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杨炮轰《真男2》，节目未必真实，现实更魔幻
这年头面对铺天盖地的真人秀节目，看着明星在电视荧幕上耍宝圈粉刷人气，观众被逗乐，粉丝觉得看真人秀节目好像真正与自己的爱豆完成了一次面对面心与心的交流，但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10月28日傍晚，也就是昨天，刚参加了一档芒果台真人秀节目的孙杨竟然突然斥这节目都靠演，自己还一而再再而三被忽悠，心好累。
孙杨这么直接叫板《真正男子汉2》，果然是个耿直boy呢。真人秀节目按照剧本来演，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吧，观众心里都明白得很，哪有不设置节目情节走向和剪辑动刀过的真人秀节目呢?
一些网友安慰大白杨，这就是娱乐圈的规则，要学会适应，太耿直了会得罪人的;也有粉丝替孙杨说话，觉得大白杨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可能只是在军营里又被教官“整”了吧，所以才会发这条微博调侃一下，不了解真实情况不要妄下论断。孙杨随后删除了该条微博就说明一切，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呢。
先不说《真正男子汉2》是否真的按照剧本来演，但从看过这档节目的观众反应来看，算是良心节目，有看点，开始不被看好加入的女明星，也成为这档节目的一大看点。
而嘉宾选择和人设也有一个性格上的均衡和压制，也就是“刺头”和“听话的”要能够互相牵制，达到不过分、有看点的节目效果。
女嘉宾话题担当是杨幂和沈梦辰，两人分别以高情商和跳脱为标签，体力担当张蓝心，而哺乳期的佟丽娅相较而言身体素质较差。男嘉宾中，李锐是长辈，蒋劲夫是体力担当，孙杨则是耿直萌，而黄子韬则以特立独行为标签。其实，节目中黄子韬的人设和第一季的袁弘非常相似，初期桀骜不驯，时常耍小脾气正面恁教官却又有着不符年龄的孩子气。照着节目走向，最终必定会有很大成长转变的套路。
真人秀有剧本，这毋庸置疑，关键点在于演的含量有多少。
孙杨斥真人秀节目都靠演，还不知其中内情究竟如何。但小编想起了去年GQ杂志做的一篇特写，回访了几位湖南卫视从06年开播的真人秀《变形计》的参演嘉宾，里面曝光出的剧本、人设和内幕令观众瞠目结舌。情绪爆发、冲突都是“节目组逼的”，呈现出来的成长也是固定拍摄剪辑出来的，如果不配合，工作人员就会挑衅、刺激、威逼利诱。而所谓“变形”成功后的现状也令人唏嘘不已。
注：下文整理自GQ记者曾鸣报道《变形计——未必真实的节目和魔幻现实》
一般的真人秀，看点在于特定情境下的戏剧性，但《变形计》野心更大。它不仅要讲述，还要介入。
目前，《变形计》已经制作了12季，共48期。这意味着已经有48组孩子经过变形。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孩子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回访了其中几个孩子。我们发现，节目未必真实，现实更加魔幻。
秘密世界
施宁杰是那种典型的《变形计》城市主人公——辍学、抽烟、泡夜店，问妈妈要起钱来各种耍赖，不给就威胁去卖肾。他被称为“《变形计》史上最难以改变的主人公”。
施宁杰家境富裕、单亲，自称“一生坎坷”。他从幼儿园就开始寄宿，在有限的回家时间里，爸妈总在吵架，最终离婚。他的爸爸脾气暴躁，有一次生起气来抄起一把刀说要砍死他。父子俩只有在夜总会才能相处融洽。
15岁时，他第一次去夜总会，是爸爸带他去的，“主要是因为我帮我爸分析很多事情，比如哪个女人比较舒服这些。我爸爸只有这方面跟我不会吵架。”
2011年，他由于各种违反纪律校规，被杭州的学校开除，到南昌和妈妈生活。妈妈经营酒店，工作繁忙，半年都没时间陪他两三次。
