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痛悼恩师】张树义教授千古，风范永存！
张树义教授生平回顾
张树义教授，1953年出生，山西临县人，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83年至1986年期间，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研习行政法，获法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该校法学院任教至今。他分别于1992和1997年晋升为副教授和教授，并于2002年获得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期间1995-1998年借调到新华社澳门分社，以中国法律专家身份进行澳门回归前基本法衔接和法律本地化工作。张树义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2017年1月20日北京时间11时24分在美国去世，享年63岁。
张树义教授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第一批硕士研究生，他是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学学科建设的主要参与者，也是新中国行政法学的重要开创者。他的研究具有深刻的中国问题意识、思想性和原创性，其中很多见地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建构与发展。他是新中国行政法学界“控权论”最早的倡导者，是行政诉讼法制度的深刻观察者，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冷峻思考者。他既是行政法学界的思想家，又是行政诉讼实践的高手。
他在中国的立法和行政等领域中积极践行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积极推动中国行政法治建设。他一生从事高等教育事业，教书育人，著述成果丰硕。他是无数学子行政法学之路的启蒙者。为新中国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培养了大批人才。
学子悼念
◆◆01梁凤云 | 先生高处 此心光明——痛悼恩师张树义教授
作者信息：梁凤云，张树义教授首届硕士生博士生，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判长。
今天中午时分，师弟张力教授发来微信：纽约时间22:24，张师在家人、学生的陪伴下在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溘然离世。一时凝噎，顿作倾盆。傍晚返京，青灯黄卷，写一点文字，寄无限哀思。
一九九八年，我脱离警界，考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正式开始行政法学研究生涯。当时，行政法学实行导师组负责制。一九九九年初，根据导师组的安排，张树义教授担任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在此之前，先生还指导过肖泽晟、李昕、李洪雷等师兄师姐。用先生的话说，我和殷志文是第一届完整带的硕士生。当时，先生刚刚从澳门工作返回，生活简朴，如同初创。每日骑自行车到研究生院上班，微笑着跟老师同学打招呼。
先生是行政法学界著名的“控权论”者，指行政法学任务是限制政府权力，与北京大学龚祥瑞教授观点一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行政诉讼法颁布后，时论认为，行政诉讼案件将如潮水涌向法院。先生和龚祥瑞、姜明安先生对此抱有谨慎乐观，一道就行政诉讼法实施作了调研，最终形成《法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成为行政法学田野调查的第一本力作。一九九一年，先生和张尚鷟教授一起，组织马怀德、吕锡伟、陈国尧、蒋惠岭等学者写作了《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提出行政法学是“被人们遗忘或误解的学科”，处于低谷状态，认为中国行政法学必须因应行政诉讼法的实践问题，才能走出低谷。该书实际上是行政法学依托行政诉讼法实施发展的重要著作，奠定了中国行政法学的研究进路基础。循此路径，一九九二年，先生出版了《冲突与选择》，提出行政诉讼法的出台，是一部充满冲突与选择的历史，行政诉讼法锋利如剑，深掘封建专制的老根，行政诉讼法如镜，透视矛盾冲突和思考选择。先生进而提出，行政诉讼制度和行政法学的主要任务是控制政府权力滥用。龚祥瑞先生一九九六年离世后，张树义教授成为公开倡导控权论、并与PH论、FW论等维护官方理论论战的少数学者之一。时至今日，有限政府写入政纲，方显理论成色。
