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区合作社：不是乌托邦，他们想给年轻乐队创造一个可复制的新模式

暂停酒馆在胡同巷子深处，不大的几平方地，特挤。对烧飞这种大个子来说，坐在角落里头都有点行动困难。这天北京难得下雨，重了湿气，深秋夜晚怪冷的。烧飞和朋友们约了个火锅局，大家一起聚聚，也暖暖身子。­

“朋友们” 指的是盲区北京。这个几乎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音乐合作社” 组织，出挑又热烈地出现在社交网络里。这个组织主要由四支 “你有所耳闻的北京乐队” 构成——这话是刘家辉说的，他来自白皮书乐队。跟上回在育音堂音乐公园的舞台上比起来，他更健谈些，烟台口音偶尔冒出来，显得温和好亲近，但在舞台上弹吉他的时候有点“冷酷标兵”，大约是为了衬他们无感情的“暴力感官掠夺音乐”。除了他们，还有几个名字，要是你经常在北京胡同巷子里的小场地看演出，定不会陌生：丢莱卡，倒刺，小王。他们共同组成了盲区。

涂俊南（他来自丢莱卡）是第二个到酒馆的，他也是这小馆子的老板。冰箱旁边的墙上用黑色的毛笔字粗愣愣地写着酒单，字儿挺不错；吧台和水池里都杯子刷子都东倒西歪，也没收拾。窗台上的旧酒瓶里插一些干燥花，这酒馆显得挺糙的，也挺美的。

随手一拍的乱七八糟窗台

为了这顿火锅，涂俊南开始收拾吧台。他叼着烟不紧不慢的样子让你想起厂里脾气特硬的厂工，身材结实不好惹——他倒没那么壮硕，但脾气是硬的。月兔跟养鸡（她们来自小王乐队）带来一颗长得茂盛的莴苣，根茎特长，摆在桌上像盆栽似的。

火锅局准备开了，墙上两个小音箱里开始持续循环播放《Sonic Nurse》，他们拥挤地围在桌边，狭小的酒馆因为火锅的蒸腾热气开始蒙上水雾，笼罩在前门的玻璃上。

涂俊南在收拾吧台，图片来源于作者

不想总跟老哥们玩

聊起盲区成立之前的故事，各个乐队都憋了一肚子苦水，就等着轮番倾吐。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些才能相互理解彼此的难处最终走到一起。

舞台之外，烧飞的乐队在固定的某个 “圈子” 中从没觉得融入，“北京就那么几支朋克乐队，他们抱着团玩，就经常拉我们加入他们的 ‘老哥局’， 让我们很尴尬，其实也找不到归属感”。他们乐队年纪最小，没有同等的话语权。烧飞觉得没意思，不想总跟老哥们一起混。“马仔”，涂俊南给了个总结，用词更直接。烧飞觉得没注入切身情感的 “抱团” 其实没什么意义，“朋克系乐队的 DIY 属性和独立气质让我觉得所谓 ‘同好之间的团结’ 和 ‘一致主观的对外’ 也未必有什么好处”，反而年轻人之间的紧密交流，会让他觉得更有活力，也能互相刺激着成长。

涂俊南和月兔都属于 “开化较早”，还未融入某个“圈子” 的时候就已经觉得这东西不合适：老派，让人觉得不够尊重，不舒服。

“北京各个圈子里头权力关系特别巩固，’跟对的人走对的路’，其实很不健康”，月兔直接而爽快，“我不想跟这种顽固圈子的既得利益者们抱团。” 有厂牌过来询小王的加入意向，月兔觉得现阶段这样的交易并没有必要。“厂牌提供的我们都能自己做，这个机制在把我们变成流水线上的一环，乐队的成长和发展并不是他们最看重的事，作品只是商品的话这个事就很没意思。就我所看到的国内场景而言，厂牌这个概念的味道也已经变了，利益共享说得好听，签约这个事就像是信用卡，你只是预支了自己未来的东西而已，乐队是要付出直接代价的，这样交换值得么？至少我现在是这样看的。“

涂俊南接过话茬，“我就是看不惯资本逻辑。厂牌那套我觉得太老套了，就是不对。”

盲区的成型是这群有共同痛处和共同感官的年轻人结合的必然：互联网发声渠道那么多，我们自己能行，何必需要厂牌？每个人都有自己所长，共同献力，相互信任，会更紧密；大家有共同觉得“对” 的东西——“抵抗商业机器，共同决策，公平分配”。这话可能有点像口号，但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依靠彼此的紧密联络，彼此信任，以及清醒的自我意识。

三个人铺垫了好久，点名要刘家辉讲讲自己的苦难史，“四支乐队里有一支趟过浑水，就够了，也都明白了”。刘家辉欲言又止，酝酿了好一会儿。

白皮书是最后一支加入盲区的乐队，晚了一个月，在2019年6月左右，盲区成立于5月。那会儿白皮书乐队刚从厂牌的合同泥潭里拖着身子出来——这泥潭他们前前后后在里头挣扎了一年。

“我们刚开始对资本运作没有那么大的抵触”，老刘说。白皮书从2017年中旬开始演出，演了半年，反响还不错，“觉得有点走起来的势头”，他们于是在2017年底签约了厂牌。万没想到签了之后反而开始跟公司“打架”。加入厂牌之后他们的演出急剧减少，几乎没能上台。“我们都不爱混圈子，在公司里还得阿谀奉承。这聊得都不是音乐了，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签了就后悔了，刘家辉开始跟厂牌谈解约——这个“谈” 纠缠了一年，这一年他们没有演出，净掰扯合同，“人都颓了，乐队也不想玩了。” 

