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專題】香港經驗可助雄安發展
被稱為“千年大計、國家大事”的雄安新區橫空出世。作為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承載地，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中央對它的重視自然是不言而喻。官方近日披露信息更顯示，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深入北京、天津、河北考察調研，親自參與和主導雄安新區的規劃建設過程，並在過去幾年多次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和部署京津冀的協同發展戰略。今年2月，習近平更專程前往河北省安新縣實地考察，主持召開河北雄安新區規劃建設工作座談會。
▲201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河北省安新縣考察雄安新區規劃建設工作。（新華社圖片）
雄安機會處處
可以說，雄安新區的成立是習近平發展理念的試驗田，中央政策會對這裏扶持，全國資源將在此投放，但要利用好這些政策和資源，貫徹最高層的理念和意志，就需要得力的官員去執行。主政深圳特區九年的許勤和有天津濱海新區經驗的袁桐利，是目前伴隨雄安新區成立而獲中央任命的關鍵官員。這兩位同樣生於1961 年的官員，能否將個人工作經驗和特長發揮出來，將影響雄安新區的籌建及發展。
在新華社宣佈“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之後不到半個小時—北京時間2017 年4月1日下午6時26分，《河北新聞網》便公佈深圳市市長兼市委書記許勤調任河北省委副書記的消息。如無意外，許勤將很快接替調任黑龍江的張慶偉，成為河北省省長。這釋放了一個明顯信號，許勤從深圳“北上”，要面對的最大政治任務顯然是建立雄安新區。雄安新區規劃面積亦與深圳相若，在京津冀城市群格局下，中央將雄安新區與深圳、浦東相提並論，或是中央調許勤赴河北任職的重要考量之一，希望他憑藉“深圳經驗”，將雄安順利打造成另一個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
如仔細觀察便會發現，此次中央政府對“雄安新區”的定位很高，一下子跳過了中國現有的十幾個發展新區，直接把“雄安新區”的定位並列於改革開放後中國發展最成功的兩個經濟特區。由此可見，雄安這一顆棋子不僅僅是針對北京的“北+ 京”城市結構性問題，還是為了應對京津冀地區發展困局，甚至全國區域的結構性發展問題。
雄縣、容城、安新三縣距離北京和天津各約100多公里，人口密度、開發程度低，就像當年的深圳與浦東般具備高標準開發建設的基本條件。未來通州區將成為“北京市副中心”，負責疏解北京市政府行政上的壓力，解決的是“北”這個城市的職能，北京市政府屬下的各個部門如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稅務局、市統計局等，將會逐漸搬入通州區。而定位較高的“雄安新區”則將會成為“首都副中心”，解決的是“京”這個首都的職能，成為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承接地，使河北省可放下服務首都的包袱，專心經濟發展。那麼如何定義“非首都功能”呢？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015年4月通過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表明，首都的核心功能應為全國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以及“科技創新中心”，與上述四點不相符的城市功能都可被視為“非首都功能”。預計北京的央企、教育和醫療機構等都會搬遷至新區。
港商可爭當排頭兵
香港經濟學家、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關焯照表示，從雄安等地有關部門在發展計劃公佈後，嚴禁炒房的舉措，以及習近平對“雄安新區”的發展要求可看出，“雄安新區”不會重複以往中國發展新區時上演的“造城運動”和“攤大餅”式的擴張老路，而是會以創新、協調和綠色型的新發展模式為主軸。
他又說，雄安會打造成綠色智慧城市，多行業會受益，包括基建、地產、鐵路交通、通訊、金融和環保等，香港可以在雄安機遇中尋找參與的空間，為國家建設出一分力，港商亦可爭當排頭兵。
不過，他說，在改革開放30 多年後，現有的發展模式已現疲態，難為經濟發展找到更多增長點，而且還在繼續擴大中國南方沿海城市與北方內陸城市間的發展差距。在被視為中國大城市代表的“北上廣深”中，僅北京一個位於北方，而北京之所以排在首位，更多還是由於政治的原因。京津冀曾試圖發展如天津“濱海新區”等的沿海新區，希望打造出“長三角”和“珠三角”般的經濟圈，推動華北及中國北方地區的整體發展，可是效果並不明顯，京津冀三地也一直未能形成聯動。因此從平衡發展的角度考慮，中國政府需要啟動新一輪改革，以新發展思維和模式，為南北地區的平衡發展尋找新的解決方法。
