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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你认识风流千年的它 一带一路上的文化瑰宝

2018-03-25 浙江新闻频道
守望文化家园   传承历史文脉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浙江新闻频道,从2018年1月7日起,每周日晚 21:20推出文化专题节目《文化浙江·大讲堂》。节目以讲座为载体,邀请省内人文社科领域的资深专家、学者,以文化的力量为浙江大地提供精神滋养。


那些散落在古沉船上的绝美青瓷,那些在古代丝绸之路沿岸国家出土的越窑青瓷,究竟曾经担负着怎样的文化使命?烧制千年,又风流千年的浙江青瓷,从复苏到复兴,如何成为一带一路上的文化瑰宝?  这些沉淀了厚重人文因素的艺术珍品,又该怎样肩负着责任和使命,扬帆远航,走遍世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建明博士将为您讲述“一带一路”上的文化金名片——浙江青瓷。


郑建明博士:

我们研究陶瓷的或者陶瓷学界一般称海上丝绸之路为陶瓷之路。浙江的青瓷和海上丝绸之路应该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首先它的输出历史就非常悠久,我们一般只讲对外输出而不讲贸易。贸易因为主要是后来的这种贸易瓷器交换,瓷器的对外输出有很多种原因,一个是政治上的原因,比如说赏赐的,我赏赐给你,比如说很多附属国,像早期的日本、朝鲜、东南亚一带的国家跑到中国来,中国是它的宗主国,给了它很多瓷器。还有一个是文化上的交流,比如说一些生人的来往,带回去的就是贸易瓷了。贸易瓷只是一部分而已,但是在这个文化上,另外几个方面应该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在文化的交流上,所以这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浙江的青瓷对外输出的历史非常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大概三国西晋时期。


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造型别致,古色古香,纹饰独特的浙江青瓷,具有自成风骨的内涵,是一带一路中对个输出的最大宗商品,在海上对外交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的越窑青瓷,在与各国互通互连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宁波古称明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之一,而发祥于慈溪上林湖的越窑青瓷是这条丝绸之路贸易繁荣的主要标志。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有着特殊的意义。

郑建明博士:

上虞生产的早期越窑青瓷器,我们现在发现的是在朝鲜半岛上。特别到了东晋的时候就已经数量比较多了,这个应该是主要是通过海路去的。朝鲜半岛的百济地区跟我们的南朝的政权关系非常紧密。百济政权也受北方政权的挤压,朝鲜半岛它本身就是分配的三个政权,它受北方政权的挤压,所以它希望能够得到中国大陆上这些政权的承认和支持,特别百济的这个政权关系非常紧密,所以它每次新皇帝换位了,换了以后它就会到中国来,到南朝来寻求册封然后可能会带回去一些东西,在百济地区出现的这些青瓷器一个质量非常高,然后数量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的。有越窑青瓷,有德清窑的黑瓷、青瓷等等都有。这是最早的一个对外输出,但是这个是在三国西晋时期,实际上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之前,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因为先秦时期本身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我们江南地区应该有自己的政权,应该有自己的政体。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原地区就是国外,原始瓷除了在我们环太湖地区发现以外,还在中原地区的一些最高等级的墓葬中发现,这些墓葬都是相当高的等级。而我根据禹贡记载的资料整理,从我们太湖一带出海,沿着海路上去然后到了淮河流域,可能是沿淮河进去再到中原地区的,这一段沿海的路线使用的时间非常早,然后到了三国西晋、东晋的时候,原来是沿淮河往西去,到了中原腹地,然后往东一直就到了朝鲜半岛,所以这条海路的开发可以追溯到先秦、然后到了六朝的时候真正地开始输出到了现在的中国版图之外,这是早期的丝绸之路的一个情况。真正地大规模开始输出要到唐宋越窑时期,这个时候有两个证据,一个是沉船的证据,我们在非常有名的是黑石号沉船,上面除了有长沙窑、有邢窑,也有我们越窑的青瓷器,数量还是不少的。然后到了五代的时候,有一条印潭沉船,这个数量就明显增加了,但还不是主体,越窑青瓷最多的一条沉船是井里汶沉船,现在公布的材料大概是十多万件,非常吓人的一个数字,十多万件。但是根据北京大学秦大树教授的介绍,因为当时这是是私人公司打捞的,私人公司打捞很多不好的他扔回去了,他说有二三十万件,这是一个非常吓人的数字,也就是说从这三条沉船上来看,唐代开始有一些了,五代的时候增加,到了印尼,北宋的这个印尼沉船上,井里汶沉船上,残品就非常多了。