他在报名时想法很简单，“上这个就变明星了吧？”早在2008年，12岁的施宁杰就跟妈妈阐明了自己的价值观：读书没有用，他要当明星；他用4个词语来概括自己对明星的理解：“轻松、娱乐、赚钱、被崇拜”。
王红林也是典型的《变形计》农村主人公——父母离婚，她和年迈的奶奶、瘫痪的大伯相依为命。
她被节目组发现是因为大伯王多权。1996年，20岁的王多权为了挣钱结婚，去山西挖煤遭遇矿难，半身瘫痪，未婚妻嫁给了弟弟。2012年，瘫痪半生的王多权被媒体报道，进入《变形计》节目组视野。
这是《变形计》里最常见的故事类型——城市少年桀骜不驯，农村孩子坚强不屈。
他们来自中国阶层结构中的两个极端。施宁杰的妈妈名下有一栋酒店，酒店旁的加油站和土地都是她的资产，而王红林家一年的总收入还不到一万块钱。在社科院为我国划分的十个阶层和五个社会等级里，施宁杰属于最上层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王红林属于最底层的“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
在人物出场介绍里，施宁杰的镜头伴随着飙车、泡吧、通宵打游戏、睡懒觉，为了要钱闯进会议室翻妈妈的提包，带朋友在酒楼胡吃海喝，对着所有能反光的镜面拨弄发型耍帅，做瘦脸操。
王红林面对的生活却很沉重：3岁时，爸妈离婚；不久，爸爸外出打工；长期卧床的大伯数度想过自杀；节目开拍前，爷爷去世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王红林年过六旬的奶奶成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大伯只能躺在床上绣十字绣、纳鞋底补贴家用。所以，当王红林出场时，她的镜头是洗衣、做饭、扫地，思念并怨恨母亲。和施宁杰比，9岁的王红林身上看不到欲望和爱好。
让社会阶层两端的孩子互换，这也是《变形计》的基本形式，这种反差将为节目带来冲突和张力。《变形计》隐含的逻辑是：农村是一个田园牧歌般的存在，有净化心灵的作用；贫穷和艰苦能够孕育坚强不屈的精神，城市少年来到农村经过一段时间的互换之后，灵魂会得到拯救。
八仙镇半月游
施宁杰自家酒店的天台，这栋酒店周边的加油站、土地都在她妈妈的名下。
在节目的画外音里，八仙镇被描述为“山纯水美”。
但为了体现反差，变形的地点偏远和落后才是最重要的。王红林家相当偏远，从西安出发，穿过亚洲第二长的秦岭隧道，从安康上游的汉江水库入口，顺岚河上行两百来公里，一直往深处走，到达八仙镇。如果你以为走到了世界的尽头，错了，到家还得往里再走一段。
施宁杰一路上吓得不轻。“那盘山公路！往山上绕，车这边绕过去的时候，车轮半个都在外面，几千米高，一下去人就没了，没护栏的，一绕我就屁眼儿一阵收缩！”但从来没有去过农村的他还是挺兴奋的，一路上对农村进行各种吐槽，经过一片集市时，他嘻嘻哈哈，“看，索马里首都”；经过一片住宅区时，他又笑眯眯地说，“农村 CBD”。
在八仙镇下车已是傍晚。他提着行李穿过泥泞小路，走到王红林奶奶位于狮坪村九组的家时，天已经全黑了。那是一栋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土坯房，连厨房一共8间屋子。王家为了迎接贵客，早就把最好那间房收拾妥当。这种待遇可是王红林不能享受的。王红林的奶奶还杀了只鸡给接风。
施宁杰借口“吃多了会胖”急急放下了筷子，开始参观这个新家。他跑去猪圈看猪，在院子的地上写字，在灯下对着飞蛾挥舞扫帚。
很快他就游览完毕，回到床边。习惯了锦衣华服的他捏捏刚铺好的被窝，有点儿潮。他跟编导说，要不不拍了，回去吧。
此后的半个月时间里，施宁杰就只有一个念头，“回家”。罢拍成了他和节目组随时会爆发的矛盾。为了让懒散的施宁杰配合拍摄，节目组不得不斗智斗勇：为了不让他逃跑，骗他山里有冤魂；为了防止他耍赖，声称蒋良是特种兵退伍，发起脾气来不得了；为了让他参加学校的运动会，进行利诱，跑出名次奖两包烟，跑第一名奖三包。
