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追蹤】粵港澳大灣區的至高願景與不二選擇
“融合”這個詞被用在經濟活動中，最早可能出現在描述產業間關係上。由資訊技術構建的網絡和平台，為產業間深度互動與融合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條件。農業、製造業與服務業的融合，以及在產業融合基礎上的服務化，成為理解和發展現代產業及其體系的關鍵性概念和事實。對於大國經濟，唯有產業間融合（協調）發展，才能保證產出的持續增長，以及增長品質的持續提高。
融合在區域間的表現，是在市場和政府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改革開放以來，國務院在區域經濟層面，通過各種與改革、開放和發展有關的戰略性安排，從建立四個經濟特區開始，到設立國家級新區，再到建立若干個自由貿易試驗區，不斷拓展新空間、尋求新動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時至今日，不難發現，國家區域經濟發展重大舉措的良苦用心：一方面，通過深刻調整區域格局，以體現長遠發展構想的重大戰略，如雄安新區；另一方面，通過整合業已積澱的各種市場資源，尤其是科技創新資源，推動具有全球競爭力、影響力的，以科技創新為主導的城市群發展，如粵港澳大灣區。
▲行政長官梁振英（左）於5月4日到深圳與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右）會面，就雙方共同關心的課題交換意見，包括香港和深圳如何合作，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共同發展。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研究制訂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的要求，這意味着灣區經濟的規劃與建設，已經提上中國政府的議事日程。粵港澳大灣區一經提出，就被稱為是全球的第四個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由廣東省的9個城市—廣州、深圳、佛山、東莞、中山、珠海、惠州、江門、肇慶與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組成，即9市加2區。灣區總面積5.65萬平方公里，僅佔全國總面積的5.8%，但總人口6,765萬，佔全國總人口的4.9%；GDP總量1.3萬億美元，佔全國GDP的12.59%；進出口總額1.5萬億美元，佔全國進出口總額的37.9%（均為2015年資料）。可見其實力之強，在全國的地位之高。
粵港澳大灣區的願景及規劃設想，就在於通過融合發展，打造中國具國際競爭力的灣區經濟。灣區，就地理概念而言，是由一個海灣或相連的若干個海灣、港灣、鄰近島嶼共同組成的區域。灣區現在是全球區域創新中心的代名詞，是新經濟即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策源地和集聚地的代名詞。全球經濟總量的60%集中在入海口。灣區經濟是從一個或若干個增長極開始，從“點”到“帶”、到“片”而形成的。當今世界，發展條件最好的、競爭力最強的城市群，都集中在沿海灣區。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東京灣區是世界公認的三個大灣區，三者的經濟總量分別佔美國經濟總量的7.8%，美國經濟總量的4.5%與日本經濟總量的43.7%。中國東南沿海已形成若干個城市群，具備建立灣區經濟的條件。培育這些沿海城市群的全球競爭力，將進一步提升中國作為全球經濟增長引擎的地位。因此要充分利用灣區的優勢，將這些城市群打造成為強大的灣區經濟。目前，從創業創新和新經濟的角度看，深圳灣和杭州灣的灣區經濟已初現端倪，應當也必須進入深度規劃和進一步發展的新階段。
打造強大的灣區經濟，關鍵在於融合發展。在當今全球化與互聯網的時代，能否形成強大的灣區經濟，除了灣區內各城市自身的競爭力之外，更重要的在於灣區內各城市之間能否高度有效地融合，以形成綜合競爭力。過去幾十年來的全球化與近年來互聯網發展對世界經濟產生的效應充分表明，融合產生綜合競爭力，融合充分則綜合競爭力強，融合欠缺則綜合競爭力弱。強大的灣區經濟不是來自於若干個城市經濟體的拼湊，而是來自於這些經濟體之間充分的融合。將港澳2區與珠三角9市構建成粵港澳大灣區，目的就是促成2區9市之間的融合發展，從而提高綜合競爭力。綜合競爭力提高了，才能形成強大的灣區經濟，才能與紐約、三藩市與東京灣區進行國際間的競爭。
