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求救世主，何不求己守良知
（一）
上个周末，好友带着孩子来广州玩，我陪着去了广州塔和长隆等地方。
广州塔离我家不远，我想着周末那个地段会堵车而且停车位也比较难找，就没开车出去。去的时候，我们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回来时选择打车回。
岂料，我拦了几辆出租车，他们都拒绝打表。一问价格，七八公里的路要收五十元。
一听这报价，我就有点生气：出租车司机大概是觉得来广州塔游览并且打车离开的，都是不熟悉路况的外地人，此时不宰客更待何时？
于是，我带着朋友往外步行了一公里，走得汗流浃背，然后，终于打上了明码标价、乘坐舒适、服务态度良好的专车。
我这么做，倒不是舍不得花那五十块钱。这点钱，我宁愿扔珠江里或者捐出去，也不愿意拿去帮衬那些坐地起价的出租车司机。
出租车司机这种行为跟山顶上的矿泉水、“冰灾”高速路上的高价方便面、上下班高峰期打车费用上浮等性质不同，因为它并不是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所产生的价格浮动，纯粹只是一种“宰外地人”的行为。
（二）
周日，我送朋友去长隆玩。
长隆我去过多次，所以这次我只负责接送。
长隆的停车场十五分钟内免费，但这次因为我在自助取票那里耽搁了一点时间，所以在停车场里面滞留了15分钟零35秒才出来。
因为超时35秒钟，我被收了20元停车费。按照长隆停车场的收费标准，你停多了几秒要收20元，停24小时也收20元。
出停车场的时候，我没有为难收费员，因为她也只是奉命行事。而且，入场前，停车场也在显眼位置标明了收费标准。我按照他们的规定缴交20元停车费，算是在履行合同。
回到家里，我给长隆的客服部打电话提了建议。
我说：“你们在很多细节服务上都做得很到位，但在停车收费这里，却很不人性化地搞‘一刀切’，还不如我们小区物管想得周到。”
“其实你们完全可以这么做：15分钟内免费，超时按每小时4-16元的价格计收停车费，封顶20元。这样，就不会出现超时几秒钟就得交一天的停车费的情况出现了。”
“你想啊，如果真有人因为这条规定感到不忿，找你们的工作人员闹事，你们还得多付出一些维稳成本。这种情况你们这里出现的不是第一次了，上次我就看到一个车主和你们的收费员因为这个问题僵持在那里，导致后面排队等候出场的车也跟着超时了几分钟，又被计收20元。”
“你们的地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怎么收费当然是你们的自由，但有些收费也该遵循行业惯例，不然很容易引起公愤。比如，你们的餐厅收费偏贵这没问题，因为几乎全世界的游乐园里的餐厅都是这么干的；但停车费这块，现在几乎所有的写字楼、小区都实行了阶梯收费，可你们公司还有这么不人性化的规定，很说不过去。”
“这个规定不能让你创收多少，但这个细节上考虑得这么不周全，实在有损你们公司的形象。你说为了收这么点停车费，搞得游客怨声载道，你们的工作人员各种受气，这是何苦呢？”
也难为那个客服，居然听我掰扯了这么多。说不定在人家眼里，我只是个穷酸刁民。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我们这社会真的需要些较真的“傻子”。
我吐槽了一下这事儿，有朋友向我推荐某银行的信用卡，说办了这张信用卡，以后去长隆停车就是免费的。
我感谢朋友提供这个信息，但我的第一反应便是：打死我也不办，因为我打从心眼里不想屈从于这种操蛋规则。
（三）
很多次了，我总忍不住想和一些歪风邪气和不合理规则“杠上”，甚至有时候，宁可自损八千，也要杀敌一万。
我知道自己这种行为可能在很多人看来蠢透了，是最不合算的行为，但我真心不想为歪风邪气、不合理规则添砖加瓦。
这话的意思不是说，打坐地起价的出租车以及办一张卡就是在为“不合理”添砖加瓦，因为这完全是个人的选择和自由，而且无可厚非（只求不要再随意误会和曲解我的意思）。
我只是觉得，面对有些不合理现象，大家更应该联手起来抗争，让它被取缔和杜绝，而不该持这样一种心态：“只要我成了特权阶级，它就损害不到我了。”
能呼吸到洁净的空气，本该是基本人权，但我们需要在家里安装空气净化系统才能幸免于难，难道还要沾沾自喜“好在我家有钱”吗？”
并不是所有的规则都是合理的，而当不合理也成为所谓的规则时，我们总不能说：“大家都在吃屎，凭什么你不能吃？”
可问题是：明明我们是可以不用吃的呀。
我可能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也无法不被它所影响，但我至少还可以在我能做主的范围内，对那些看不惯的人和事说一句“去你大爷”吧？哪怕会吃点亏，哪怕会做点无用功。