在节目组的要求下，施宁杰完成了一些任务，比如看望因挖煤而残废的村邻。这些人悲惨的命运也许让电视机前的观众唏嘘不已，但施宁杰兴味索然，他的印象是，“每个人家里好像都有说不完的苦。你去那里看不到希望，就是这种感觉”。
直到节目拍完，施宁杰都没习惯农村生活，更谈不上融入。干农活时，他怕弄脏鞋，把化肥全撒在了菜叶上；砍柴时，他笨拙地从小坡上滚下来；去学校时，他打着耳钉、戴着项链和戒指，穿着豹纹哈伦裤，鞋上还套着塑料袋。他像个游客一样待在这里，当地人也稀奇地看着他。
施宁杰说，他在八仙镇度过了极其无聊的15天。他还记得自己打发时间的办法：把发胶瓶子里装满水，对着飞虫射击，“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我就这么对着它喷，喷到它掉下来，我就说打下来一架战斗机。每天就玩这个，从早玩到晚。”
我问施宁杰，在八仙镇没有被感动过。他说：“节目组有位大哥人很好，节目拍完回到长沙，他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饥渴，请我去嫖了个娼。我很感动，经常打电话，叫他有空来南昌玩。”
而《变形计》节目设定的初衷，即那种“远山深处的力量”，在施宁杰身上丝毫没有产生作用。在他眼里，八仙镇没有一丝田园牧歌的味道，尽是凋敝和破败，毫无生命力。“方圆至少要半公里才会有另外一户人家，不是小孩就是老头儿，像我这么大岁数的都出去打工了。”
施宁杰在八仙镇生活的另一面并没在节目中体现出来——他仍然赖床，继续抽烟，只是由于手头拮据，不得不接受两块五一包的“猴王”。他吃的并不是王家几乎顿顿都吃的土豆，而是编导给他送来的面包和盒饭。
施宁杰虽然和王红林互换了舞台，但他仍然紧攥着之前的剧本。王红林在家要喂猪、做饭、做家务，这些施宁杰一样都做不来，他也没有兴趣去学；他和大伯、奶奶，以及这个镇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聊不到一起去，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作为王红林的临时监护人，王多权本该在节目里担负起对施宁杰的教育职责，但事实上，他只能躺在床上听着施宁杰和节目组聊成人话题，比如他父亲带他去夜总会的经历。如果是另一个农村小孩在说这些，王多权肯定会予以制止。但他清楚，施宁杰已经超出了他的教育范畴，他只能当家里来了一位客人。
我问施宁杰，那么，你在八仙镇最大的感悟是什么？他想了想回答，“投胎投得还不错。”
逼出来的高潮
王红林和大伯王多权生活在一起。王红林不仅是王多权的精神寄托，也是这个家庭唯一的希望。
当然，在屏幕上，施宁杰的变形生活要饱满得多。根据《变形计》的规律，城市孩子到农村后一般发生如下事情：受到热情招待（主人常常会杀一只鸡）；干农活；因不堪生活艰苦逃跑；在学校与老师或同学打斗（不便打斗辱骂亦可）；闯下大祸；为弥补打工挣钱；最后落泪醒悟，表示变形成功。
由于要体现先抑后扬的“变形曲线”，城里小孩的闯祸部分往往是节目最刺激的时刻，这一段施宁杰完成得尤为精彩。从节目画面上看，那是一次突如其来的情绪爆发。施宁杰先是在屋里转来转去，看上去在憋着气，突然，他一脚踢飞了小凳，踹烂了桌子，最后找来一个锤子，“乒乒乓乓”，把家里的桌椅挨个儿砸了个稀巴烂。
“这都是节目组逼的。”施宁杰说，有一天节目组要求他给王多权洗头。王红林在家时，这是她的工作之一。
“我就随便说了句，我不想洗。他们就很多人跟我讲，‘你不洗，这辈子就回不去了，你就在重山的包围当中等死吧’。我去吃东西，‘不准吃，因为你没给他洗头’，我打电话，‘没信号’，总之就是很贱的那种。不停地挑衅，无限地刺激。‘对，怎么样，我们人多，你怎么样，你生气呀，你生气，你生气也没有用’，这样来挑逗我。”王多权证实了施宁杰的表述。他当时躺在床上看着这一切发生。施宁杰本就迫切想要回家，在刺激下，烦躁不安的他爆发了。