先生的课堂是个辩论场。这里没有说教，只有引导；没有严肃，只有活泼；没有陈词，只有新知。先生坐在课桌上，微笑提问；学生或站或卧，论辩激烈。先生讲课的内容和角度往往与其他教授有异，讲课方式慷慨激越鞭辟入里娓娓道来层层剥茧，往往使人豁然开朗醍醐灌顶恍然大悟茅塞顿开。学生与先生围坐，先生与学生对谈，林间春花烂漫，窗外夏雨阵阵、缁帷秋叶婆娑，杏坛冬日暖阳，教益于思，受惠于思。
就学期间，先生说，韶华易逝，诸君努力，要勇于著书、立说、讲学。一九九九年，先生受邀组织编写全国律师资格考试行政法学的编写，我承担了国家赔偿一章的撰写。作为硕士研究生，我无意于也不可能在这么重大的教材上署名。先生与法律出版社协调，坚持要我署名并注明硕士研究生。当时，我二十五岁，在研究生院轰动一时，还因此获得了一笔在当时看来不菲的稿费。二〇〇〇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新的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先生带领殷志文、姚国建、刘井玉、赵宏和我写作了《寻求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良性循环》一书。后记中，先生痛斥了导师不重视学术训练的问题：“身为导师，知流弊而不敢言，何为人师？故此放言。愿闻者理解，我是对事不对人的。”先生课题经费缺乏，但他用微笑鼓励大家只管写作，他主编的一系列重要书籍得到顺利出版。参加写作的青年们，目前大多在行政法学界颇有建树。用中国政法大学颇敢言的何兵教授的话说，先生所带的学生，成材率很高。
攻读研究生期间，是我生活上最困难的时期。由于山西经济状况整体不景气，父母亲陆续下岗。我从事警察工作时间较短，几无积蓄，在生活上节衣缩食，十分困窘。早餐甚至舍不得买一个鸡蛋。先生得知后，协调学校，聘我作教授助理，并给法大本科、中央财经大学本科授课，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先生的儿子高考复习，他嘱我帮助辅导。手忙脚乱辅导几次后，先生要支付我家教费。我推脱几次，先生坚持，只得收下，感念不已。我要说，没有先生的支援，我的生活，我的人生，完全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我在写文方面颇有些自信。上小学时，作文就曾经登载在当地报纸上，感觉良好。先生说，你的文章内容虽然有些深度，但生僻词语太多。我注意到先生的文章，都是通俗而深刻的语言。因此，我刻意作了些训练，为今后从事公文写作奠定了基础。
当时，研究生属于珍稀物种，毕业无忧，也没有学业压力。先生说，圣贤可学而至也，法学巨匠是可以学习而至的。他说，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绝大多数内容，前人已经论及。之所以《论法的精神》彪炳史册，一是由于孟德斯鸠的学术训练功底，二是由于他有成为巨匠的强烈愿望。一时梦中惊醒。我之所以十几年不停爬梳，实有赖于铭记先生的鼓励。目前虽然著作有了一大堆，自忖不成样子，希望不负恩师殷殷教诲！
进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是先生的指引。十七年前，研究生毕业，炙手可热。由于困顿经历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毕业做选择时，我心仪北京某法院的待遇。某法院也日日电话传呼催促签约。我同时考取了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征询先生意见。先生说，进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将成为你一生的荣耀！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进入最高人民法院后，办案、写作和思考，成为我的生活状态。
先生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八日，先生赠送《冲突与选择》给我，扉页写着“生当忧患，死当安乐”。他跟我说，我们要和时间赛跑，和死亡赛跑，要有忧患意识，才有圆满人生。如今，一语成谶，忧患的先生已然离世，不知天堂是否平安欢乐？
生就的忧患、缺乏节制的烟酒、无尽的讲课、昼伏夜兴的写作极大影响了先生的健康。大约五年前，先生在学校体检时发现外疮。按照外疮治疗一年后，确诊为直肠癌中晚期。业内人士说，这种治愈率极高的癌症并不危险。我和大家一起寻求医疗帮助。最高人民法院蔡小雪高级法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焦洪昌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校方等提供了有效而无私的帮助。
疾病没有摧毁先生。化疗之后，反应强烈。弟子张力、李佳等昼夜守候。先生脸色苍白，神色如常，甚至与我们谈笑风生。几十次放化疗之后，体重减轻，精神如常，交流如常，风趣如常。他似乎并不在意终究会到来的离去，在大家注视的、晶莹的泪光中，他始终保持一种长老的微笑。