傳統與初級的融合形式，是各城市之間商品貿易與市場主體合作，現代與高級的形式則是各城市之間的全方位聯通，包括基礎設施聯通，市場聯通、資金聯通、人才聯通與資訊聯通等。基礎設施聯通是基礎，資訊聯通則將隨着互聯網的發展而日益重要。通過融合發展，各城市之間實現優勢互補，即其中一個城市的優勢通過聯通輸出至其他城市，促使其效應最大化，同時有可能彌補其他城市的劣勢。這樣，各城市的優勢將在整個灣區內擴散，劣勢則將相應消解。粵港澳大灣區的9市2區，各具優勢，也各有劣勢。優勢中最突出者，香港有金融業，深圳有創新科技，廣州有商貿流通，其他城市有製造業。如果融合充分，則各城市的這些優勢將輸出至灣區內其他城市，為其他城市所利用，進而產生優勢互補效應。因此，融合發展將有利於區域內所有城市，而不是只有利於相對落後的城市。
▲6月16日，澳門特區旅遊局和澳門旅行社協會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第五屆澳門國際旅遊（產業）博覽會將於7月7日至9日在澳門舉行。博覽會期間，將推廣“粵港澳大灣區”“海上絲綢之路”等多個旅遊概念和線路。（新華社圖片）
粵港澳大灣區還有一個特殊的意義，即一國兩制下港澳與內地之間的跨境與跨制的融合發展。香港與澳門，尤其是香港，與內地城市的經濟合作，已有多年的歷史，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港澳與內地城市都得到了巨大的效益。但近年來，合作進程放緩，困難增多，意味着過去的合作模式已逐漸過時，新的有效的合作模式還未建立。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香港以珠三角為經濟腹地的“前店後廠”合作模式至上世紀末已經式微。2003年提出的泛珠三角合作，即9省2區(廣東、海南、湖南、江西、福建、四川、雲南、貴州與香港、澳門) 合作模式，可能由於涵蓋範圍過廣，十幾年未見實質性進展。粵港澳大灣區將旨在建立一個新的模式，即跨境跨制融合發展模式。這一模式是舊的香港—珠三角合作的升級版，同時又是泛珠三角合作模式的精華版。粵港澳三個平級行政單元構造一個灣區，明確了9+2的主導者和行動者，並以泛珠三角為重要基礎，意味着粵港澳大灣區將以泛珠三角為經濟腹地，也意味着最終將帶動泛珠三角經濟的發展，促進泛珠三角經濟一體化的形成。這是粵港澳大灣區更為遠大的願景。
可見，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戰略不僅將增強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對於灣區內各城市更是意義重大，對於香港尤其如此。香港經濟這些年來發展緩慢，原因之一就是與內地經濟合作的舊模式受到了挑戰，未能與時俱進地與內地經濟有效融合，進而未能跟上內地經濟發展的步伐。粵港澳大灣區將是港澳經濟與內地經濟融合，進而保持繁榮發展的一個極好的機遇。目前，香港相對於珠三角9市仍有很多優勢，應該搭乘粵港澳大灣區的快車將優勢效應跨境輸出至這些城市，同時將珠三角9市的優勢效應輸入進來。珠三角9市過去30多年已快速成長為規模與競爭力均可觀的經濟體，並將抓住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緊密融合而進一步發展，而香港如不能抓住此機遇而置身於外，則其相對優勢今後勢必不斷減弱。為此，粵港澳大灣區對於香港的意義更為深遠。
汲取泛珠三角度合作未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教訓，並考慮到跨境跨制融合的複雜性與灣區內多個核心城市並存的現實，粵港澳大灣區應成立一個統一的規劃與執行委員會，以有效地推進9市2區的經濟融合進而打造一個具國際競爭力的灣區經濟。也可以借鑒美國和日本的做法，籌劃成立相關的政府組織或非政府組織，如日本的都市圈整備局、都市圈整備委員會和美國的紐約區域規劃協會、紐約城市規劃委員會等機構。它們是大灣區形成和發展中的推動者。還可以比照國際間常見的，通過建立若干論壇、峰會的組織機制，加強大灣區各城市在戰略、資訊和執行層面的溝通與協商。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二十週年。這二十年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香港與中國內地的融合發展，更緊密地融合發展，是她的至高願景和不二選擇。以香港的金融資本資源與深圳的科技創新資源強強聯手，並整合區域內其他各種優勢資源，沿深圳灣形成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策源地和集聚地，形成中國的第一個灣區經濟，定將成為推動中國乃至全球經濟持續增長的發動機。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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