这是《变形计》常用的手法，《变形计》本身是比较平淡的一个记录，如何让它变得波澜起伏，其实导演在幕后做了很多工作。”谢涤葵则将经验归纳为八个字，“设计任务，真实记录。”事实上，这几乎是所有真人秀节目通用的手法。
这场打戏之所以如此关键，是因为砸完之后，一个新任务自然摆在了施宁杰面前：他得去打工挣钱，把家具赔上。节目下半部分的标题是：“施宁杰煤矿打工帮奶奶置家具”。
打工还钱是节目的必备环节。在节目组的安排下，施宁杰走上街头寻找打工机会。他在一条街上邂逅了一个煤矿老板，当天就下了矿井，并靠挖煤挣到了50块钱，加上当掉手机的钱，施宁杰给王多权一家买了套新的桌椅。故事不仅感人，并且充满了救赎感——当初王多权就是因为下矿井才残废的。
可这一切并不是施宁杰主动的选择——“他们把我带到那条街，说今天就在这条街找吧。我一个一个问过去，一开始惨遭拒绝，我就回去说不要我；节目组说你再往那边走点儿，我就再问一个，还是不要我；‘再往那边走点儿’，我就一直走到一个洗车厂。在那儿洗车的煤矿老板开始跟我搭话了。我正奇怪，接着他就同意我去挖煤了。”
挖煤这份工作显然并不适合四体不勤的施宁杰。他下到矿井后，铲了四五下就没了力气，煤车虽然还见着底儿，但节目的素材已经足够，于是蒋良亲自上场，帮施宁杰把剩下的煤铲了进去。
变形就此完成了一大半，挖了煤以后的施宁杰仿佛一夜长大，在节目里再也见不到以前飞扬跋扈的样子。曾经担任《变形计》总导演的蒋良说，他曾经把施宁杰和女员工打情骂俏的镜头剪了10分钟放进节目，认为这一幕值得社会警醒。结果，在送审时，这10分钟被剪掉了。蒋良把这个片段留在家里，作为自己试图突破的证据。
“这个节目要表现的是现实，但只能给观众一个设定好的现实——再怎么残酷最后还是有正能量托底的——但现实不是这样的，那个底托不住。所以问题出现了，现实过于锋利，节目是这么浅薄。”
而在与节目组斗智斗勇了半个月的施宁杰总结了一个拍摄经验：“节目组要你坏的时候，他就会刺激你，激怒你；要你好的时候，你就看到导演们焕然一新了，‘我觉得你今天非常棒’，‘你要时刻注意自己的举动’，‘你要做一个好人’，这样不停灌输。”
变形的秘密
节目播出对王家的一个影响是，王多权迅速掌握了微博、知乎等 SNS 的使用方法。他发了很多帖子，在网上愤怒地声讨节目组：“这一期的节目里有太多虚假的演绎，各种设计、编排，甚至拍摄过程中很多对孩子过分不合理的要求。为了所谓的正能量你们不觉得这样很过分吗？”
所谓造假，是一件关于洗脚的小事。
与施宁杰不同，王红林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她成了南昌市一所私立学校的五年级学生。不过，这和施宁杰的世界毫无关系。施宁杰没有在这所学校读过，而施妈妈如往常一样工作繁忙，没有去学校看望过她。
一天中午，吃完中饭的王红林正在午睡，突然被节目组叫醒。原来，为了体现关爱的环境，节目组安排了一位男孩子帮她洗脚。王红林当时没在意，浑然不觉自己正面对着一个考验。节目临近尾声时，王红林还收到了同桌赵佳欣的道歉。“她说节目组安排她来为难我，比如把我的毛巾扔到地上之类的。”
但两年后她发现，节目播出后网上对她骂声一片——“娇气”、“没有公主命却有公主病”。《变形计》官方出版的书籍也这样记录：“来到城市后，王红林的改变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她居然变得娇气了！她不仅对年长的孩子颐指气使，还让他给自己洗脚。”
更让王多权难以接受的，是节目组真的把王红林的母亲请到了南昌。这也是整期节目煽情的顶峰。那是“六一”儿童节前的一个周末，王红林和同学在公园游玩时，发现亲生妈妈迎面走来，旁边是摄像机。王红林出生后没见过妈妈几次，一下慌了。母女俩上演了一出追逐、哭闹、拒绝，最后抱在一起互相原谅的亲情大戏。王红林说，在这个过程中，节目组一直在劝她原谅母亲，不然就不让她回去。