两年前，先生去美国治疗。先生的儿子儿媳张然夫妇、其他几个弟子和我一起去机场送行。隐隐感觉大洋彼岸——先生写作《旅行的意义：美国社会观察》的地方——先生自我放逐的地方，可能成为他最终流连之所。送行时，先生展示着他一贯的平静和微笑。先生转身而去踯躅离开后，一个中年男人竟然不住啜泣起来。
蓟门好烟柳，学道有纬经。
先生在高处，此心光而明。
谨以此文拜祭先生。
张树义先生永垂不朽！
学生梁凤云泣拜
2017年1月21日1:21
学子悼念
◆◆02王旭：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 悼念导师张树义教授
作者信息：王旭，1999年-2008年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f法学院，张树义教授2006级博士研究生，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今天是农历小年，看望老教授们之后，刘素华师姐请我们全体教研室老师中午新春雅聚。席间大家其乐融融，陶然共忘机。突然间，我接到微信，得知授业恩师张树义教授于北京时间近中午时分在纽约辞世。联系几位同门，获得确定讯息后，顿觉时空凝滞，错愕之间莫名感受到人生的巨大荒诞，喜与悲的切换竟然在须臾之间。
张老师患恶疾有年，近些时间长居美国。但从来乐天知命，“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他也自始没有把病痛放在心中。受老师顽强品格的感染，我们师门也一直怀抱乐观情绪，觉得老师心性散淡，又有深深的家国情怀，旅居美国也能复眼观察中国社会兼治疗疾病，不失为一种生活选择与安排。张老师最近一次赴美之前，我和供职于新华社的师弟杰文津，供职于国务院法制办的潘波（薛刚凌老师博士，但与张老师也私交甚笃）还专门去医院、家中探望多次，最后一次在家中还有一段不短的时间向老师汇报我的研究心得，谈到当年在老师鼓励和指导下，尝试跨越法哲学与公法学的藩篱，当时心中不免惶恐，现在略感有所沟通，日益形成自己的理路和方法，在人大法学院工作也格外舒畅。听闻这些话，老师还深感欣慰，嘱咐我时常给他看看新作，在精神层面跨越时空阻滞。回望间，那次昌平探望竟成最后一次见面，人生总是在不经意间定格，只能喟叹天地不仁，命运无情。
张树义教授在中国法学界不算官高爵显，但有情怀，敢担当，算是清流；为人豁达、乐观、仁厚，因此无论是否师从于他，受他感染，得他学问，愿与他交往的人很多，而老师也向来来者不拒，有教无类。自由心性可能是老师为人最深厚的底色，既不愿为太多世俗繁文缛节所羁绊，也不愿为严苛学术发展路径所束缚，这点在学问上体现为他强烈主张行政法控权论，孜孜以求国家的政治理性，追随人类先贤对于自治的探索；在生活上则体现为即便作为法律人，利用专业技术和知识从事相关法学教育、培训与实务工作，念兹在兹的也是不止一次跟我说“实现财务自由才能实现思想自由”。老师是一个头脑清醒，洞悉世事的人，因此他能按自己内心的责任伦理而行动，做到“君子驭物而不驭于物”。一件事可以说明。前两年，有一位商人找到他，希望出笔数目不小的钱请老师为其代理一个案子。张老师协调将这笔钱悉数捐给了学校，用以成立“公法与治理研究中心”，并设立了两个持续至今的跨学科论坛，同时筹划邀约他欣赏的学者，围绕治理话题出版系列专著。虽然实际上分文未取，但这个案子老师出于公义拖着病体也一直奔忙到生命最后一刻。这位生意人这些年见多了刻薄寡恩之辈，对人早已心若枯井，今天在电话里却也是泣不从声。在这举世滔滔皆曰名利，斯文扫地的国家里，老师可算一个至情至性的好人。
老师待我恩重如山，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实。我与老师建立私谊始于本科上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我那时痴迷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天天奉读的都是《自由秩序原理》、《通往奴役之路》。虽然现在想来自由主义有点类似于人类孩提时的心态，看不清复杂的政治原理和权力现象，但也只有心性清明的人才会真正切慕这样一种学说。张老师对自由主义的熟悉以及运用其剖析中国政治与社会的能力让我叹为观止。法大学生多，要向老师深入讨教颇为不易，后来我们几个人打听到老师闲暇爱小酌两杯，顿时觉得有了点希望。那时囊中羞涩，去学校旁边阳光商厦的超市里买了几瓶价格极其低廉的白酒，怯生生在课后提出与老师小聚，没想到张老师一口答应，而且和我们在简陋的餐馆里边聊学问边喝劣质白酒，不觉晨昏。当然，最后是我们几个黄口小儿醉倒在桌边，张老师乘兴而返。自此，我开始在张老师的引导下系统阅读公法里的政治哲学作品，同时努力培养一种“知性的真诚”，去分析、体会复杂的政治现象和公法实践，并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对国家与社会真正的同情心。在这个过程里，我逐渐体会到德国大儒费希特所言“你选择什么样的哲学，归根结底取决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之不虚。张老师是自由主义精神的践行者，而不仅仅是布道人，这极类似哈耶克的学问人生。自由但又节制，对公权警惕但对生活宽容，“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正是这种心性感染我，也在无形中塑造我的格局与气象。在硕士攻读法哲学之后，我选择正式投身张老师门下研习行政法学，在法大浓厚的行政法学术传统里，尝试沟通法学方法论与行政法学的基础理论。这种在中国学术体制里有点离经叛道的举动却正是张老师“君子不器”的心性的影响，和创造性回答中国问题的激情潜移默化的塑造。古人云“以身作则”，我想这可能也是师者对学生最好的教化。