更何况，万一我们的联手反抗真的有点用呢？有些权利，真的是我们拱手让出去的呀。
（四）
前段时间，自媒体江湖掀起一股封&号潮，咪蒙也被禁言，吓得我目瞪口呆。
很多自媒体人开始为咪蒙被禁言欢呼，可我觉得：咪蒙有时候的确该骂，但我觉得不该因为她被禁言而庆贺，兔死狐该悲。个体言论之恶，是小恶。公权力若作恶，便是大恶。
有朋友说：你少说两句吧，我真是担心你也会被封号。
然后我给这个朋友讲了一个曾经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个故事（出处不详）：
“文革”初期，傅雷被打成了右派，经常要接受检查甚至辱骂、毒打。傅雷是一个品行高洁的人，受不了这些侮辱，就于1966年9月3日在家里服毒自尽，妻子朱梅馥也上吊自杀。
傅雷夫妇的尸体被火化后，因为他们的长子傅聪正在英国，次子傅敏也被关进“牛棚”，再加上当时人人都噤若寒蝉的社会环境，他们的骨灰一直放在那里，没有人敢去认领，即使是他们的亲朋好友，也都因各种各样的顾虑而踟蹰不前。
在那样一个时代，再加上傅雷夫妇的身份，如果骨灰得不到认领，很可能会被丢弃街头。这时候，一个谁都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把他们的骨灰带回了家。
这个人叫江小燕，是上海一个普通的女工，跟傅雷一家毫无关系，只是因为她读过傅雷的书，知道他是一个好人，不忍心让他的骨灰抛洒街头，就冒充他的干女儿，将骨灰带回了家。
更可贵的是，江小燕不光留存了骨灰，还专门给上级写信，为傅雷夫妇辩护。可想而知，在那样的年代，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文革”结束后，傅雷的长子傅聪返回国内，江小燕这才把留存了十几年的骨灰郑重地交给了傅聪。
此时的傅聪，已是名扬世界的大钢琴家，就问她有什么可以报答她的，江小燕说，给我一张票吧，我想听听你的演出。
傅聪说，那天他哭了很久，既为父母的骨灰失而复得，更为江小燕高贵的品行。
许多事情原本跟这些“小人物”没有多少关系，但他们却出人意料地站了出来。只是因为他们朴素地相信那个人是好人，不应该受到那样的待遇。
他们的思维方式，更接近于人的本性，而不是被那些外界的东西所干扰，也因此，他们的生命才更有亮度。
（五）
有时候，跟着我爸看一些抗日神剧，我时常会拷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敌人那样严刑拷打，我会告密吗？
这个，真的很不好说，因为我很怕疼。直接被结果了性命还好，但如果要是遇到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况，那时候的我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只有那时的我才知道。
但有一点，应该是可以确定的：我绝对不会主动去当汉奸，在别人奴役自己和自己的同胞的时候，心里所想的只是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使自己活得更好。
想方设法地使自己符合规则的要求，从而改善自己的生活，这无可厚非。对这样的选择，我不会鄙视，我只能保证自己不会“随这种波、逐这种流”就是。
“利己性是人性中最深刻、最稳固的基本属性。”一个懂得利己的人，没什么好指摘的，但利己也该有底线，这个底线叫做“正义感”和“良知”。
利己是天然合理的，既是个人生存和活动所必须，又是社会进化的动力。生而为人，可以，并且也应当追求个人利益，但同时也需要去履行个人对他人和对社会的义务。
我不是“圣母”，不是英雄，很多时候很多场合是个“自私的软蛋”。我也只是“一般人”，但我觉得“一般人”能做到这条已经很不错了。
共勉。
（全文完，欢迎转发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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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碎碎念：今天的文章，例子举得不是很恰当，却是我一直想说的话。那啥，如果、万一、假设、一旦哪天我也被封&号了，记得来新浪微博找我哦，搜索“晏凌羊”三字即可。这周末俺打算写一篇真实的情感故事，又没得休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