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千千万万个马泮艳不会再消失在黑暗和沉默之中
（一）
电影《盲山》讲了一个被拐卖妇女的故事。一个女大学生被拐卖到深山，被强奸生下孩子，历经波折才联系到以前的家人，然后试图逃离。
电影结局分国内版和海外版。国内版中，最后女主人公被警察解救，但她的孩子最后不得不留在了那里。海外版中，女主人公向警方求助但被消极对待，她的父亲在解救她的过程中跟她的“丈夫”起了冲突，她为了救父亲，拔刀砍向了丈夫……
当年看这部电影，跟看王宝强主演的第一部电影《盲井》给我的感觉差不多，那种因为贫穷、愚昧引发的深不见底的人性之恶，令人毛骨悚然，但是，《盲井》至少在结尾处给出了一点亮色：其中一个谋杀者的感情发生了变化，在最后一个关头与同伴搏斗，救了男孩（王宝强饰演）的命。而在这之前，这两个谋杀者将多个打工者诱骗并害死在矿井下，制造出事故假象，再以死者家属的身份向矿主索要了不少赔偿。
李扬的这两部电影，因为触及社会阴暗面，成了禁片。他拍摄的第三部电影《盲道》，倒是拿到了公映许可证，却是举债拍摄的。
他解释“盲”字系列电影时说：盲，就是“亡目”的意思。眼睛死亡了，跟眼睛瞎了是不一样的。衍生开去，“盲”就是对良知视而不见，对外部残忍视而不见。
出于对女性命运的同情，关注拐卖妇女问题的电影《盲山》，让我更受触动。
《盲山》这部电影是在陕西秦岭一个村庄取经的，除了男女主角的身份是演员之外，其他角色都是当地农民扮演的。据导演说，当时拍完电影后，参与拍片的农民说这姑娘（女主角）长得不错，问导演能不能卖给他们……
（二）
《盲山》的故事，绝不仅仅是电影。
这部影片完全取材于现实：郑秀丽是个东北农村姑娘，曾在珠海打工，1994年让人骗卖到广东罗定市生江花坪村，给49岁的农民郭美南做老婆。
她本不从，郭却在兄嫂帮助下强暴了她。她找过当地派出所，却被怀疑伙人骗钱而不受理睬；村里人认为她是郭家花钱买来的，就应该老实听话。郑秀丽随后怀孕生子，也想安稳过日子，又不堪兄嫂时常辱骂。
家庭矛盾激化的结果，是郑秀丽把一杯硫酸泼向兄嫂的两个孩子，并伤及另5名小学生。最后，她因故意伤害罪获刑死缓。
23年过去了，类似的事情居然还在现实中上演，重庆巫山的马泮艳就是一例。
她的故事，真是不忍卒读。
马泮艳的母亲因未生儿子，常年遭丈夫毒打，患上精神疾病，用锄头将丈夫打死，因精神疾病她被免于刑罚，但流浪期间重复被“捡走—生女—赶走”的命运。
父亲去世，母亲跑了，马泮艳和大姐寄养在大伯家，三妹寄养在姑父家。马泮艳吃不饱穿不暖，每天还要上山砍柴、割猪草、喂猪，稍有差池就是一顿毒打。
2000年农历腊月，年仅12岁的马泮艳和13岁的大姐被大伯父分别卖出，买下马泮艳的是右脸一块疤的陈学生。
马泮艳是被当“童养媳”卖出去的，到了“婆家”以后，她14岁产女，遭强奸、毒打、囚禁，怀孕期间被小叔强奸，8年间逃跑4次。
她的妹妹12岁时“出嫁”，生产时因为生不下来，家人又不肯送医，她遭刮胡刀的刀片割下身，然后胡乱缝针了事。在为陈家又生下一个儿子后，马泮艳逃到广东。
2016年，马泮艳终于起诉离婚，并获成功。2017年2月，她在网上发帖，继续维权，希望政府给她一个交代，希望伤害过她的人给她一个道歉。
“马泮艳事件”是一个纯粹的悲剧，但是由于案件的时间久远，基本上已过追诉时效且取证困难，想要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非常之难。网络上对当地政府的声讨，更多是情绪宣泄，从法律角度来说，我真心希望当地政府能以更认真负责的态度继续追查下去，而不是匆忙下结论，息事宁人了事。
（三）
针对“马泮艳事件”，我讲几点感想吧。
第一、 在中国，底层农民很难“被看见”。
丽江打人事件后，全网沸腾。这起事件之所以能引起那么大的关注度，是因为对那些去丽江旅游或可能会去丽江旅游的中产者的心理，产生了影响。陈思诚出轨，几乎所有的自媒体都在写文章评述、抢热点，是因为“出轨”也是中产者的痛点。
遗憾的是，“马泮艳事件”的受关注度，远远不及上述两类事件。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讲情感、讲励志、讲电影、讲心灵鸡汤，更加安全，至少没有封号、禁言风险；另一方面是因为，在网络上掌握话语权的多为中产阶级，人们觉得那些发生在遥远、闭塞、穷困乡村的事情，离自己太远，然后表现出“习惯性冷漠”。
