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財經】共享經濟在港能落地生根嗎?
智能租單車應用程序Gobee.bike不久前登陸香港，雖然Gobee.bike的經營模式是否可以被定義為“共享經濟”仍有待商榷，但毋庸置疑，繼Uber及Airbnb之後，Gobee.bike的出現，令沉寂一時的“共享經濟”的概念和對其在港發展的討論再次成為熱門話題。
▲智能單車租用服務Gobee.bike推出僅4日，即被發現有4部單車被掉到河中，引起全港嘩然。（胡倩怡攝影）
4月中下旬在香港推出的“共享單車”Gobee.bike，在兩天內接連發生4輛單車遭人惡意扔入城門河的事件，引起廣泛關注，Gobee.bike創辦人Raphael Cohen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對事件感到“沮喪”。而此前Gobee.bike一直以“共享單車”概念在港宣傳，項目正式在香港推進之後，其“共享經濟”的經營模式也遭到諸多質疑。
共享經濟，顧名思義，是指共享大家手上閒置的資源和勞動力，以達到降低成本、互惠惠利的目的。常見的共享形式有汽車共享、拼車、公共自行車，以及交換住宿等。在共享經濟體系下，人們可將所擁有的資源有償租借給他人，使未被充分利用的資源獲得更有效的利用，從而使資源的整體利用效率變得更高，借租人、使用者、社會，三方共贏。
在這樣的定義之下，Gobee.bike是所有單車的擁有人，兼顧維修、出租服務，並非如Uber、Airbnb般，由市民提供自家車輛、房間等，形式上較接近出租單車，而不是共享單車。
而在Uber和Airbnb落地香港時，也曾遭遇風波，帶來社會問題隱患，遭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其中兩個共性問題，一是衝擊傳統行業模式，在得到消費者追捧的同時與傳統行業搶飯碗，遭到傳統行業從業者的質疑和抗議，二是因為缺乏規管而將會影響市民乘搭安全，損害大眾權益。雖然Uber和Airbnb也都嘗試透過資料認證和評價制度建立用戶之間的互信，但安全性事件還是不時爆出。此外，提供共乘服務的平台Uber於全球各地的發展之所以會處處碰撞，其中一點在於在行車保險方面一直備受質疑，比如，2016年就有香港Uber司機因為“沒有第三者保險而在道路使用車輛”的罪名被拘捕及起訴。
▲Uber落地香港初時，曾遭遇風波，帶來社會問題隱患，遭到不同程度的抵制。
儘管共享經濟在全球的發展還處於摸石頭過河階段，但不可否認的是，其絕對會成為未來的一種主流經濟模式。賽迪智庫明確認為，分享經濟正成為撬動經濟社會發展潛力的新力量，未來有向全行業滲透的巨大趨勢。
中聯影視有限公司總裁，中國農副產品交易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國家共享經濟創新交易示範中心負責人楊志偉曾在一次演講中公開表示：“放眼未來，共享經濟將引發一場消費關係的大解放，隨着消費者升級為消費商，我們的購買方式、分享渠道都將發生巨大變化。共享經濟必將引爆消費革命。”
據《福布斯》估計，落入眾人口袋的收入在2013年高達35億美元（約273億港元），比之前一年上升25%，而2015年共享經濟在全球的交易規模約為8，100億美元。羅兵咸永道（PwC）更估計，到2025年，共享經濟的全球經濟效益會達3，350 億美元，發展勢頭淩厲。
美國經濟趨勢基金會主席、經濟學家傑里米·里夫金曾表示，分享經濟帶來了一場改變人類生活方式的資源革命，它帶來了經濟生活的全新組織方式，將會超越傳統的市場模式。
▲共享單車模式正從中國興起，許多新創團隊如“摩拜單車”、“ofo單車”，紛紛獲得大量的資金支持。圖為南京中山陵園風景區內，市民在騎共享單車遊玩。（新華社圖片）
而在香港，雖然共享經濟發展的歷史尚不長，但是提供各類共享服務的平台仍舊應運而生。
2013年成立的共享汽車平台Carshare，鼓勵只在假期駕車的車主把平日閒置的汽車出租，目前該平台有1500車主及2萬會員，當中一半會員每月租車1次，日租平均400至500港元，Carshare向車主收取租金的三成；最重要的是，服務也包括了汽車保險。
手機應用程式Gaifong App（Gaifong即粵語“街坊”）是一個為用戶提供家居用品共享的平台。這個平台以“借得就借”為口號，提供衣服、床褥、樂器、電子產品等各種家居生活用品的互相租借，租金由物主自定，平台收入來自成功出租物品的一日租金。
除有形的物品可以拿來共享之外，無形的東西也成為了共享經濟目標中的一部分。由兩位香港青年創辦的旅遊交友網站Sam the Local，提供平台讓人填上喜好及專長、空閒時間和每小時收費等，登記成為導遊。旅客可在此物色相對專長的導遊，見面後付費旅遊。創辦人認為，平台的特點是分享的內容不是實物，而是時間、知識及經驗這些無形的東西。
與此同時，歐美諸多國家開展共享經濟的公司與香港相比更加多元化，其中許多共享平台規模小、類型多樣，甚至這些共享平台的建立動機不一定是賺取盈利，當中包括分享唱片及電影碟等，而且不一定要涉及金錢交易，用以物易物方式亦可行，但是卻可以真正發揮共享經濟的好處。
以走在共享經濟發展前沿的美國為例，閒置嬰兒用品、醫療設備、閒置農業器材等等都可以拿來分享、租賃，進行資源的合理利用。Babierge主要出租包括嬰兒車及嬰兒床等的嬰兒用品，出租人的嬰兒用品在嬰兒長大後就已經失去作用，所以出租平台的出現，正好將嬰兒用品租給其他有需要的人，同時出租人又可賺取收入。Cohealo平台則主要與醫療設備打交道，公司認識到美國的醫療系統通常每年在設備採購和租賃方面花費數千萬美元，但同時買來的醫療設備則經常空置。Cohealo希望建立技術平台、分析及物流支持，令醫療設備隨時隨地按病人需要去提供。
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明確指出“發展分享經濟”，標志着分享經濟（即共享經濟）正式列入黨和國家的戰略規劃。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明確提到，要“支持和引導分享經濟發展，提高社會資源利用效率，便利人民群眾生活。”可以看到，引導分享經濟發展已經提上議程。
而對於香港來講，由於法制及城市設計功能的不同，香港在共享經濟的發展方面較為遲緩，直至Airbnb及Uber兩大共享經濟代表企業，分別於2012年及2014年先後進入香港，社會才真正討論起共享經濟的問題。
在共享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前文所提到的衝擊傳統行業、相關法律法規跟不上等問題，考驗着政府如何進行合理“引導”。
Uber香港區總經理佘雋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曾表示，共享經濟要成功，最重要的是：“政府要有開明態度，還有讓企業勇於去嘗試的政策”。他希望香港亦能有政策配合，令更多公司可以參與共享經濟的發展。他期望下一屆政府會更關注共享經濟，將之放入政策方。
香港政府經常說要發展創新科技，但隨着共享經濟的成長會打擊到一眾既得利益者，現行法律與一些共享經濟活動的衝突也愈加明顯。所以，在便利市民、善用資源、發展新興經濟、與既得利益團體利益之間如何平衡，在新興事物和新興經濟發展的同時，如何在法律規管方面將工作做得更加及時、有效，這考驗着政府的智慧。
長按二維碼，關注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