合同终于给废了的时候，他有回跟涂俊南在一起小聚，小涂问他要不要加入盲区，给他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互帮互助的合作社组织”，老刘就带着白皮书进群了，算是一拍即合。

“我算是信了这个邪，去蹚了一趟。” 桌子上一轮火锅已经差不多结了，中场休息，喝空了好几瓶老挝啤酒。

合作社该是一个模式

暂停酒馆真的太小了。一轮火锅完了之后，室内温度起码比室外要高个十度左右，涂俊南喝得脸都红了，皮衣也摘掉了，露出里头的旧衬衫。

他们比你想象的更有热情和行动力，各出所长，配合默契。出文案，排巡演，视频拍摄和海报设计，甚至专辑录制和制作都能一条线做下来。涂俊南在介绍他们的工作构成，他主要负责文案和巡演安排。即将开始的白皮书全国巡演是他给排的。盲区最近主办的一场拼盘演出是两支日本乐队 パンクロッカー労働組合 和 THE天国畑JAPON 与小王、倒刺的拼盘，这也是涂俊南9月份在日本玩的时候凑巧聊成的。他转了个头，看着在吧台里切歌的李堂华，他是丢莱卡的吉他手，正把音速青年换成 Daft Punk。“这是我们会计”，涂俊南介绍道。这个穿着复古的花衬衫，染白金色头发的高大男人，大概是我见过最时髦的会计。

盲区主办的四支乐队拼盘演出海报，图片来源于@盲区北京_BlindingElephant

那夜在暂停酒馆里的一声不吭或者滔滔不绝吃火锅的年轻人里，很多并不是乐队成员，而是他们的朋友——每个人都在为这个合作社热烈而自发地做些自己擅长的事，基本需求都能解决，也算五脏俱全。

“我们不是纯粹的乌托邦”，涂俊南聊起“合作社” 这个形式，毕竟这个名头对大家来说都不陌生，也都有些合理化联想。“我们希望盲区能做成一个长期的东西，要考虑的不仅是盈利，还有整个以共同决策和公平分配为原则的机制。”

他们想要把“盲区合作社” 做成一个可行的模式，供各个城市希望搭建起音乐场景的年轻人们都能尝试。“这不应该是独一份的东西，应该是一个方法，任何一支有想法的乐队都可以这样做，在不同的城市也能发展。” 

今年是盲区成立的第一年，大家都是“为爱发电”，“其实我们所有成员都有一份工作在养它，所以很希望它能表达自己的想法”，月兔抱着腿坐在长板凳上，“如果这都变成一个像工作一样需要勉强自己的东西，就失去了我们做它的意义。”

当所有眼中钉和看不惯的窠臼都被排空了之后，他们的热情像有了发电机似的，源源不断地高涨，也创造了他们高效的生产力：你能看到他们的每个乐队的巡演都迅速被提上日程，演出渐渐增多，T恤已经开始发售，唱片和文字出版物也被提上日程。“我觉得做这些事都特有劲。” 涂俊南说，“我原以为签厂牌是个不错的选择，但乐队想要的交流、演出机会都难以合理得到，这个模式是有问题的，老的东西明显在衰亡。” 

酒精反而让我们更清醒

聊起政治并非偶然，“盲区合作社” 这个名字总能让人有些合理化联想。政见不同的年轻人们在酒足饭饱的餐桌上和平地聊政治，尊重各自的价值取向，估计是个奇观。“换别的地方该打起来了吧”，刘家辉说。当然，下面的这些讨论都是半开玩笑。

暂停酒馆进门就能看到墙上两张丢莱卡的巡演海报，硬派苏联美学。我问涂俊南为什么这样设计，知不知道有人调侃你们是“布尔什维克摇滚”，涂俊南一边嚼午餐肉一边笑，“我知道啊。但我不是布尔什维克摇滚。”

他用苏联的图有个胡闹的理由：我不会设计，苏联这个国家都不存在了，用他们的图没什么版权保护。

当然也有正经的理由，不过在这儿我们没想暴露政见，只是涂俊南说，猛然的理想主义会特别吸引我。坐在涂俊南对角的老刘笑了，“你们做过一个政治取向测试么？我换了两条路走，都走到了法西斯。我们乐队三个人都是法西斯。”

然后大家都笑了。

“你怎么就法西斯了？”我问。

“你不觉得我们的音乐有点儿法西斯么？” 我想起上回在上海育音堂，他们的能量从台上溢了出来，每个音落下来都干脆利落，有劲饱满，但居然极少带有情感煽动——不论是合成器的音色还是吉他，都粗粝，直白，简单，不会让人产生任何多余的遐想。暴力掠取你的注意，暴力掠夺你的感官——是有点法西斯，果然是 “盲区冷酷标兵”。

“再给我来瓶老挝啤酒。”涂俊南说。以上都是玩笑，别当真。

月兔和养鸡带来的 “特长莴苣”

盲区合作社的未来规划是清晰的。混着热红酒和老挝啤酒的火锅没能让他们晕，反而让他们更清醒。“明年我们自主的发行会更多，会有一些漫画出版，也想做文字出版物，比如Zine。” 在演出上，除了四支乐队自己的联合巡演，他们更想尝试以“合作” 的形式，邀请更多乐队来办一些有鲜明 “盲区” 风格的演出。

盲区T恤，图片来源于@盲区北京_BlindingElephant

火锅加了好几次水，十点多再一次中场休息。这回儿音箱里放的已经是 David Bowie，原声吉他的demo 混合着蒸腾的热气，室外依旧冷飕飕的，小酒馆里格外安详。

“我们起初只是想，用一个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自己主导。” 如果要一句话来介绍 “盲区合作社”，其实分外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