回想认识、追随张老师十几年的时光，老师对我非常宽容，也抱有一定的学术期待。这种期待我理解是不一定要取得多高的学术地位，而是始终保持一份对学术的好奇，对学问的真诚，就像当年为了闻道不惜醉倒路边。而回首往事，最美好的良辰美景竟然都是逍遥于课堂外的生活。“且陶陶、乐尽天真”，师生围坐，把酒言欢间，听老师喷薄而出的思想与见地，于恍兮惚兮中有所增益。只是从此天上人间，何日再与恩师“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习法多年，早已暗中涵养“冷酷的理性”；年齿渐长，也每每领略世事沧桑。这些年轻易不再掀起情感巨大的波澜。但恩师阒然离去，却突然感受到生命失去了温度，精神面临虚空。虽然还要安慰更多人节哀，但自己其实也羸弱不堪。张老师走了，从此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但我想我会永远铭记老师的教导，保持对问学和生活的天真，不愧对老师。
张老师千古。
2006级博士生 王旭 泣拜
2017年1月20日
学子悼念
◆◆03张力 : 以学术为业，待万古长青 | 悼恩师张树义教授
今天是2017年1月20日，北京时间的中午1点13分。午后，阴雨，一连十来天的阴雨。午饭后，回到办公室，沏上茶，打开电脑，继续翻译工作，然后，微信闪了一下，点开，张树义老师的美国博士生扎西发来消息：“今天纽约时间晚上10:24，张老师在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不幸去世了。去世时，身边有曹老师，张然和他的爱人，张老师的同学某某和我。”
电脑这头，身处台北冬雨中的我突然哆嗦得不行。
01
初识恩师
如果按学习阶段来看，我可能是张老师门下与他接触比较晚的。本科时学习行政法，虽然知道张老师是《行政法学》教材的主编，但因为懒得占座，所以即便舍友们起大早去300来人的阶梯教室占座听张老师讲课，我也没去，只是间或请他们录音，于是第一次听到张老师用低沉的声音讲授“行政主体”时说道“谁主体，谁被告；谁行为；谁被告”。转过一年，选择保研方向时，觉得行政法体系七零八落，颇为有趣，再加上那时因为没课，从舍友那里借了张老师的《变革与重构》来翻阅，觉得行政法似乎内含大开大合的气象，便选择了它作为专业方向。
不过，第一次真正见到张老师，那是在酒桌上，张老师在餐桌那头，我在这头。当时是法评读书会后，指导老师L教授创办的某学术网站周年活动，会后，经常参加法评活动的W师兄请来他的导师张老师。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张老师和师母，素来腼腆的我并没有与张老师说上话，只是记得张老师话不多，笑眯眯的。
等到再次见到张老师时已经是读研之后了，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或者说是W师兄和T师兄的推荐，我在没有跟张老师有任何交流的情况下，就幸运地成为了张老师的硕士生。那是2007年的9月，记得知道消息的那一天，在法大研究生院，我现在的太太对我说：这就是缘分。近十年之后的今天，我才知道，讲求“天地君亲师”的中国人，在提到师生关系时说到的“缘分”二字，其实幸福得令人难过。
02
求学问道
我的硕士研究生生涯始于在北三环明光北里18号楼与张老师的见面，当时我与同门同一年级的L君、F君一起去家中拜访张老师，师母很热情，张老师还是一如既往地话不多和笑眯眯，印象中，他问了我们都看什么书，我那一年看的是卡尔·施米特还有毛雷尔，对德国公法体系蕴含的严密式美感和神谕式论断感到着迷，于是很紧张地跟张老师说了自己正在读的书。张老师笑着让我们去读读莱奥尼的《自由与法律》、哈耶克的《法律、立法与自由》、奥克肖特的《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似乎还有伯林的《自由论》，当时并不大明白他为何要推荐这些书，只是模糊地读过点苏格兰启蒙思想，直到后来我去了美国学习，研究思路慢慢转回对中国问题的关注时，才真正明白张老师时常挂在嘴边的自发秩序，其真正的内涵是什么；直到读研时，读完老师的代表作《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法学透视》后，才明白，张老师时常说的“用法学术语去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其真正的价值在哪里。
