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專題】中國經濟正邁向新平台
▲近年來，江蘇省南通市海安縣以轉變發展方式為主線，加快推進原有製造業的轉型升級，把新興產業和特色產業確立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增長點，重點培育新能源、新材料、新科技企業，全力主攻建築機械、電工電氣等特色基礎行業，形成工業集聚發展、服務提檔發展、資源節約發展的新格局。圖為江蘇海安一家企業的員工在加工銷往國外的建材機械。（新華社圖片）
中國經濟再一次否定了消極論者的聒噪。在經歷了連續六年的減速後，真實GDP增長在2017年呈現出上揚之勢。據報道，中國GDP第二季度年化增長率為6.9%，高於2016年的6.7%，也遠高於國際預測者的共識。幾個月前，他們認為今年中國GDP增長將接近6.5%，2018年將進一步放緩至6%。
日前，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發佈會上，國家統計局相關負責人公佈了最新的8月份中國經濟運行情況：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結構調整繼續深化，新興動能不斷壯大，質量效益穩步提升。不過，針對個別經濟指標出現回調，也有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平穩向好的復甦態勢已經結束，甚至聲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紅利開始衰減。對此，統計局官方指出，中國的經濟發展與供給側改革是一個長期、連續的過程，發展和改革既不可能一步到位，更不可能戛然而止。在短期，部分數據有所波動屬正常現象，不應以急功近利的心態去看待。
海外也有觀察人士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正在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加快轉變，向依靠第一、二、三產業協調帶動加快轉變，向依靠科技進步加快轉變。這些轉變必將進一步拓展中國經濟增長空間。
“中國危機論”再次被打臉
關於中國經濟危機的爭論由來已久。人們第一次看到它可以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危機從泰國和印尼，蔓延到韓國和台灣，人們普遍認為中國將是下一個。1998年10月，《經濟學人》刊登了生動的封面配圖，中國廢墟被一個強大的漩渦吞沒。
然而這一預言大錯特錯。中國硬是成為東南亞覆巢之下的完卵。真實GDP增長在1998~1999年期間暫時性地下降到7.7%，但在隨後的十年中又再次升高到10.3%。
美國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對此指出，我一直認為，過度關注GDP導致人們忽略了中國增長討論中的更深層次的問題。這是因為，中國經濟正處在一個波瀾壯闊的結構轉變過程中—製造業領銜的生產國模式將讓位給日益強大的服務業推動的消費國模式。
這意味着GDP的組成將從投資和出口的超快速增長，轉變為增長相對緩慢的內部私人消費，因此，總體GDP增長將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應有之義。對於中國疲軟的觀點，應該放到這一環境中去考察。
平心而論，中國確實存在企業債務迅速積累的問題。據估算，非金融債務-GDP之比在2016年年底高達GDP的157%（2008年年底為102%）。這意味着必須將實施國有企業改革列為未來幾年的重中之重。國有企業是中國企業債務增量的大頭。
此外，對於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始終存在令人擔憂的理由。畢竟，崛起的中產階級需要平價住房。隨着中國城鎮人口比例從1980年的20%增長到2016年的56%，到2030年極有可能達到70%—這絕不是一件小事。
但這意味着中國房地產市場和充分城市化的主要經濟體不同，擁有來自需求端的充分支持，在未來10~15年中，城鎮人口有望保持1~2%的年化增長率。據國際清算銀行和IMF全球住房觀察數據，2005年以來，中國住房價格上漲了近50%，是全球正常水平的近五倍。平價顯然是一個合理的關注點。中國面臨的挑戰是審慎地管理住房供給的增長，從而既滿足城鎮化需求的需要，又不產生過度投機和危險的資產泡沫。
與此同時，2017年上半年中國經濟還獲得了週期性恢復力的強大支撐。6月份，中國出口同比增長11.3%，與此前幾年飽受危機後全球恢復萎靡的不利影響的局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類似地，2017年上半年，經通脹調整的零售額實現了10%的年化增長，比6.9%的總體GDP增長速度快了大約4.5%。這反映了家庭收入的迅速增長和電子商務推動力的日益強大。
長期以來，悲觀論者總是把中國經濟與本國經濟作比較，重複着耶魯大學歷史學家史景遷的著名觀點在多年前就發出警告的典型錯誤。人們普遍認為，重創日本和美國的資產泡沫也會給中國帶來同樣的威脅。類似地，中國最近的債務密集性經濟增長狂歡也被認為是在重蹈其他國家的覆轍。
預測家總是難以抗拒把受大危機重創過的發達經濟體的經驗生搬硬套到中國頭上的誘惑。在過去，這種方法一直是錯誤的；今天，它將再次證明是錯誤的。
