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作是帮助残疾人获得高潮｜就爱工作
斯潘塞·威廉姆斯（Spencer Williams）
性爱与残疾人的话题经常会被当成社会禁忌。我自己就是残疾人，一直对跟女性交往没什么自信，同时也习惯了把我的轮椅视作一个巨型的阳具。怎么讲？上高中的时候，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我可以跟别人做爱。即便是那些温和的擦边球行为，我也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的老师们都对青少年性教育不以为意，这让我感到更糟糕了。
我终于在23岁的时候初尝云雨，不过老实讲，要说 “百分之百的性爱体验” 还是一年之后我认识乔斯琳·内达尔（Joslyn Nerdahl）之后的事情。在乔斯林的帮助下，我终于可以用一种健康的方式释放自我了。由于我生活难以自理，每天有好多像穿衣服、上厕所这样的 “私密行为” 都要靠他人帮助才能完成，实在不好意思为了性事再去麻烦别人了。但乔斯琳心地很好，她理解我的性需求与性幻想，也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做。有她在，我在性事方面更加从容了。
彼此相识两年之后，我想问问她从事 “性爱代理”（Sex Surrogate）这一行业的感受。另一个问题则是，为什么 “性” 与 “残疾” 会成为加拿大性爱替代除罪化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VICE：讲讲你的经历和工作内容吧。
乔思琳·内达尔：我今年34岁，有一个七岁的儿子。我是一名性爱指导师，也教授一些亲密关系的内容。换一种描述的话，我会说自己是一位 “临床性学家”。人们听到这个之后通常都会问，“这他妈是啥玩意？到底是干嘛的？” 我就回复说，“我提供性教育服务，也为残障人士提供复健理疗。” 如果要打个比方的话，我认为这算是一种保守疗法吧。
额，也就是说这种事情目前还不能算 “医学辅助疗法” 对吗?
是的。加拿大政府尚未对这种活动制定分类标准，所以我只能用 “代理” 这个词汇去描述。问题是国内没有任何制度可循，所以我们算是走在了最前面。目前只有美国有成熟的性爱代理治疗制度，相关的规整、认证、培训等等，加拿大政府一概欠奉。
怎么入的行?
我刚进入性指导行业的时候遇到了我的老板崔什（Trish）。当时我的一个朋友把她们公司的一篇新闻稿发给我说，“我看你干这行应该可以的。” 一年之后崔什公司已经上了报纸，正巧被我看到，我就过去了。可谓是一拍即合。
如何说服性伴侣或另一半，让他们理解这种服务呢？
几年来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让我解释的话，方式其实不会有所差别，就跟给马路上随便哪个路人甲解释的方式一样：我帮助对方 —— 像你一样的平常人 —— 感知身体，并完成更进一步的性认知；至于客户的具体需求，则各有不同。生活中，我的伴侣非常支持我的工作，也为我的事业感到骄傲。他的观念非常开放，在性爱这方面也有非常成熟的理解。
这种性代理服务和其他性服务（比如有偿陪侍）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有二：第一，我做的这件事属于医学辅助行为；第二，这不只是花钱买享受这么简单。我不是说性工作者出来都是为了捞钱，但她们的目的确实不包括 “帮助对方达成某种目标/学到新技能/探索未知” 这类的东西。另一方面，性工作者通常希望客户能成为 “回头客”，这跟我们也不一样。我们有一系列规矩，防止出现与客户过从甚密的状况。因为我们的业务涉及亲密接触，难免产生情感羁绊，这种事情在服务过程中必须严加限制。在每次过程的尾声，我们也会做出提醒，让客户明白这个服务的性质，并自己理解可能由此产生的情感关联。同时也要确保大家都有健康的情绪状态。总的来说这是客户主导的服务：客户提出需求，提出他们想要探索、学习或体验哪些东西，然后就让导师作指引和辅助的工作。
在不理解的人眼里，她们是变相卖淫的小妹，但在残疾人客户的眼中，她们是能医治身心的天使。
现在基本上都是男性在消费这种服务，那么，有人提供 “服务于残障女性的性代理服务” 吗？
我们的服务也对女性客户开放，只不过来电者寥寥无几。你问我这个问题其实蛮有趣的，因为我最近刚接手了多伦多一位女博士的采访，她也问了我一样的问题。我自己其实是比较擅长 “双方服务”：我经常接到情侣共同的请求，他们想从我这里学点东西，提升双方性生活质量。不过这种活儿也并不是很多啦。
如果用 “治疗” 来界定性代理服务，那么这种治疗跟 “生理” 或 “心理” 层面上的治疗有多大的相似性?
由于涉及房事，心理治疗师估计解决不了我们面对的问题，否则估计他们行医执照就不保了，哈哈。其实他们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会找到我们。心理学只能做到 “在性爱过程中了解当事人的状态”，到此为止了。因为性爱关系中的肉体接触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东西，我们在工作性质描述中就直说 “用我们自己的身体创造亲密感”，很治愈的吧?
为了破除性爱与残疾之间的羞耻认知，你都做了些什么呢?
我对 “打破对性工作羞耻认知” 这件事充满热情。“残障” 更是这个议题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充满自豪，也乐于在其中留名露脸。
性代理服务需要被立法管控吗？
我觉得不该立法，否则立法之后就会受到法律的限制。我觉得应该走 “除罪化” 这条路比较合适，因为这件事毕竟是两个成年人之间自愿发生的事情，没理由判罪。我认为所有的有偿性服务都应该除罪化，因为这样是保证双方安全最便捷的方式。如果能够除罪化，那么买卖双方就都能各取所需，整件事情可以变得更加快乐而健康。
不过，“性交易除罪化” 这件事情现在仍有很大的争议，残障性服务也是漩涡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人们能够理解 “残疾人可以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满足其性需求”，他们就更容易理解 “健全人也有很多合法理由寻求性服务” —— 也许是由于抑郁，也许是出于焦虑，也有可能是有社交焦虑障碍。
加拿大能从 “北欧模式” 中学到什么呢?
加拿大从2014年开始在性交易管理上施行 “北欧模式”，所谓 “北欧模式” 基本就是 “买春违法，卖春不违法”。搞这一套的人寄希望于以此减少买春需求，我看是完全搞错了方向。性需求从来就不会减少，人们总是需要一个表达性欲的出口，不管这事儿合不合法，他们都会去做的。花钱从我这里得到更好的人生体验，怎么就成犯罪行为了呢？我认为政府应该好好审视一下 “性交易” 跟 “医学辅助性行为” 还有我们目前做的 “性代理服务” 三者之间的差别，看看我们的主张、言论和具体做法有何异同 —— 差别很大的好嘛。
Translated by: 郑啸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