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才女冯沅君：爱上一个爱学习的灵魂

（一）

民国时期，出现很多“一门几杰”。

比如，宋氏家族四兄妹宋庆龄、美龄、霭龄、子文。

比如，周家的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周建人（周建人稍微弱一点）。

比如，合肥张家四姐妹张元和、允和、兆和、充和

“冯家三杰”，可能就比较少人知道了，说的是大哥冯友兰（哲学家），二兄冯景兰（地质学家），三妹冯沅君。

冯友兰的名字，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他创立了“新理学”，撰写的“三史” “六书”，名头非常响。

冯景兰是一位优秀的地质学家，研究黄河治理、成矿规律还有粤北地区的丹霞地貌。

冯沅君呢，是20年代中国新文坛上与苏雪林、庐隐、冰心齐名的富有才华、独具风格的女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开拓者。

大学时候，我看过冯沅君的文字，个人觉得谈不上特别出彩，但也不算落入俗套。

民国是一个才子、才女辈出的时代，不过我觉得这种“辈出”不该被神化。民国很多才子、才女的所谓“才情”，也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衬托出来的。

据说，民国的文盲率相当高，有80%的人不识字，这样，稍微有点文化、有点思想、受过点教育甚至能拿笔写文章的人，就很容易脱颖而出，成为“文化名人”“精神领袖”。

如果再经名人提携一下、炒作一下，就很容易崭露头角，但除却几个大师级的人物外（比如迅哥、林语堂、老舍、张爱玲等等），其他才子、才女们能拿得出手的，也就那么几篇代表作，倒是他们的人生经历有点意思。

单论在文学上的造诣，不论其他的话，冯沅君跟张爱玲、萧红等没法比，甚至比之丁玲、冰心、庐隐也差点火候。

更何况，她从事文学写作的时间，仅为其生命的十分之一，从1922年开篇创作到1929年搁笔，历时七年，只给后人留下三个短篇集及其未入集的少量文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称冯沅君为“才女”，主要指的不是“文才”，而是体现在文学研究以及教育工作上。

（二）

冯沅君原名恭兰、淑兰，于1900年生于河南省唐河县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中。

她的父亲曾中过进士，当过知县。

冯沅君幸福的童年十分短暂，在她刚满8岁那年，她父亲突发脑溢血病逝于崇阳县衙任中。

冯沅君的母亲便带着二子一女扶柩返回原籍。

冯沅君的母亲粗通文字，精明能干，曾担任过当地的女子小学校长。

返回老家后，她出钱给冯家兄妹请了一位先生教他们念书。

冯沅君从小就跟大兄，二兄一块读古书。后来，她的大兄、二兄都先后赴京、沪，考入大学和中学。

母亲虽开明，也不会再专门为一名女孩子请私塾先生了，加之当时农村地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浓重，冯沅君就没有再上学。

冯沅君17岁的时候，她在北京念书的长兄友兰回来了，她从哥哥口中喜闻北洋军阀政府把慈禧太后创办的女子师范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还增设了国文专修科。

于是，她理直气壮地向母亲提出了要去上学的要求，甚至提出：把将来给她的嫁妆拿来读书，待将来结婚时，她啥都不管家里要。

当时，北京女高师入学考试只考国文一门，冯沅君自幼学习国文，有较好的基础，自然是一考就中。

于是，冯沅君成为了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

冯沅君上大学时，正是“五四运动”席卷中国知识界的时候。冯沅君也参加了爱国游行活动，甚至还曾无视学校的严格约束，第一个搬起石块砸碎了铁锁，让参加游行的同学夺门而出。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也唤醒了冯沅君。她拿起笔，将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成古装话剧，并亲自登台演出，主动扮演了剧中众矢之的的封建专制家长的典型人物焦母。

女大学生登台演戏在北京是头一遭，故而轰动了整个北京城，演出获得了意外的成功。

当时这个剧火到了什么程度？连演3天，盛况空前：第一天满座，第二天以后就连窗户外边也挤满了人。李大钊的夫人、鲁迅先生也去看过戏。

这部舞台剧的成功，使冯沅君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有人写文章说冯沅君此时已是“名满京华”。

冯沅君是个学霸，从北京高师毕业后，她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研习中国古典文学。

三年过去，她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成为北大国学系唯一的一名女研究生。

在北京大学读研期间，她发表了一系列小说，关注的主题是自由恋爱和封建包办婚姻的冲突。

她书写的主题触及了当时很多青年男女的痛点，引发了很多青年男女的共鸣，并得到过鲁迅的赞许。

（三）

26岁的时候，冯沅君恋爱了，对象是陆侃如，两个人还是姐弟恋。

当时的陆侃如是清华大学研究院的高才生，而冯沅君已是文坛享有盛名的女作家。

两个人相识之后，就开始了频繁的往来、交谈、通信，最后终于谈恋爱了。

大学毕业后，冯沅君到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任教。不久，陆侃如也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应邀到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复旦大学任教。