王红林的母女关系，是王家最不愿意提及的伤疤。王红林的妈妈曾是王多权的未婚妻，这个女人对王多权意味着难以言说的痛楚；从王家的家庭格局来看，王红林是家里唯一的希望，因此她和母亲的关系对王家极为敏感。王多权一直拒绝节目组让王红林母女见面的提议，但这一幕最后还是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
在节目里，这一幕又由于王红林母亲成行的一波三折而显得尤为感人——为了让王红林的妈妈去看望女儿，施宁杰去劝过两次，第一次没有成功。不仅王红林的妈妈不同意，王多权也不同意；两人争来争去，王多权还哭了起来。
在播出的节目里，施宁杰砸桌椅那段被剪辑在他和王多权的争论之后，画外音是：“这个在生活中一直顺风顺水、总是能心想事成的富二代，不能理解自己的一片好心，怎么老是碰壁。”如此一来，王红林妈妈的探望之旅作为主线剧情就显得更为难得，也有机地把施宁杰和王红林两条线绑在了一起。不仅王红林得以母女团圆，施宁杰也做了件成人之美的好事。
王多权告诉我，面对“公主病”的吐槽和大众对“母女亲情”的消费，王红林几乎崩溃了，整个人陷入了抑郁情绪。他在网络上写道，“湖南卫视的节目已深深地伤害到了孩子，《变形计》栏目组，你们也太欺负人了。”
类似的情况，施宁杰遇到的更多。节目开始有一个夜店的镜头，施宁杰在玩儿的时候，有个人经过不小心洒了水在他身上，两人因此对峙。事后施宁杰才知道这也是节目组安排的。
后来，施宁杰请节目组去餐厅吃饭，结果结账时钱不够，被服务员追讨到街上后，自觉没面子的施宁杰十分生气，表示要罢拍，并威胁要砸掉摄像机。施宁杰表示，这个窘境也是节目组一手造成的。“他那天完全是要让我丢脸。编导先问我，你包里有多少钱，我好兜着点。我说就七八百。结果他们点了一千五的菜。而且那天是他们叫我去吃饭。我后来借钱付了账以后，节目组又要把钱给我，我说你这样没意思，我又不缺这点儿钱。你故意让我丢这个脸。你早跟我讲，你吃三千我也有。”
节目里还有一个镜头，是施宁杰为了向母亲要钱，死缠烂打，无所不用其极。施宁杰说，这都是节目组唆使的。“当时栏目组跟我讲，施宁杰，我觉得你今天应该从你妈这里要点儿钱，以展现一下你的能力。我说这有什么好展现的，这不是一个叛逆的事情吗？他说你不体现出你的叛逆怎么会有那种感觉呢？你觉得你是个男人，你就要一千块钱看看。于是我就死命要。当时感觉好像也并没有什么，现在想来就好像中了圈套的感觉。”
感动与偏见
由于在节目的表现，王红林被贴上了“娇气”的标签。她甚至考虑离开家乡去读中学，以躲避议论和目光。
《变形计》节目的逻辑是，农村善良、感人的力量不仅能感动观众，还能感动城市来的那些孩子，帮他们完成变形。
但王多权觉得，这种感动和正能量是建立在王红林的委屈之上的。她和王红林更想不清的是，王红林在节目里处处表现着坚强与懂事，本该与施宁杰的叛逆形成鲜明对比，现在怎么还成了反面角色呢？
真人秀节目有一个理论：参与者的表现越本色，就越会受到观众的喜爱和欢迎，而在所有的“本色”里，叛逆是最受欢迎的那一种。
其实，农村孩子参加这个节目很不利。大众常理所当然地认为，农村孩子的就是淳朴和善良。但事实上，娇气、贪玩才是一切孩子的天性，一旦农村孩子在城市舒适的环境中解放这些天性，他们就会遭到大众的指责，似乎他们违背了自己的“本色”。而城里孩子尽管个个像古惑仔一样吊儿郎当，观众也觉得理所当然。他们只要偶尔表现出一些闪光点，就会被视作是巨大的改变。
节目播出后，施宁杰不仅没有感受到压力，他在节目中的种种行为反而成了他的名片。“最大的好处，就是我出去以后别人会非常信任我。打个比方，我跟女孩吃饭，她听说是施宁杰，查一下，觉得我家境还行，跟这个男的出去，不要紧，反正不会把我卖了。”