“雄安新區”位處華北內陸腹地，是首個設在內陸的發展新區，其輻射範圍涵蓋京、津、冀、內蒙、魯、豫、晉多個省份。雖然先天上缺少了沿海城市的水資源，對發展外向型經濟不利，但如此一來自然對創新、制度革新、政策開放等都有着更高的要求，預計北京現有的教育、央企等將會成為第一批進入雄安的機構，令雄安成為創新型人才培育區和央企改革試點區。此外，雄安還可以配合“一帶一路”基建發展，在未來將其影響力輻射至京津冀以外的地區，通過整合、重新分配中國北方的人才與資源，破解中國南北發展不平衡的困局。設立“雄安新區”可以視為本屆中共高層，在面對城市、地區結構性問題時的新思路，在改革開放近40年後，再一次嘗試開闢城市及地區發展的新路徑。
“雄安新區”的長期發展面積被定為約2000平方公里，除遠超通州區發展規劃的900平方公里外，比深圳特區約1996平方公里，以及浦東新區約1210平方公里還大，預計會涉及到百萬，甚至幾百萬人的遷移。資本的快速湧入和人口的大量遷移，雄安新區即將迎來的，是與香港、深圳和浦東完全不同的一種情況。這是挑戰，亦是機遇，更考驗中國政府是否擁有足夠的應對政策儲備，以及強大的行動和執行能力。
他繼續說，反觀近年香港，政治爭拗不斷，別說探討香港本地未來經濟發展的新模式，連一般惠及民生的基建項目如高鐵、港珠澳大橋等，都因“拉布”影響而停滯不前，更遑論與珠三角多個城市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如果香港的發展繼續因內耗而拖拖拉拉，未來必將被內地各大城市所拋離。面對香港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候任特首林鄭月娥必須也要展現魄力。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研究主任方舟說，城市化對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意義重大，本次設立雄安新區，中央將“綠色”和“智慧”作為其發展的核心要素，可以預見，在因地制宜的條件下，將會優先發展高新產業，香港在這方面都有優勢可以合作發展。
不過，從國家近30年來“攤大餅”似的城市發展史來看，在大城市通勤範圍內建設弱小的衛星城，不但不能緩解城市壓力，抗衡中心城區的吸引力，反而會增添更多新問題。衛星城由於規模小，缺少產業規劃和配套，居住在衛星城的人口因缺乏就業機會，會傾向於繼續在主城區內工作，造成龐大的通勤人群“鐘擺式”的大規模早晚通勤，擁堵甚至癱瘓交通系統。因此，面對像北京這樣的超級大都市，城市副中心必須要拉開一定的距離，並且具有相當的規模和配套產業規劃，才能逐漸成為組織完善、高效和可持續發展的安居樂業之所。
香港可利用的土地資源有限，主要經濟活動集中於港島北側和九龍半島，形成了沿着維港兩岸狹長地帶的核心商務區（CBD），而隨着香港的發展，都市中心已過度擁擠，未來繼續發展也受限於城市規模。基於此，香港的城市規劃有必要積極汲取北京城市發展的經驗和教訓。
他又說，《香港2030+》規劃的9個新市鎮，如屯門和天水圍等，由於缺乏就業機會，並不利於區域經濟發展和減緩香港交通壓力；他建議港府在大嶼山和新界北的未來規劃中，可以運用“都市副中心”的概念，制定較大規模的產業配套和提供足夠多的就業機會，構造商業經濟活動集聚和居住環境優良的宜居宜業之地，以紓緩香港核心商務區的發展壓力，和促成香港新的發展極。
又有學者指出，雄安新區建立的意義不僅限於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或許更意在建立一個新型的城市發展模式，嘗試解決中國原有大都市普遍存在的各種問題，如房地產。新區或許可以承載從北京轉移出來的科教產業，成為創新之地和新的經濟增長點。這一區域眼下傳統基礎相對薄弱，束縛較少，如同在嶄新的白紙上描繪全新概念，更容易進行各種創新，這是港商尋找發展新機遇最好時機。他呼籲要好好把握。
香港優勢多 可發揮所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福建省政協常委葉建明表示，對於雄安新區的規劃，習近平有直接指示：規劃建設雄安新區要突出七個方面的重點任務，包括建設綠色智慧新城；打造優美生態環境；發展高端高新產業；提供優質公共服務；構建快捷高效交通網；推進體制機制改革；擴大全方位對外開放。規劃顯示，雄安新區不僅肩負着打造新的經濟增長極以及解決“大城市病”問題的重任，還需要建設成為可持續發展的城市樣板。其間，香港有頗多優勢可以參與其中，香港的融資能力、智慧城市建設、優質公共服務等，都具有很強的優勢，完全可以在雄安新區建設中尋得合適的參與角色。
不過，他指出，香港經濟這些年陷入瓶頸，進退維谷。由於地域狹小，香港已經觸及天花板，發展必須北望，與國家發展融入一體，納入國家發展的大棋盤中才能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粵港澳灣區”建設是國家給香港提供的一個機會，而雄安新區則是一個更大的機會，它不僅是一個白手起家的專案，更是中國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是國家大事。如果說，深圳特區成立、浦東新區設立，都是在香港回歸之前，香港和國家發展沒有條件融在一起，那麼，雄安新區的成立，則是在香港回歸20年之際，香港有條件和能力融入國家，國家也期待香港的融入。
明顯地，雄安新區將是一個長期的熱門話題。雄安新區能否像上世紀80年代的深圳、90年代的浦東那樣引領中國發展，還需要時間來證明。但這一決策將相對保守的京津冀和整個華北地區推向改革開放的新高度，卻是不爭的事實。而且會為香港企業的發展提升創造很多機遇，為香港發展帶來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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