此时，两人既是恋人，又是同事，他们共同研究诗词、元曲。

当陆侃如向冯沅君的大哥冯友兰提出，希望他能同意她与陆侃如的婚事时，冯友兰不置可否。

喜欢成人之美和“多管闲事”的蔡元培和胡适出面写信给冯友兰，让他“请不必多问”，才终于成全了这桩婚事。

冯沅君29岁那年，与26岁的陆侃如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

婚后，他们仍专心从事教学与学术研究，合作推出了《中国诗史》。

这部合著被鲁迅指定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随后，两夫妻又合著了《中国文学史简编》，成为了毛泽东经常翻阅的案头读物之一。

冯沅君喜欢教育事业，只身应聘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这时，她才结婚一年。

以往北京大学没有女教师登过讲坛，冯沅君却开了这个先河。

之后，两夫妻大概是都觉得自己的学识不够渊博，还需要学习深造，于是，两个人都节衣缩食，把工资和稿费节储下来，凑足1万银元后，就去法国留学了。

1932年，冯沅君夫妇一起考进了举世闻名的巴黎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班。

这次他们去法国，是自费留学，所以两夫妻过着清贫而紧张的生活，但热爱学习的人根本没把这点清贫放在眼里。

留法期间，冯沅君夫妇曾参加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组织的“反战反法西斯同盟”的活动，和著名诗人戴望舒、李健吾等人一起创办了一张油印小报，作“反法西斯”宣传。

在那里，他们接触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心境情怀慢慢转向GCD。

1935年，他们学完了全部课程，并通过严格的答辩，终于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文学博士学位。

而在当时，能够取得法国文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可谓是凤毛麟角。

两夫妻回国后，又在国内诸多大学任教。抗战时期，曾避战昆明。

（四）

1949年起，两夫妻在山东大学任教，并从事学术研究，冯沅君还当过山东大学副校长等职。

文革期间，两夫妻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当然有受到波及。

陆侃如和冯沅君在解放前曾捐款营救被捕进步学生，被山东大学地下党列为“进步教授”，但在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中却难逃劫难，双双被打成“右派”。

“文革”中陆侃如更是成了“死老虎”被关进监狱，1972年才出狱。

冯沅君则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屡遭批斗，一级教授“坠落”成扫学校走廊和厕所的卫生员。

1974年，陆侃如出狱后两年，冯沅君去世了，没能等到文革结束。

1978年，陆侃如也去世了，他虽然看到了“四人帮”的粉碎，却终未等到为他彻底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其实，文革期间，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被波及到了，冯沅君的大哥冯友兰也比较遭殃。

他被抄家、批斗，被罚抄写大字报、清扫大街、坐“牛棚”。

后来，仅仅是因为chairman毛在一次讲话中提到他的名字，说“这些人是有用的”，他就得到了特赦。

也许是被整怕了，脱离险境后的冯友兰一改以前的傲骨，写诗赞颂伟大领袖：“千载文坛归正主，一年战斗树新风。白头深痛多前罪，也在工军化雨中。”

（五）

冯沅君的故事，并没有特别惊世骇俗的情节。

她这一生，闪耀过，也坠落过。

她和丈夫没有生下一男半女，但两个人从未为此闹过矛盾。

她和陆侃如两个人都是学究型的人物，喜欢阅读，喜欢写作，喜欢教书，肚子里也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

值得一提的是，冯沅君在陆侃如之前，貌似曾经谈过一次不成功的恋爱。

对方是个与鲁迅、周作人都有交往的青年才俊，毕业于北大，名叫王品青。

但这个小子，神经非常脆弱，用现在的话说，可能有抑郁症。

大学毕业后，他不再读书进取，患有肺病，常失眠，爱打牌，生活得比较困窘。

而冯沅君是一个非常喜欢读书，觉得学无止境的一个人，或许是因为忍受不了王品青的神经质，她遇到陆侃如后，就移情别恋了。

王品青偷拆了陆侃如写给冯沅君的信后，果真抑郁了，发疯了。

他整天一个人在外面乱跑，并且总是怀疑身边的朋友要加害于他。

后来众人把王品青送进医院，他又要从医院的楼上跳下去。

大家没有办法，只得由他家人把他接回河南老家。

冯沅君后来有在自己的文章中写到当时的心情：“已谢的花儿是不能复上故枝，我对他此时的状况，只有怜，没有当年的热情了。”

“好读书”，一直是冯沅君选择志同道合的婚恋对象的第一指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明显是更加好学上进、情绪稳定的陆侃如更加适合她。

对冯沅君的这个择偶标准，我个人还是蛮赞同的。爱读书的男人，因为与书同行，变愚钝、变粗俗、变猥琐，变恶毒的几率会小一些。

一个不爱学习的灵魂，很容易变得粗粝，滋养不了一个家庭。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冯沅君也算是求仁得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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