▲位於大別山腹地的安徽省霍山縣有一家LED照明光源和燈具生產與研發基地—安徽世林照明股份有限公司。這家公司依靠科技進步和自主創新，從單一生產傳統白熾燈的鄉鎮企業轉型成為LED高效照明光源和燈具研發、製造、銷售和出口的高新技術企業，產品暢銷國內及歐洲、美洲、非洲等國際市場，目前年產值約15億元。圖為工人在生產線上分佈LED驅動電源插件。（新華社圖片）
關於中國經濟“新週期”之辯
中國經濟意外企穩還引發了市場關於中國經濟是否進入“新週期”的討論。正方觀點有多種，較為激進的分析師認為，2016年以來去產能、去庫存後，需求相對於供給出現正缺口，中國經濟增速將繼續走高；一些高層智囊亦表示中國經濟發展已進入“新週期”，但“新週期”不是觸底反彈，而是“L”型增長的平台期。
然而，也有對此持不同的觀點。高盛的經濟學家王勝祖認為，就近期經濟增長前景而言，今年下半年及之後中國GDP增速或將放緩。受外需回暖、消費企穩和政策支持的影響，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速提升至6.9%。進入下半年後，隨着高頻活動指標趨緩，GDP環比增速或已觸頂。國家統計局8月中旬發佈的生產和投資月度數據及最新的高盛研究部中國當前活動指標均顯示經濟增長勢頭在逐漸走弱。我們認為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經濟或呈穩中趨緩的態勢：一方面居民收入穩定增長將繼續支撐消費需求，寬鬆的財政政策亦將起到一定的“穩增長”作用；但另一方面，金融條件趨緊、信貸擴張減速，以及樓市的降溫，從而導致投資增速持續下行。總體而言，我們認為，經過短期企穩後，中國經濟或已拐入“L”型走勢的第二階段，但這一階段略呈下傾趨勢，而不一定是水平的橫線。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這一觀點較為相似。在最近發佈的與中國“第四條款磋商”年度報告中，IMF上調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中期預測，但增速在未來幾年依然呈逐步下行的趨勢。
更為重要的是，拋開與“新週期論”支持者在增長前景看法上的差異，我們認為“新週期”之辯本身就有偽命題嫌疑：對一個國有經濟仍佔很大比重的經濟體而言，我們不能在西方經典宏觀經濟學的框架下用傳統的經濟週期理論分析問題。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歷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整體而言經濟情況並未呈現出典型的週期性變化（沒有出現過經濟學意義上的衰退期），其間的增速起伏更準確地說只是經濟波動。而造成這些波動的因素大體可歸類為兩種：一是外部衝擊導致的需求變化，比如亞洲金融危機和次貸危機給中國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二是深化改革所帶來的短期困難和長期發展紅利。
未來經濟走勢大概率的可能性是逐步放緩，但只要政府致力於轉變增長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同時兼顧社會公平與正義，那麼經濟放緩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良性的變化。與此同時，今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研判中國經濟時，特別指出“經濟運行中還存在不少矛盾和問題，要站在經濟長週期和結構優化升級的角度，把握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徵”。王勝祖認為，“長週期”比“新週期”更精準地描述了中國經濟未來的走勢，中國經濟不太可能進入一個增速上行的“新週期”，而我們也沒有必要追求這樣的一個“新週期”。
中國經濟確實在走向新平台
無論中國經濟是否走入一個新的週期，可以肯定的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經濟，在危機十年後，毫無疑問地走向一個新的平台。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平安證券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鍾偉指出，我們可以明顯觀察到2015年以來的一些顯著變化。全球經濟確實在蹣跚着告別危機，而不是顫抖着面臨新一輪危機。中國經濟正在觸底，新發展理念將中國經濟引入新平台。
一是全球增長趨穩，但增長仍弱，創新仍不足。以2014年底美聯儲宣佈退出量化寬鬆為標誌，此後全球經濟逐漸趨穩。尤其是曾被非常不看好的經濟體，改善就越明顯。這在去年是俄羅斯和巴西，在今年是歐元區和日本。由於創新動能整體不足，導致增長改善更多地呈現出均值回歸的特點，中國也不例外，從2010年3季度以來的增長持續下行，即便不是觸底，也呈現出明顯的整體趨穩趨好迹象。
二是全球陸續告別通縮，但通脹仍不是顯著威脅。居民消費和大宗商品逐步趨穩，弱復甦和資源品的寬鬆平衡，使得人們並不擔心通脹捲土重來。中國也告別了比東亞危機時期還嚴峻的通縮，當下也通脹溫和。
三是反危機的刺激措施在撤火，儘管走走停停。由於增長和通脹均不及預期，因此美聯儲的加息縮表，和歐央行的退出量寬進程，都呈邊走邊看之姿態。考慮到中國增長已從10%以上降至6%~7%的平台，物價從3%降至1%~2%的平台，因此中國貨幣供應速度的放緩並非偶然，而是必然。中國不僅不再強調強刺激，甚至對金融和地產等行業都採取了嚴厲調控。