张老师门下人才济济，虽不以数量见长，但法大曾有几位教授评价曰：成材率高。这给当时读研的我带来极大的压力，不仅张老师，而且其他高年级师兄师姐如LJ君、Y君等，见面必问：最近读过什么书。去他们的宿舍闲聊，两面墙五六个书架，必然堆满了各种书。这让我一度打算放弃以学术为志业，加之彼时自负，觉得自己做什么都能做好，所以临近毕业时，还认真投考了公务员。不过，当时师兄Y君还有W君极力劝我考博，这让我很是犹豫，后来，我还专门短信问了同门非常热爱读书的L君是否打算投考张老师，他当时工作有些眉目，便回复劝我投考。于是，我便继续在张老师门下学习。
读博头一年，一次走在法大昌平校区的北门路上，张老师问我博论打算做什么，我答曰，想继续做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问题，张老师沉默了一会儿，说这有点窄吧。因为硕士答辩时，当时还在北大的S教授问过类似的问题，我在答辩时心底里自负得很，还提出过要跟答辩老师们商榷，此事被另一位H教授开玩笑地戏称为敢在答辩现场要跟老师们“商榷”的“第三人”。不过，当时以及之后确实有过一番思虑和文献整理，便依旧自负地对张老师说，想用伽达默尔理论和中国权力结构转型角度来做这个问题，而且会跟W师兄从罗尔斯反思均衡角度的解释学路径完全不一样，张老师这才说：这样看还行。后来，读博一年之后，我赴美国学习，因为资料文献的原因，便完全放弃了原来的思路，转向做公民共和和自治问题，这实际上也是受到张老师从法社会学路数转向做自治问题的影响，而且这个问题至今仍让我乐此不疲。
03
三尺讲台
张老师很少回复短信，在我第一次上讲台后，他曾发短信给我说，他视三尺讲台为挥洒生命和汗水的地方，如果有一天，即便讲课讲死在讲台上，也是幸福之事。张老师第二次被查出癌症时，我记得是那年3月份。那个学期，我与老师给本科生合开《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老师上前半学期，我得知消息后匆匆飞回北京，结果见了面，张老师一瞪，问我回来干嘛，说等他讲完再说。后来好说歹说，再加上师母劝说，张老师还是又上了1个月，才把课交给我，让我接着讲“行政许可”。那时我在昌平还没有正经住的地方，在家属院租了个朝北寒冷的房间，哆嗦着出来走去上课，巧遇出来散步的老师，他还坚持陪我走到家属院门口，一路还提醒我说，给学生讲这部分时要注意从中国特色的“审批”切入，不要惟法条、惟教材。
还有一次，也是我刚工作不久，因为总是紧张于第二天要上课，睡眠不好。有一次我笑嘻嘻地说，因为入睡太晚，某日上午上课差点迟到，结果张老师又瞪了我一眼，说上课怎么能迟到。印象中，这是永远笑眯眯的张老师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如此严肃地对我说话。自那以后，每当第二天有课时，我头一天晚上一定是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妥当，以免迟到或准备不周。这两三年来，我继续行走在法大的校园里，每日都能面朝着从张老师家里同样能望到的军都山，穿梭在依旧不变的教学楼之间，走上的是张老师数十年来所走上的同一个讲台，在面对台下两三百号学生时，时不时会有一种恍惚感，觉得张老师就在隔壁的某间教室，声音浑厚：“谁主体，谁被告；谁行为，谁被告。”确实，中国人过去常说的“师父”二字，也是幸福得令人难过。
04
控权之心
张老师是法大第一届毕业的行政法研究生，那年是1986年，法大将大批自己培养的研究生留校，法治事业百废待兴，法学教育更是几近从零起步，年轻的行政法学更是如此。
2015年的夏天，暑假，张老师在北京协和医院刚做完手术，我与几位同门轮流在医院陪床。因为术后不消化，所以张老师需要不时起来在走廊走动一番，我是那种天生不善于家长里短闲聊之人，而X师弟来陪床时时不时能唱点京剧之类，所以我猜病痛中的张老师一定觉得我乏味。不过，我在的时候，总喜欢追问张老师去东北插队的事情，问1970年代末回城后如何投考北大以及在北大学习的事情，问怎么到法大学行政法还有当时都学什么的事情，问1989年行政诉讼法是怎么出台，当年在温州是如何打亿万富翁遗产继承案的，张老师总是笑眯眯地一一道来。我还问张老师为什么会觉得行政法中的控权论是对的，他说，做人做学问都不能和“事实”二字较劲，说这是中国行政权现状决定的，说93年随龚祥瑞老师去河南南阳蹲点3个月调研行政诉讼法实施状况，当时总结出的老百姓对民告官有“三不”，现在依然如此，那么，控权就依然是行政法的根本任务；张老师说这不是学者的空想，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即便到了美国治病，张老师有一次还在跟我讨论D师弟的博士论文（从内部分析某地方政府的运作）时表示赞赏之意，认为做论文就应该关注中国现状，而现状决定了控权论依然没有过时。言犹在耳，我辈还将继续努力。
从最早见到张老师再到今天，十年有余，我从来没有听张老师说过一句自己做过什么大事或有影响力的事情，印象中唯一一句他的自我评价就是：我就是一介书生。然而，我却在求学过程中，时不时能发现张老师留下的痕迹：益民公司诉周口市政府信赖利益保护案、温州亿万富翁遗产继承案、海洋执法体制的早期建设……至于学术上的成就，我想作为学生的我是没有资格评价的。我所知道的只是，包括法大在内的许多学校现在仍在使用他主编的教材，对行政法学转型的研究仍然绕不过他当年的论著，如前述《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法学透视》，还有他与张尚鷟先生编的《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对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观察也离不开他参与编写的《法治的理想与现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现状与发展方向调查研究报告》、《冲突与选择：行政诉讼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当学生们提起控权论时，跃入脑海的第一个名字一定是：张树义。
