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岛国电影很脏很糜乱，但我丝毫不觉得反感
观《死者田园祭》：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死者田园祭”
作者：Claudio我以前说过我看过所有类型的电影，只有不超过五部让我震惊，寺山修司的《死者田园祭》就是其中之一。我还记得在评论《上海异人娼馆》和《番茄酱皇帝》时，我说 “寺山修司的电影很脏但不让我反感”。坦白说，如果我是电影导演，我是没有勇气来拍《死者田园祭》的，因为我没有勇气来解剖自己的精神，因为我没有勇气用硬盘镜像软件来复原我的大脑里每条已经删除的记忆和幻想。有人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诠释本片——典型教条主义，没有一个导演会一边看弗洛伊德的书一边拍电影的。
我在这部杰作里看到的一样东西，就是幻想——少年对外部世界，对女人的幻想，“我”对过去，对杀死母亲，抹去过去的幻想，当这些幻想变成现实时，“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内心是如此虚弱，因为“我”始终在美化过去，换言之，拍摄这部电影（诚如戏中戏放映时，“我”用的那个关于风景画的比喻）本身也是“我”在美化过去，实际上， “我”对平庸母亲的厌恶，对早逝父亲的想象，都不过是一种类似青春期叛逆的幼稚和迷茫。当然，电影只是电影，“我”在电影里构筑的世界自然不可能治愈内心的病态，“我”只能在音乐里聊以自慰，做着“最终都要变成现实的梦。”
时隔两年，今天我还能想起的是电影里的一些性交镜头，比如马戏团异装癖们的性交，比如“我”和一个疯寡妇的性交，后一次的性交，感觉像是“我”被强暴，快感远远小于屈辱，抑或是快感来源于屈辱。这些性交是真实的吗？我不知道，我没有性交体验，我也不知道性交除满足感官欲望之外是否还有任何别的意义。性交，就和这个山村一样肮脏，寒冷，乏味，而寺山修司的电影是一座用粪便筑起的金阁寺，散发恶臭，也散发一种怪异的神圣感。
“我”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山村， 荒山野岭在催眠着“我”，“我”渴望逃离这个山村，不是因为“我”知道铁路那头的世界如何如何，而是因为一种寻求自由的本能，但是，人到中年的“我”回忆往昔时，却又对于痛苦的童年产生了一种迷恋，也许这就是我”停止对母亲的杀戮的原因。我记得寺山修司说过类似的话：他的电影就是用诗歌和梦境展现一个纯粹的日本。我从寺山修司的电影里看到的纯粹的日本，就是一座漂浮在太平洋上，充斥着山鬼怪谈的迷离孤岛，日本本身就是一个患了梦游症的病人。回忆一下寺山修司最早的电影，比如《丢掉书本上街》，他想要讲述的，是个体在狂热时代，狂热人性的窒息包围下，仍旧不可救药地彷徨，在寺山修司看来，这才是人类最真实的状态。
影片最后一个画面：“我”与母亲在东京的街头旁若无人地对饮，剧中角色一一在远景里路过。我们知道，这又是作者的幻想，但即使是在这个幻想里“我”还是选择了沉默，“我”开始自问“我倒底是谁”。因此，影片的技法虽然花哨，但是情感却是极为真诚的，从照片上看，寺山修司是个典型的日本人，但是他作为一个导演的表达却是普世的。沉默是日本文明，禅宗文明的产物，他们追求的不是升天而是解脱，因为人在轮回和梦境里游走，无法想象地球的毁灭和新宇宙的来临，只能努力让自己的旧灵魂毁灭，迎接新的灵魂，永无止境。
一神教相信，在地球上，人永远不能成为神，人要成为神，只有超越这个世界。从这个角度判断，佛教徒是无神论者，因为佛可由人修炼而成，人也可以在没有佛的情况下解脱（这是禅宗与佛教的最大分野），东方人的思维圆润，回避了“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将要去哪里？”的终极提问，因此，每当东方人（我指的是有宗教信仰的日本人）无法回避这类问题时往往选择极端方式：自杀。
寺山修司没有在《死者田园祭》里完成他的精神切腹，切腹终究是一场仪式，仪式无非就是在模拟一个幻想，幻想是灵魂的病变，灵魂的病痛，给这个日本人，孵化出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灵感。大和民族天性忧郁，艺术作品总有登峰造极之作，却鲜有哲学巨匠，大多因为回避最残酷的自我剖析，艺术作品也多关于苦难和孤独，在这样一个遍布了弱者的社会，寺山修司的作品值得一看再看，而对于连灵魂的存在都已经否认的中国人，一部《死者田园祭》也许能修好我们被好莱坞切除了白质的大脑。
Claudio
男，上海人，双子座，1992年出生。
曾用笔名Rafael用左手。
兼职写作影评，诗歌，小说。
电影是艺术的最后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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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ing in the Cinema is the biggest dream for moviegoers,
As dying in the set for directors is the most beautiful w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