在八仙镇，他甚至成了一个小明星。王红林说，经常有镇上的中学女生向她要施宁杰的联系方式。“她们都觉得施宁杰很帅，”王红林低着头，细声细气地表达自己的理解，“他要是农村里面的，她们肯定会骂他。但是他以后的生活，自己可以不管，一生就让自己父母包办了。他不努力、不打拼，自己什么都会有，我们就不一样，我们是农村的。”
施宁杰和王红林虽然临时更换了舞台，他们与生俱来的身份从未真正改变。《变形计》不是纪录片，它的记录逻辑是戏剧、综艺逻辑，节目组必须对环境进行干预，给参与者设计任务。一个个任务导致了《变形计》冲突频发。
变形之后
“讲句真心话，我觉得去《变形计》的少年都不会改，”施宁杰说，他跟好几个参加节目的城市主人公都有联系，“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
2012年6月，拍完节目后，施宁杰去了北京读音乐学校，一年后中途退学。为了让儿子改掉懒散的毛病，妈妈送他去南京军区当兵。不到一年半，施宁杰提前退伍。
我问施宁杰，变形后3年过去，自己有什么变化，哪个地方成熟了一点儿。他说，我上《变形计》的时候觉得奥迪 TT 和宝马不错，但是到现在我觉得我应该开法拉利和兰博基尼。这是一个变化。可能这两个车更适合我一点儿，这是单纯的想法。“但是现在又有改变了，我现在觉得法拉利更好一点儿，虽然兰博基尼要比法拉利贵一点儿，但我跟我妈讲，我说我想买红色法拉利458，为什么？法拉，贵人拉我一把，利，事事顺利。我妈说好，就法拉利，她很信这个东西。”
2015年4月，施宁杰自己写了个故事大纲，问妈妈要了30万，从上海请来导演，召集了一些小伙伴，拍起了电影。电影的名字叫《朋友圈》。施宁杰在戏里扮演一名富二代，人称施少爷。电影的主要拍摄地点就在他妈妈那栋酒店里，看上去这更像一场盛宴。他们在房间里联机玩《英雄联盟》、在酒店的楼道里撕名牌，所有的小演员都抽烟。他们一高兴就唱唱歌，跳跳舞。余下还有时间，就拍电影。
说起来，施宁杰也不是《变形计》里唯一想当明星的主人公。有人发现，许多参加《变形计》的城市主人公仍然处于辍学状态，但大多数人都因为参加节目而有了一条新的出路——当明星。
而与施宁杰分开几天后，我又见到了王红林。节目播出后，王红林得到了“芒果V基金”的援助，一年半来，共获得五千元资助。这项援助将一直持续到王红林大学毕业。
我在八仙镇找到王红林和大伯在镇上的租处时，她还没有放学。那是一个两间屋的房子，没有洗手间，厨房搭在阳台上，楼下是穿流而过的岚河。屋前是省道，卡车不时开过，对话不得不陡然提高音量。租在这里是为了方便王红林读书。但很难讲是王多权在照顾王红林，还是王红林在照顾王多权。由于长年卧床，王多权的臀部长了俩碗口大的褥疮，溃烂已快蔓延到腰部。
不一会儿，王红林放学回家了。和电视里的她相比，她长高了，皮肤黝黑，胳膊壮实，脸上脱去了一些稚气。冲我笑了一下后，开始像个陀螺一样转了起来，烧水、洗衣服、洗土豆、给大伯上药。和施宁杰相处一段时间，再去看王红林的动作，就跟看电影快进一样。
王红林笑得不多，并且有着明显的特点：嘴角上翘，眉头却不舒展，略呈八字形。3年来，她的生活没有变化，一直和奶奶、大伯生活在一起。这一家人的神情也越来越一致。
王红林正要进入青春期，她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而上了电视后，在八仙镇这个3万人的小地方，差不多每一个人都知道了她的“娇气”。聊着聊着，她的情绪越来越低落，声音也小下去，最后只剩下沉默。接着我就看到她的眉头拧在一起，嘴噘起来，还有低垂的睫毛。
最开始，我以为王红林碰到了什么不高兴的事儿，后来才明白，在这个家庭，“愁苦”不是一种表情，而是命运烙上去的符号。你可以在大伯和奶奶的脸上轻易找到它，它也渐渐在王红林的脸上显现。我总是要提醒自己眼前这个小女孩只有11岁，才能从她那和年龄不称的愁苦表情中回过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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