四是經濟虛實協調日益重要，道阻且長。如何維持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尤其是資產價格之間的良性關係和協調發展，是各主要經濟體都頭疼的問題。中國則尤為強調新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漸漸深入人心。
從全球經濟的表現看，是一個長期均值回歸的趨同，而不是分化；同樣地，大類資產也可能出現“均值回歸”現象。迴避已被持續看好和估值較貴的資產，重視尚被冷落、洗牌劇烈的行業龍頭也許是必要的。理解均值回歸的長期性，本身就是價值投資。
中國經濟進入新平台，決定了我們看待已進行的增長轉型，和可期待的經濟願景，可以更為樂觀而不是懷疑和悲觀。
續寫中國經濟奇迹的關鍵在何處
中國經濟提供了一個難得案例。改革前令人難堪的貧困，同時意味着擁有極為低廉的直接生產成本，表明在中國經濟體內蘊含着極為巨大的潛在比較成本優勢。要解決的問題，是要把高昂的體制成本大幅度降下來，為此就必須打破原有體制堅硬的外殼。改革開放實現了以上使命，經由一系列制度變遷，包括觀念的、法律的、成體系政策設計與組織安排的轉變，使得中國潛在比較優勢在全球市場上破門而出，由此改變經濟體系運行的軌迹與績效，創造了高速增長的中國奇迹。
經濟學家周其仁認為，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的偉大中國成就，並沒有也不可能改變冷峻的經濟法則。成本曲線終究先降後升，體制成本甚至在高速增長中升得更急。伴隨高速經濟增長，人們觀察到曾經大幅下降的體制成本重新上升，表明現在的稅費和各種法定負擔以快於經濟增長率的速度在增長，行政審批疊床架屋，設租尋租行為有增無減，市場監管缺位與不當的行政管制層層加碼並存，所有這一切只能列支在體制成本項下的因素，合成了一個負面結果：單位產出要承受日趨加重的成本負擔，並由此削弱中國經濟在全球的比較競爭優勢，拖累一向靠成本優勢發力的中國經濟增長。形勢很清楚，以全面深化改革抑制並扭轉體制成本重新急升的勢頭，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必不可缺的前提條件。
展望未來，中國現在還是一個發展中大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新型城鎮化、新型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和信息化同步、協調發展的空間還很大。隨着人才紅利和改革紅利源源不斷地釋放，長期來看，中國經濟發展潛力巨大。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胡遲指出，當前經濟結構調整任重道遠，面臨不少挑戰，必須堅持用新常態的大邏輯研判經濟形勢，堅定不移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他認為未來的政策着力點應圍繞三個方面展開：
第一，持續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經濟發展是一個結構不斷轉換的過程。“十三五”時期以來，中國經濟延續了“十二五”時期以來的發展態勢，結構不斷調整優化、轉型升級持續推進。從產業經濟來看，一是服務業增長成為經濟轉型升級的主要支撐；二是裝備製造業、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支撐作用明顯；三是新動能不斷積聚，促進了提質增效，一系列高技術、高附加值、符合轉型升級趨勢的新產業新產品迅速增長，已經逐步成為引領產業發展的新引擎。
第二，繼續大力降低稅費水平。近年來，在經濟增長放緩的背景下，國有企業的經營成本卻迅速上升。從主要稅種來看，中國涉及企業稅費目錄超過10種，其中企業所得稅、增值稅、營業稅3種佔比較大。近幾年，國家推行了一系列減稅降費政策，包括“營改增”，減輕企業的稅費負擔。2016年累計為企業減輕負擔接近1萬億元，“營改增”一項改革就降低企業負擔5,000億元。但目前企業成本總體來講還是比較高，削減稅費仍有空間。因此，下一步還要繼續大力降低稅費，推進稅收改革和收費機制完善，切實降低企業稅費負擔。
第三，保持貨幣政策穩健中性。今年廣義貨幣M2和社會融資規模餘額預期增長均為12％左右。實際上，“十二五”時期以來，在經濟下行探底的過程中，貨幣政策已經逐漸調整為穩健中性。這是因為此輪經濟下行是經濟長週期使然，而非只是短期波動造成的。因此，服務於調節短期波動的貨幣政策不適宜於在此逆週期強力運用。
綜合考慮目前增長率、匯率、利率、外儲和房價等因素，都決定了在未來時期貨幣政策不宜寬鬆。包括貨幣政策在內的宏觀經濟政策要切實增加對未來經濟增長放緩的容忍度。貨幣政策需要保持穩健中性，且與積極的財政政策搭配使用，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確保經濟平穩增長。但也須留意不要收得過緊，要增加 57 30673 57 17625 0 0 5951 0 0:00:05 0:00:02 0:00:03 5950性與實時性，同時預防和消除系統性金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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