回顾历史,越窑青瓷在三国两晋时期就已经走遍世界的各个角落,成为帝王们之间交换的最高层次的礼品之一。唐宋时期不论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还是陆路丝绸之路,都曾广泛而深远地影响着世界。那时的越窑青瓷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皇家的珍品,文人墨客的雅玩。世界陶瓷文明的繁荣,都是从越窑青瓷开始的。如今再度复兴的越窑青瓷,依然将中与外、古与今的精华工艺巧妙结合,把古老的越窑青瓷艺术延伸到高雅清幽艺术境界。

郑建明博士:

早期的越窑青瓷,这三条沉船主要都是在南海一带,东南亚一带发现的,但是这个时候越窑的青瓷输出已经非常广泛了,朝鲜半岛不要说了,东北亚一带朝鲜半岛、日本就非常多了,再往南去到东南亚一带的菲律宾、越南,再往西到南亚、斯里兰卡、印度,再过去就到了非洲,现在最远的一个地方就是肯尼亚和北非的埃及。最著名的一个遗址就是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里面出了应该是比较多的越窑青瓷器,从唐代开始一直持续到宋代,几乎就是越窑青瓷。越窑青瓷的输出几乎遍及了整个苏伊士运河,遍及了当时的航海条件下能够达到的所有从北非东非到东北亚,这样整个区域里面都有分布,然后这个的分布跟窑址的兴衰就息息相关。越窑的出现跟黑石号是差不多的,黑石号是唐代晚期。越窑就是唐代中晚期那个时候开始兴起,然后到了北宋中期的时候,就是相当于井里汶沉船早中期之间, 越窑的数量有一个爆炸式的增长,从几千件一下增长到几十万件。文献的记载宋代管理出口的海外贸易的叫市舶司,全国总共有七个市舶司,有五个设在浙江周边,特别是明州,有很明确的文献记载,就是管理到日本、朝鲜半岛去的。 



龙泉窑是中国历史名窑,一直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扮演重要角色,自宋代开始,直至明代,龙泉窑烧制的精品瓷器一直作为最大宗的商品,通过陆路和海路出口到亚非欧三大洲的50多个国家,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沟通联系的“友谊使者”。2016年3月,国家文物局正式明确了31处“海丝”申遗首批遗产点,“龙泉窑大窑—金村遗址”位列其中。2017年5月15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领导人圆桌峰会上,龙泉青瓷再次“化身”友谊使者,展现在参加会议的各国政要面前,见证着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郑建明博士:

第二个高峰就是龙泉,我们有一句话叫天下龙泉,特别元明时期的天下龙泉,它的影响力就是当时覆盖了大的区域跟越窑差不多,也是到了北非,但是它的分布覆盖的区域更加广泛,出土的数量更加多。几乎当时东南亚、北非、东非大一点的遗址,特别是港口遗址几乎都出龙泉青瓷,还有在这个时候的沉船上,照样出大量的,特别是高质量的青瓷器,比如说韩国发现的新安沉船,上面出了一两万件龙泉窑青瓷器,品质非常好。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馆长说原来收藏的浙江青瓷韩国不是主要的国家,新安沉船打捞了以后,韩国就变成了中国青瓷收藏的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了。还有一个是技术的输出,这个是在国内地区迅速跨越出龙泉这个地区,沿着瓯江而下,最远到了广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窑址群。在国外龙泉窑的知识技术已经辐射到了东南亚地区,比如说越南、泰国、 柬埔寨,很多窑厂生产的越窑、比如龙泉窑青瓷,你如果不看底,光看它的胎釉,几乎分不出来,它就学得非常像。还有文献记载曾经东南亚 ,应该是泰国,在明代时因为海禁,就到龙泉地区来招窑工到那边。还有一个是仿龙泉窑,因为像伊朗、伊拉克,西亚一带它没有瓷土,烧不了瓷器,它一直以来的传统就是釉陶,特别这种绿釉的釉陶,所以它在釉陶里面就仿龙泉窑烧一批东西,元明时期的这种荷叶盖罐、菊瓣纹的大碗,我们都在伊朗这一代的釉陶里看到相同的器型它釉陶也可以做成青的颜色,他就青的釉陶,你乍一看,这个很面熟,这是龙泉窑的东西,所以它的技术的影响力就非常大。特别到了元明时期,在龙泉的东区,整个龙泉窑,我们划分成龙泉东区和南区,南区以大窑为核心,生产的产品质量都非常好,在东区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窑制品,元明以后,非常庞大,大概有三百多处吧,现在还保留下来,我们调查下来的应该还有三百多处的窑址、它的产品质量比较低、产品质量比较差,然后这个面貌上以各种的装饰、各种的纹饰为主。



