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之谜——它曾是皇帝的宝贝，何以辗转流落到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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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靖康之难、宫廷乐器……

当这些词语一个个蹦出时，

你会想到什么？

临海市博物馆的一件馆藏文物恰好是它们的见证者。

走进位于东湖之滨的临海市博物馆，扑面而来的是一股静谧之感。这座老式的博物馆将于今年下半年迁往新址，大多数文物都已收入库房以待集中整理。虽然博物馆年代略显久远，但库房一打开，这个台州地区收藏最多的文博单位便立刻活力满满，一段段历史似要在空气中碰撞出新的火花。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取出北宋大晟应钟——这件国家一级文物。

制作精致、纹饰繁丽，

该应钟系青铜铸造，断面呈杏核形，

钮作二龙相对状，纹饰镂空。

钟身为饰曲虺纹及乳钉纹，

每面有乳钉18颗。

钲部铸有篆书铭文，

一面为“大晟”，一面为“应钟”。

对编钟不太了解的读者一定有所疑惑，

“大晟”、“应钟”都是什么意思呢？

徐三见先生介绍说：“大晟是北宋末期徽宗创制的掌乐机构‘大晟府’的标记，因此，该应钟是宫廷乐器，是北宋大晟编钟中的一件。应钟是音律名，按音阶排列，此钟属‘应’。”当时采用的是魏汉律之法，所以大晟钟每编分正声、中声、清声三类，一套共含二十八枚。根据铭文记录，临海市博物馆的这件大晟应钟属于“正声”。

这件与南方关系并不紧密的宫廷乐器

是如何辗转来到临海的呢？

徐三见先生表示，目前，关于这件北宋大晟应钟的收藏过程只能从项士元追溯至杨晨。

1951年3月，台州成立专区文物管理筹备委员会（临海市博物馆前身），新中国临海文物事业的开创者与奠基人项士元（1887-1959年）被推选为委员兼征集组组长，并开始在台州各地辗转，进行文物征集和保护等工作。大晟应钟就是在这一工作过程中征集而得。

大晟应钟的旧主杨晨（1845-1922年）是台州黄岩人，也是清末学者、实业家和收藏家。他于光绪三年（1877年）中进士，曾任乡试同考官、监察御史、刑科给事中等职。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因母亲去世，杨晨辞官返乡，返乡后，曾创办公司经商，开创台州航行事业。民国九年（1920年），杨晨在路桥建杨氏家庙，储御书及法书名画，藏书三万余卷。据有关资料记载，杨晨收藏的珍品大多是从北京带回。

那么，这件大晟应钟是他在京城为官时所得还是返回台州所得？这些具体细节问题均有待进一步考证。而有关于大晟应钟离开宫廷散落民间的始末则更无从得知了。

据史料记载，北宋徽宗崇宁至政和年间议制并推行大晟新乐，同时铸造青铜乐器。

只是，这不是一个歌舞升平的好时代。

北宋徽宗时期，政权岌岌可危，内有农民起义的冲突，外有辽金势力的威逼。然而，宋徽宗却仍想粉饰太平，并命文武百官重制新乐，设“大晟府”管理国家乐政，“铸泻务”则专门铸造铜乐器。

谁能想到，接下去的几年，北宋朝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晟编钟也因此见证了北宋的覆灭。

四海弦歌挡不住金人的铁蹄。从政和三年（1113年）行大晟新乐至政和七年（1117年）因金兵入侵罢“大晟府”，只有短短5年的时间。

我们再将时间线拉长一些，从崇宁三年（1104年）开始铸造大晟编钟算起，至靖康之难，时间也仅仅走过22年。

《宋史·乐志》记载：“靖康二年，金人取汴。凡大乐轩架、乐舞图、舜文二琴、教坊乐器、乐书、乐章、明堂布政闰月体式、景阳钟并虚、九鼎皆亡矣。”北宋亡后，金人将宫廷珍宝一一掠去，编钟一部分被掠北上，一部分就地散失民间，还有一部分随赵宋王朝的南迁而转移到南方。有专家猜测，临海市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大晟应钟可能与宋高宗赵构避难台州有关，但一切依然无从考证。

在徽宗死后，被掠北上的大晟编钟仍被金人置于宫廷演奏。但因金太宗名完颜晟，为了避讳，金人将“晟”字刮去，钟铭从“大晟”改为“大和”。一些散失的编钟得以保留原款，临海市博物馆所藏的应钟就是其中一件。

千年前，大晟编钟古朴典雅，音色悠扬，宋徽宗将所奏之乐命名为“大晟乐”，视其为“宋乐之始”。可大晟钟问世不久，北宋王朝覆灭，大晟钟的命运如同国运一般，从辉煌之时跌入屈辱极点，实在令人慨叹，也足见历史之无情。

在历史的长河中，编钟的变化、兴衰也有说不完道不尽的故事。据史料记载，中国古代编钟铸造始于商代，雏形是铃，然后是铙、单钟。春秋战国时期，大晟钟像其他青铜器一样，达到铸造技艺的巅峰。

汉代以后，铁器已被广泛使用，青铜礼器和工具有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迹象。到了宋代，涌现出复古之风，大晟钟正是在此情况下铸成的。

当年，宋徽宗设立乐器制造所，在汴京南郊建立了规模宏大的铸造场，最终铸成大晟编钟12套336枚。

虽然大晟编钟在徽宗时期铸造数量庞大，但流传至今、得以著录的却屈指可数，甚至有不少已流入海外。如今，已知存世的大晟钟仅有25枚，其中8件藏于故宫博物馆。

正因大晟编钟存世数量稀少，它也引起了音乐考古学学者的关注。2007年，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李幼平教授来到临海市博物馆，对大晟应钟进行了考察与音乐学音响测试。在他十多年的潜心钻研中，研制出百余件大晟钟高仿品，希望以此让人们欣赏到沉寂千年的宋代乐音。

面对这件来源未解、谜团重重的大晟应钟，记者不禁想象起当年大晟编钟演奏时的景象。若干枚音律不同的钟，悬挂于钟座上，庄严而稳重，可谓是镇场重器。作为大型乐队中重要的敲击乐器之一，编钟极富华夏文化特色。在重大场合中，它既是旋律性乐器，又是色彩性乐器。在合乐时，它那特殊的音响，渲染出庄重肃穆的气氛，同时也在乐队中发挥了中和之音的作用。

只是，当大晟应钟与家破人亡的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时，它的身上又蒙上了一层其他乐器不曾拥有的悲凉之感。作为研究音乐的重要材料，今时今日它仍能发出乐音。在这绕梁的余声中，它似乎还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岁月变迁的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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