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没想到这些法学大咖们的高考志愿居然是……
比起高考
填志愿在某种程度来说更重要
因为它将决定你
去哪个城市
读什么专业
遇到什么样的人
有着怎样的四年大学生活
现在被各种法条搞得焦头烂额的你
当初或许是抱追求正义的热情
小心翼翼地把“法学”两个字敲进第一志愿一栏里
或许是在父母、亲戚的劝说下
犹犹豫豫地选择了法学专业
或许是被TVB里法官的假发、法官袍吸引
或者是被日剧、美剧里律师的巧舌如簧折服
抱着好奇地心理选择了法学专业
或许是为了当下一个何以琛
满怀期待地报了法学专业
然而变成了张益达
又或许
你是被调剂来的
每次看到
“法学专业就业率连续N年飘红”
这样的新闻就会悔不当初
但是
同一个世界
同样的调剂
有些当初阴差阳错地读了法学的学生
现在已经变成了法学界的大佬
吴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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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汉东，著名知识产权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校长、文澜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2009年、2011年两次被评为“年度十大全国知识产权保护最具影响力人物”。
高考年份 - 1977年
“当年，我做的是文学梦，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但最终被湖北财经学院的法学专业录取。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法学是个什么专业，法学启蒙可以说是来自邻居。邻居曾在民国时期当警察，他说，法律是很重要的一个专业，专门培养法官和律师的。至今，我对这段话记忆犹新。
当时，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湖北财经学院三所大学招收法律系学生。法学教育基本处于草创阶段，很多书、很多教材都没有，但这并没有阻碍学生们求知欲。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共50名同学，个个都如饥似渴地读书。黄进，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成天背《新概念英语》，寝室熄灯了，就在路灯下继续背，最终成为国际法领域的专家。王利明，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大学前两年常与下铺的兄弟、原湖北省委党校副校长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特聘教授方世荣讨论文学。
1982年大学毕业，我选择了留校任教，并继续攻读研究生，师从法理学家章若龙先生，并在民法学家李静堂和罗玉珍两位先生指导下，专攻民法基础理论。”（内容来源：法治网）
陈兴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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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1957年生，浙江义乌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考年份 - 1977年
“1977年12月，高考制度恢复，我当即参加了高考。在填写志愿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把北大哲学系列为第一志愿，复旦新闻系是第二志愿，北大法律系只是第三志愿。发榜的结果，我被北大法律系录取，也许由于我在县公安局工作的缘故，反正未能圆我的哲学梦。记得当时在高考报名时填写上述三个志愿时，分明听到旁边几位报名者的窃笑。不知是自信还是盲目，在考上以后我才为当时的狂妄而捏一把冷汗。”
“1978年2月26日，我接到北大的录取通知，第二天就风尘仆仆地启程前往北京。这是20岁的我第一次远行，从此告别了生我、养我的家乡，开始了在北京生活、学习的岁月。可以想象，要不是高考改变了命运，我也许会在江南小镇终老一生。”（内容来源：《刑事法评论》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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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楷，1959年生，湖北仙桃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原湖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系，同年攻读本校法学硕士学位，1985年留校任教，1989年到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研修，1995年任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客座研究员，1996年任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客座研究教授，曾任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主任。1998年2月调入清华大学。
高考年份 - 1978年
“还记得最初选择文理科时，只是因为哥哥选择了理科，我就随意选择了文科。其实，我中学时就没有学过历史地理。当时对法学一点概念都没有，只是出于好奇和新鲜感便选择了这个专业。
之后选择刑法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除了出于对这门学科的喜欢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大学一个星期后，我就想以后当一名大学老师。因为上大学后知道老师是不用坐班的，觉得当老师会比较轻松，而我这个人特别懒，小时候在家里什么事都懒得做。如果当大学老师，不仅比较适合我这种懒人，而且刑法这门课也比较好讲。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不过后来发现当老师其实是很辛苦的，但我也不觉得累。在我看来，如果能把事业和兴趣爱好结合起来，每天的工作就变成一种享受和快乐了。”（内容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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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明安，1951年9月出生于湖南省汨罗市，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研究中心主任。于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高考年份 - 1977年
“1977年10月，我刚从‘五七大学‘毕业分配到本县天井中学教书两个月，就从报纸上看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反复看了几遍，确定我仍有报考资格，那时我已经过26岁了。当时，我非常激动，当即决定报考，因为我一直有一个上大学的梦。
我小时候的理想本来是数学，原本是希望报考理科的。因为“文革”的原因,我初中没有读完，物理、化学基本上没有学过，不敢报考理科。报文科时，我选择了政治、历史、哲学等，那时不知道法律、法学，高考被法学专业录取是组织安排的。
我的“初恋”是数学，法学对于我而言，是“先结婚，后恋爱”，但后来我是真正爱上了她，几十年对她不离不弃。1977年高考对我个人的意义就是，让我获得了我的这一终生所爱：法学、法治。此后我即与法学、法治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内容来源：法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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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77-1981年，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本科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
高考年份 - 1977年
“当大学招录制度改革的消息传到插队的村庄时，大家对此都将信将疑，因为高考已经停止十多年。最初我也没有把此事当真，因而并没有认真备考。但过了不到1个月，我的一位中学老师给我寄来一封信，他在信里叮嘱我说，我在中学是班里的学习尖子，有基础，有希望，不管消息是真是假，一定要参加这次高考，哪怕权当一试，也是难得的机遇。
我回信说出了心中的顾虑，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摸教材，手头也没有数学、物理、化学等课本，不知道该复习什么，怎么复习。老师又很快回信，并随信给我寄来几本‘文革’前的中学教材，并再次鼓励我努力复习。就这样，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向生产大队请了假，回到小镇上，认真备考。我把自己关在小房间近半个月不出门，每天啃点红薯，吃点炒饭，醒了就看书，看累了就睡觉，就这样复习了半个月，迎来了考试正式举行的日子。我进考场后，发现里面空座位不少，看来不少人最后还是放弃了。
我的数学考得很差，但好在语文很出色，把平均分拉上来了，才勉强被录取。我就这样误打误撞地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我至今还记得，我正在田间除草时，一位乡村邮递员大声叫我的名字，然后给我送来了一封邮件，我打开一看，是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当时仍然不敢相信，请身边的几个人仔细看是不是真的，大家都确认无疑，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内容来源：法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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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勤华，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77-1982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1984年12月，华东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本校法制史教研室任教至今，1998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法律史、法学史和比较法的教学和研究。
高考年份 - 1977年
“我当时第一志愿报的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第二志愿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当年北大来上海招生最初没有法律专业，后来追加了两名法律专业的名额，我就转过来了。
其实，我们班级的其他同学如武树臣、陈兴良、张恒山等，第一志愿也都没有填写法律。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不仅考试情况和报考专业等与现在有很大不同，而且由于“**”彻底否定、摧毁了法治，所以年轻人包括整个社会都不知法律为何物。
1977年虽然有3所大学的法律系即北京大学法律系、吉林大学法律系和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恢复招收法律本科生，但总人数只有193人。即北大法律系83人(不分班)、吉大法律系60人、湖财法律系50人。我记得，北大法律系当时在学校各个系中是最弱小的，与图书馆系差不多，和今日法学院的巨大规模是无法相比的。”
大咖们的高考故事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知识改变命运”是字里行间的无声诉说
在这个热烈的季节
每个踏入考场的你
都是主角
在此祝今年的高考生们
一举成功、金榜题名！
责任编辑 | 吴晓婧
审核人员 | 张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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