这几年，关于农民的报道和节目，是少之又少。各种大众媒介把追逐经济利益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给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太少。
传媒本应是倡导平等和民主的先锋队，但因为城市人口更有消费能力，所以往往忽略了弱势群体对媒体话语权的强烈需求，造成了媒体资源分配的不公平。
传媒都有“逐利”本性，这似乎也怨不得他们。经济地位决定话语权地位，归根结底，底层农民的诉求很难“被听见”，说到底还是因为他们太穷了。
第二、 农村从来都不是田园。
在我不懂事的时候，我也曾经讴歌过农村的田园生活以及乡民的淳朴，可现在，我觉得那只是因为我还没有真正与现实短兵相接过，然后学那些同样不懂事的文人墨客附庸风雅而已。
事实上，落后地区的农村的确可能保有一些纯朴的民风和秀丽的自然风光，但这些更多只是一个外人对这种生活的想象。当你真正身处那片土地，你会发现，在那里，人性的善恶和城市里并无不同，甚至因为物质的匮乏，更显粗野和野蛮。
你所讴歌和赞扬的淳朴，不一定是真的善良，或许只是他们还不知道“使坏的方法”而已。
作为一个从农村突围到城市生活的姑娘，我对故乡的感情和莫言在这段话里说的是一样的：“我无法准确地表达我对故乡那片黑土大地的复杂情感……我在那里生活了整整二十年，那里留给我的颜色是灰暗的，留给我的情绪是凄凉的……对故乡的爱恨交织的情愫令我面对前程踌躇、怅惘。”
事实上，现在的中国乡村，勇武精神已经没落，与贫穷相伴随的罪恶层出不穷，横行乡里、欺压弱者的权势阶层此消彼长。
今时今日，我观察到的农村（仅指贫困地区农村，珠三角、长三角等已经城镇化的农村就别乱代入了）是怎样的？
从环境上讲，大部分农村地区污染严重，害虫越杀越多，垃圾包围农村。从风气上讲，农村攀比之风盛行，结婚、生子费用越来越高，很多村庄变成了“麻将村”“空巢村”。
只有三类人在农村赚了钱：牺牲生态环境搞规模化养殖的农户；侵占集体公共资源的人；能说会道、上骗政府、下骗村民乃至亲戚父母的人。
跟我一样大的“农二代”，以前还可以靠“鲤鱼跳农门”实现阶层跨越，但现在，这条路似乎越来越窄。整个社会阶层固化严重，如果你老实巴交一辈子呆在农村，那么，你可能连改变命运的机会都没有。
马泮艳事件，发生在最贫苦的农村。
因为穷，生存和繁衍才是他们最现实的问题，他们可能都不知道什么是文明什么是法律什么是尊重，他们只遵循心中自以为合理的“等价交换”。
在他们的眼里，女性是一种资源，一种工具，是供他们发泄性欲、传宗接代、做饭洗衣用的。
仓廪实而知礼节，钱是行善之本，穷是万恶之源。这句话，我不接受反驳。
第三、 女权，说到底就是人权。
很多人一听别人讲女权，就非常反感。的确，现在是出现一批自我标榜的女权主义者，四处讨伐、上纲上线，动不动就给别人扣上直男癌的帽子，以“女权”之名，耍嘴贱之实。
但是，在城市里，受男尊女卑观念、二胎政策等的影响，女性在求学、就业、升职等方面广受歧视，社会对女性普遍存在不自知、不自觉的恶意，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往贫困地区农村看看，那么你很有可能会发现：她们自始至终没有被当成“人”来对待，她们可能连最基本的人权都没有。
女人，说到底先是一个人，才是一个女人。
“女权”二字中“权”，是人权的“权”，是“权利”的“权”，是Right，不是Power。我们都应该从“人权”的角度去理解“女权”，因为只有知道“人权”的重要，我们才会发自内心地关心女性群体、儿童群体、老人群体、弱势群体、男性群体等等所有人的权利。
被男权（不一定指男人，而是整个社会体系和思想观念）俘虏后的女性，有两种命运：
1、在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地区，男权用“当金丝雀”作为诱饵，勾引女人主动进入婚姻，而一旦进入婚姻，是不是还能当金丝雀就不得而知了，迎接她们的命运很有可能是当苦工。
生孩子，养孩子，教育孩子，做家务，这些大多都是女性承担，如果丈夫出轨然后提出离婚了，你很有可能只拿得到点非常微薄的赔偿。
出门找工作吧？你会发现，女性的天空并不高。同等条件下，你需要付出比男性多几倍的努力，却可能得到和他们一样的结果。
2、在贫困地区，则就像马泮艳这样，没有人身自由，完全沦为牛马。
