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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时光:54岁客死他乡的电影圣徒

2016-01-06 伊拉栖木 看电影看到死



每年12月29日是塔可夫斯基的祭日,彼时我们都沉浸在年终盘点的狂欢中,鲜少有人记起这位英年早逝的前苏联电影大师,一位真正堪称伟大的光影圣徒。2016年,是老塔离开我们的第30个年头,我们依然苦苦追随。感谢伊拉栖木童鞋写下的这篇文字,愿我们“捕捉生命如同镜像、如同梦境”。


塔可夫斯基:私人电影的临界


作者:伊拉栖木


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向来有一种两重性,一方面,其如画的摄影让无数影迷拜倒;另一方面,它的宗教性和形而上色彩,使人们谈而避之,刻意与广大观众保持着距离。2016年是老塔逝世30周年,我们借此缅怀先人,谈谈他和他的电影。



安德烈·塔科夫斯基(1932-04-04 至 1986-12-29)


影史上的类型电影有很多,而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就是一种类型电影。精到的摄影,稀薄的情节以及缓慢的节奏,一以贯之。他的7部电影(除去毕业作品《压路机与小提琴》)乍看题材类型多样,战争、科幻、史诗、传记;只是在他那里,类型电影的先验套路并不适用,战争片和科幻片是一样的,不管是节奏、背景还是剧情,老塔的类型电影和普通类型电影丝毫不沾边。



极其珍贵的《乡愁》片场照,你能找到忧郁的老塔么?

在老塔的类型电影中,最主要特点就是模糊了时空。我们既不能感觉时间线索,不知故事何去何从;也没有空间线索,在一堆泥泞中找不到东南西北。而这些电影的精神和主题几乎一脉相承,反对世俗体系,包括科学,理性,追寻自己内心的信仰,发现自我,具体表现为自闭、疯癫与牺牲,去赴往现代社会集体悲剧的救赎。



《伊万的童年》1962,散落一地的苹果和马匹


对世俗的拒绝必然导致孤独与痛苦,在老塔的电影中一开始就存在。这份偏执和抗拒,从《伊万的童年》开始,就表现为对长官的抗拒,到卢布耶夫的沉默与拒绝创作,再到《乡愁》中不能与世共处封闭自我,最后到牺牲的疯癫,成为了老塔电影的最终答案。这倒是个巧合,不过我们也很难想像,老塔如果还活在世上,之后的作品又能走向何方。



《乡愁》1983,无法剥离的精神故土


老塔的后半生颠沛流离,与前苏官方决裂后转战海外创作。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境遇下,我们大概也能理解其后期电影那些倾向的加强,尽管老塔自己所言乡愁是在讲泛人类的精神不自由所引起的痛苦,即便在家乡也会有,或许这也是政治背景下难言之隐的暗示。但是《乡愁》中个人化的俄罗斯情结无法剥离,一旦把这些元素替换成别的,那就变成了另外一部电影。



《乡愁》1983,著名的阶梯群像


当乡愁(海外)和压抑(国内)的两种情感积聚,无处可逃的不自由感便形成了其电影对脱离现代社会规训的自由渴求,这个答案在意识形态上没有东西之分,却在回归昔日俄国的精神活力倾向上得到了统一。这也成了一个泛泛而谈却最普遍的塔可夫斯基解读模式。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塔可夫斯基的孤独或者反叛除了对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抗拒和逃循,还有早期仅仅是素朴的在艺术上拒绝苏联官方主流的态度,和后期成名后语言被压抑的沉默。尽管老塔一向逃避任何政治话题,但现实中他这样的国际人物在实现自己艺术创作时很难摆脱政治因素的牵连。



《潜行者》1979,人类潜意识总是与外部世界矛盾重重


尽管我们不能得知老塔闭门拒绝现代性能不能解决西方与苏俄关于现代性困惑的冲突,但这确实升华为其电影的主要精神:回归信仰,回归宗教,素朴与自然大地共生。老塔是有信仰的导演,这几乎是其电影的灵魂所在。他说拍电影是一种祈祷,艺术则是表达愿望。比方塔可夫斯基就反对毕加索,认为其需要理性分析得来的立体主义理念并不是艺术。塔氏要做的,就是远离现代文明所有的一切框架。他反对世界的客体化,即用语言规训世界。主张靠信仰而活而非语言。因此这种素朴的宗教性使其电影往往总是在一个与大地关系紧密,没有太多人物关系,更没有社会性的设定之下。这种解决方法似乎是种倒退的形而上学,也使其电影省去了因果和分析,取而代之的是诗化和梦。



《镜子》1975,艺术家迷失的童真


作为一个电影诗人,老塔大概是影史上唯一一个以此获得这般地位和赞誉的。在其电影诸多私人化的意向和私人语言之下,他的情感依旧与我们共鸣。塔可夫斯基有个诗人父亲和演员母亲,对其影响巨大:《镜子》中他父亲的诗作为旁白而她母亲也有出演。更为重要的是,《镜子》作为一部极度私人化的电影在西方世界广受好评。我们猜测父亲的缺失和老塔自身出生状况类似,也猜测着塔氏本人的家庭关系结构,虽然毫无证据表明老塔自身婚姻破碎,家庭无法团聚等等,但是似乎我们看到了老塔对自己的命运有一种预见和忧虑。这部十分感性而个人化的电影其实离我们的距离并不太遥远,我们也能感受那种家庭命运的相似(如同《野草莓》),以及同样的婚姻困境和成长中的母爱。



《镜子》1975,影史最伟大的梦境之一


这就是老塔私人电影的临界:它并没有陷入昆德拉所言“我们人人都是作家,却没有读者”的窘境,尽管那些虚实交错的梦境与回忆可能只是老塔自己的意识流,而那些非常个人化的场景的意义(如印刷厂母亲、傍野而居的农舍)仅限于老塔自己。因此,就像老塔自身所言:不要用什么哲学理论来解释我的电影,我不否认这些理论,但谈这些的时候,电影和艺术却消失了,我的电影没有什么深奥哲学。影评家聚一起谈镜子谈了半天离主题越来越远,清洁影院大妈却很轻易就看懂了。



巴赫曼·戈巴迪《犀牛季节》2012



拉斯·冯·提尔《女性瘾者》2013


如今,英年早逝的老塔已离我们而去30年,至今身后的追随者却依旧无数。在致敬者里,不乏戈巴迪重形不重意的《犀牛季节》的狗血,也有冯提尔《女性瘾者》里赤裸裸的装X。尽管乡愁中旅馆内床头大光比的前后景构图,伊万的童年里横卧的树干,卢布耶夫倒下的白马,类之相似的镜头在后人的电影中比比皆是,但是没人能够彻底的脱离世俗背景,刻意的远离剧情来拍摄电影。反而现在这些把塔式镜头和节奏用于叙说民族故事的纪实派倒非常盛行,比如锡兰和兹维亚金采夫,成为了新一代导演的标杆。



老塔遗作《牺牲》1986,珍贵片场照


或许也只有塔可夫斯基,能够坚持着自己不问尘世、不食人间烟火的创作态度,坚持着自己非常极端的反对现代性的倾向,不带丝毫妥协,也导致了其几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一旦他不唯一,一旦他不绝对的反叛世俗,他就将走下神坛。





伊拉栖木


男,2014年上海电影节市民影评人。

前电影刊物编辑,审美口味略倾向于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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