理上及同城化趨勢的角度，香港有需要做好與深圳合作的工作。圖為行政長官梁振英（左）於2月23日在深圳與廣東省委常委、深圳市委書記、市長許勤會面，就雙方共同關心的課題交換意見。
大家過往對粵港合作的想法，比較熟悉的大致是有關珠三角，或再大範圍一點的“泛珠三角”，即廣東省、福建省等九個省(區)加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簡稱9+2)。珠三角是河流流域的概念，主要通過珠江與內陸地區建立緊密的經濟聯繫，形成一個沿江經濟帶，給三角洲帶來廣闊的經濟腹地。
至於這次提出的大灣區，則不一定憑藉珠江這類江河，重點也不是內陸腹地，而是發揮天然良港，對外貿易能力較強，表現強烈的外向型經濟特點。而且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不單止帶來了區域重構，而且更引發管治體系的重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珠三角地區受到全球化、市場化的影響。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工作報告提出，會研究制訂“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城市群發展規劃。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表示，商務部將簽署內地與港澳的投資協議和經濟技術合作協議，以配合大灣區的建設，也會加大廣東前海、南沙和橫琴三個自貿試驗區的建設；在區內設立創業園，為有專利研究等的青年人提供創業條件，協助他們在內地尋找大型資本提供者，相信能增加大灣區的吸引力。
優勢互補進行升級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指的是由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9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形成的城市群。2010年粵港澳三地政府聯合制訂《環珠三角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以落實上述跨界地區合作。2015年，粵港澳大灣區經濟規模為1.36萬億美元，港口集裝箱年輸送量超過6500萬標箱，機場旅客年輸送量達1.75億人次；產業結構以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粵港澳三地在經貿、技術、金融等方面開展深度合作交流，正進入全面、深層次合作階段。廣東省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也包括“開展珠三角城市升級行動，聯手港澳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等內容。
未來的區域經濟成敗因素將取決於灣區經濟的比拼結果。現時較成功的灣區經濟包括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等。這些灣區的綜合發展能力是其領先地位的原因。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戰略之提出已非今時今日、早在多年前已提出，粵港澳之合作早有其歷史背景，1997年香港回歸後，香港與珠三角在合作領域，方式及機制方面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主要表現在：第一，政府之間的聯繫加強，並逐漸邁向制度化合作。1998年3月建立了粵港高層合作聯席會議制度，在口岸合作，旅遊，環保等方面的合作取得一定進展。聯席會議至今已舉行了19次會議。香港特區政府與廣東省政府，珠三角各市政府的官員互訪和考察遠比回歸前頻繁。同時，中央政府在推進兩地合作中發揮協調作用，如為解決香港與珠三角基建和物流重覆建設，造成資源浪費和惡性競爭等問題。2002年1月在國家計委會的參與下，成立了香港與內地大型跨界基建協調會議等。第二，與回歸前對於兩地合作的態度表現為廣東熱香港冷的情況相比，回歸後，特別是經歷亞洲金融危機後，香港政府官員與民眾的抗拒態度明顯減弱，由擔心與內地聯繫密切會令香港喪失其國際都市地位，逐漸意識到香港的經濟前途與珠三角是密不可分的。
在經濟方面，粵港澳各城市各有其優勢，香港在金融、法制方面；深圳有高新創科技的優勢，廣州在物流與文化方面有着雄厚的基礎。香港已經是一個成熟市場經濟及國際金融中心，而深圳經過幾十年的建設及發展，已成為廣東的創新中心，加上深圳具有較廣闊的地域支撐及市場資源。我們應該以全新的思維與意識，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之下繼續深化粵港澳合作。在優勢互補、互利互惠及共同發展的原則之下進行粵港澳大灣區的升級發展。
港深合作成為核心中的核心
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之中，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最接近的是深圳特區。從地理上及同城化趨勢的角度，香港有需要做好與深圳合作的文章。尤其是建立港深大都會區及創新區的戰略考慮。在大珠江三角洲中，港深的聯繫最密切，兩地合作的合力和輻射力應該是最強的，是最佳的黃金組合。港深大都會區也可以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中的核心。
具體來說，在“粵港澳大灣區”中最能發揮現代高端服務的地區就是深港大都會區，因此把服務業做到全國最好，甚至乎全球最好，我們是有條件的。服務業的合作應該是港深合作的首選，其中經貿、資訊、人才、物流等合作更形重要，包括建立國際技術產業研究中心及國際性產品創新市場等，應該是港深大都會區的主打項目及產業。
建議成立合作辦公室作協調
經濟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主線。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發展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是具有前沿性的。因為“一國兩制”的政治框架，客觀上給粵港雙方的政府合作設置了制度上的一些技術壁壘，使粵港地方政府不能像內地其他區域地方政府一樣，高效、對等的協調。
對此，有關方面應做好制度協調工作，減少實際意義不大的制度壁壘，必要時甚至作出一定的制度讓渡。
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的落實必須輔以制度配合，因此有必要進行相關的制度建設。我們應該建立相關的合作機制，有必要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合作辦公室”，來統籌粵港澳政府之間的合作事宜，進行仔細的分工及跟進工作。在辦公室之下也可以設立工作組，進行灣區宜居城市、文化、民生等工作。除了定期開會檢視進度之外，也應配合國家的“十三五”規劃，制訂目標及時間表。這個辦公室必須由粵港澳的政府高層參與，另外加入國家之發改委參與，以體現中央政府之重視。
另外也可以考慮把現時之機制，包括粵港聯席會議升格來配合相關粵港合作工作。粵港聯席會議只是每年舉行一次會議，其成效並不理想。在許多國家及地區，區域發展規劃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如何打破行政區劃的框架，如何規範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行為，如何在灣區城市之間建立既有分工又有競爭的新機制，都要深入研究及解決。我們的“粵港澳大灣區”的存在是有其獨特性，也可以說是歷史之呼喚，也是具時代性的實踐。
再從區域管治的角度來看，“粵港澳大灣區”在制度建設上仍然有許多工作要做。尤其是在城市經濟、政績考核等因素所制約。地方政府在市場環境秩序的建設方面，其能力實際是有限的，也出現尋租(Rent-seeking)效應及行政區經濟與成熟市場經濟不相融的情況。因此“粵港澳大灣區”新型區域管治體系必須儘快建立。
香港特別行政區必須把握好這一次難逢的機會，乘着“粵港澳大灣區”的東風，揚帆出海，接受時代挑戰，迎接“粵港澳大灣區”新時代的到來。
(作者為中西區區議員、香港公共管治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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