今天我们很多人讲女权，似乎讲的都是男权规则下的“平权”，就是要女性捡男权的剩饭吃。如果男权不愿意给你剩饭了，女性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之所以说“女权”就是人权，是因为：只有把女性当成一个具体的“人“来分析，才能跳出男权为女性量身订做的枷锁，拥有新的视角。
马泮艳快30岁了，但她在过去的16年里，拥有过最基本的人权么？普通人拥有的东西，对她而言像是遥不可及的神话。父母的孩子、“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这些身份使她的牺牲显得好像理所当然，人们连救援之手都懒得伸给她。
可是，她首先是一个人，一个需要自由和尊严的人，然后才是孩子、妻子和母亲。咱不能因为她长了一个子宫，就把她物化成一件随某些人处置的物品。
马泮艳遭遇到的，是集体作恶。在这种作恶中，人人都可以放下良心的包袱，作恶就变得轻松自如。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当地比较穷之外，ZF难逃其咎，但鉴于我一直比较怂，就不深入聊下去了。
第四、关爱弱势群体，是一个正常人最起码的良知。
脱贫，是ZF的责任，但关爱弱势群体，也是一个正常人最起码的良知。
有人说，一个健康稳定的社会应该是橄榄型的社会。权贵阶级在最“橄榄”的顶端，但占比不多；中产阶层在中间，占比最大；底层、弱势群体在“橄榄”的下边，占比和权贵阶级相当。
中产阶级有期望，底层社会不绝望，这样的社会才能稳固，不会引发动荡。
掌握了网络话语权的中产者，真不能天天只朝上看，追着马云叫“爸爸”，追着王思聪叫“老公”，而更应该拿出一部分时间、精力去关注底层社会，推进社会融合和团结。
你我可能都被阳光照到过，但有些人可能一生都见不到阳光。面对那些深不见底的黑暗，我们不见得一定要出手相助，但不对挺身而出的勇士出言讥讽，不要求那些遭受损害的人忍气吞声，也是一种善良。
比如，见着马泮艳处在这般困苦的境地里，我们不去伸出手帮助也罢，但真的不该要求她为了所谓的孩子作出妥协，屈服于人贩子和强奸犯的淫威，屈服于不作为的有关部门，或者，逼她“宽恕”这些恶行并获得“解脱”。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郜艳敏？
她的故事最初是2006年由《燕赵都市报》报道。在这篇名为《“最美乡村教师候选”郜艳敏：被拐女成为山村女教师》的报道里，记者用匪夷所思的逻辑，轻描淡写地跳过妇女郜艳敏痛苦而耻辱的被拐经历，转而赞美她留在大山里教育孩子的“大爱”。
这篇文章引起外界巨大反响，随后，郜艳敏当选了“感动河北人物”。她的“事迹”被拍成电影（电影名字叫做《嫁给大山的女人》），她被村干部当做“模范人物”。
我理解郜艳敏的个人选择，但是对这种宣传手法感到无比的厌恶。
它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希望遭受不公的被拐妇女，最终都选择宽恕恶行，然后投身“大爱”。
它传达了这样一种价值观：当女性处于比较悲惨的境地时，仅有的出路就是靠“想通”来实现“解脱”。
所有的无奈、失职，共同造就了一起无法追究责任的悲伤故事，但他们“把丧事当喜事办”。一场狂欢之后，在这样一起事件中，竟然没有一个人得到惩罚。
台湾著名学者、作家柏杨先生有一句座右铭：“不为高官唱赞歌，只为苍生说真话”，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今天，在广大农村地区，有多少妇女至今还被人贩来卖去，做着性奴隶，受着歧视，受着苦难，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男权女奴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可有谁想着为她们伸张正义，还她们一个公道？
最后，用鲁迅说的一段话结束这篇文章吧。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我又愿中国青年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这冷笑和暗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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