05
一路走好
2006年，在法大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张老师有段致辞，很短，故摘录如下：
同学们：
三年前，你们来自五湖四海，驶进中国政法大学这个港湾，三年后的今天，你们即将扬帆远航。这，是一个离别的时刻，也是一个伤感的瞬间，全为那一段三年“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这即将离别之时，作为老师还能说什么呢？三年来，高头讲章、宏大叙事，博古论今，该说的也都说了。那就说一些该说而又未说的。
三年来，和你们一齐探讨秩序，那是因为这个社会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混乱。
三年来，和你们一齐讨论法治，那是因为当下的中国还基本是一个人治的国家。
三年来，和你们一齐争辩平等，那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还存在太多的歧视；
三年来，和你们一齐憧憬自由，那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还存在着太多的束缚；
三个来，和你们一齐寻求公正，那是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还有许多的不公正。
秩序、法治、平等、自由、公正，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混乱、人治、歧视、束缚以及不公正，那却是你们即将面对的现实。
我时常内心自责，是不是给了你们太多的呵护，以至于使你们成为温室的花朵，难以经受外面世界的风风雨雨；
我也时常心存内疚，出于我们理想的情怀，没有让你们直面那惨淡的人生；其实，这个世界并不那么美好，甚至可能还有一些险恶；
我也时常感到愧疚，虽然教会了你们许多知识，但是否真正使你们具备了自主的人格，自立的能力。
三年校园生活，或硕士，或博士，那只是人生旅途短暂的一段时光，你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是一个剧烈变动的年代，也是一个浮躁的年代，这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年代，也是一个潜藏着太多诱惑的年代。
面对这样一个时代，你们或走“白道”为学，或走“红道”从政，或走“黄道”经商，但绝不希望你们走“黑道”。
面对这样一个时代，你们也许著书立说，建功立业，经世济民；但我更希望你们永远怀有一颗平常之心。
在你们即将离去的时刻，想说的话可能太多。但这已然不是一个说话的时刻，既然你们终归要扬帆远航，作为老师只能倾吐自己的心愿：你们一路走好。
是啊，张老师就是这样怀着一颗平常之心，站在转型的时代，话不多，笑眯眯地说：“秩序、法治、平等、自由、公正，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在你们即将离去的时刻，想说的话可能太多。但这已然不是一个说话的时刻，既然你们终归要扬帆远航，作为老师只能倾吐自己的心愿：你们一路走好。”
张老师，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终归要远航，您也一路走好。
张力
2017年1月20日于台北南港
张树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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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义教授千古，风范永存
法学院全体师生
愿先生一路走好！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研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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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范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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