郑建明博士:

很多窑厂都在生产龙泉窑的产品,所以我们叫天下龙泉,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 输出这个因为很容易赚钱,成也对外输出,败也对外输出,我觉得有点像优汰劣胜那种,比如说我在大窑地区烧很高档的青瓷,然后除了供应宫廷的没问题,宫廷不计工本的这批东西没问题,我有宫廷有庞大的一个国家在支撑,但是它也有一批要走的是贸易瓷商品瓷这个途径,然后你在海外的时候你这个输出,我做得很差也能赚大量的钱,那我何必把技术上不停地追求。所以在大窑在元代晚期以后到明代,当然除了少量高端,特别到了明代除了少量高端的窑厂以外,它的技术迅速衰落,出口量最大的时候,也是技术迅速衰落的时候。迅速衰落所以造成了整个窑厂的慢慢的衰落,还有一个就是对外输出,我们的青瓷都是很含蓄的,很素面的,输出的瓷器是需要是各种的很华丽、很张扬的,这种华丽、张扬和复杂可以掩盖掉很多问题,很多胎釉质量的问题,越简单的东西越难做,你一件素面的青瓷,简简单单的一个造型,稍微有一点点瑕疵就看出来了,造型不正啊什么的,然后很复杂的一件装饰了大量纹饰的东西上,我稍微犯个小错误没问题,你根本就看不出来,越复杂的就可以掩盖掉更多的它本身的一个问题,所以你这个简单的素面的青瓷胎釉质量就要求非常高,而这种装饰非常华丽瓷器,它的胎釉质量相对又比较差,我用的资源和技术都可以比较差,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形成一种优汰劣胜的反向发展,不利于技术的发展。我觉得龙泉窑到最后的衰落跟海外输出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不光是龙泉窑,后期浙江青瓷的对外输出,实际上在整个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最重要的载体,因为现在我们浙江输出的一个大宗商品,包括青瓷、包括丝绸、包括茶叶,丝绸和茶叶都不容易保留,现在几乎不见,现在我们主要留下来的主要是瓷器,除了各个沉船上的瓷器以外,还有各个港口上的瓷器,一个是影响到了当地的生活习惯,比如文献记载的早期用树叶包着吃,那我现在用瓷器吃,一下子品质就不一样了。还有一个,窑艺的烧造技术上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反过来也影响到了我们自己,我们的很多龙泉窑的一些器型,一些纹饰,比如说一些很大的一些盆,体量非常大,明显就是更加适合伊斯兰世界,那种集体使用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是双向的,以我们对他们的影响为主,但是反过来我们也受海外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应该是海外一带一路和浙江青瓷,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通道,一个互动。



历经水与火的洗礼,辉煌的青瓷记忆正在化为今日的灿烂。“一带一路”作为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最初的作用是运输古代中国出产的茶叶,丝绸,香料,瓷器等商品,然而最终其他商品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只有瓷器不仅历时长在,还被永远的保存在博物馆和家族的传承中。这条漫长的青瓷之路让浙江青瓷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作为瓷器的发源地,浙江青瓷曾书写了中华文明璀璨的一页,今天也将重新演绎青瓷独特与丰厚的记忆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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