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和 许秋璇 王珠珠 | 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模型研究

引论

理论与原则

2023-3

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模型研究

吴永和¹, 许秋璇¹, 王珠珠^{2, 3}

1.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信息技术学系

2. 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 中央电化教育馆

摘　要：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和革新因素，对教育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的评估已成为当前教育改革与实践的要点之一。成熟度模型为破解教育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评估难题提供新方法，有助于引领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落地。本研究基于成熟度模型理论及基本结构，从国际比较视角分析现有数字化成熟度模型，通过政策分析提炼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构成要素；借鉴能力成熟度模型的级别划分和行为特征，结合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特点，构建了包含 5 个关键过程域、18 个子关键域和 5 个成熟度等级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框架；基于“宏观— 中观—微观”系统性推进数字化创变的思路，从国家、区域和学校三个层面探讨了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框架的关键应用场景，以期为探寻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实施和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行的评价路径。

关键词：教育数字化转型; 成熟度模型; 评价框架; 应用场景; 国际比较; 政策分析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3期  教育数字化转型专刊

吴永和，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浦江人才，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技术标委会主任。

目录概览

一、引言

二、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的理论审视

三、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模型构建

四、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框架应用场景

五、结语

一、引言

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发展与应用正全方位和加速地推进各行各业的变革与创新，也深刻影响着教育系统的创新与发展。2021年11月，EDUCAUSE（2021）发布的《2022 年十大 IT 议题：我们应有的高等教育》描述了数字技术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十大议题，包括“适应数字化未来的数字教师、数字与实体的平衡游戏、从数字稀缺到数字丰富”等。近年来，国家围绕教育现代化、教育强国、教育数字化转型作了一系列重要的战略部署。例如，2021年8月，教育部批复同意将上海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试点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0）；《教育部 2022年工作要点》提出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加快推进教育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2a）；2022 年 3 月，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正式上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2b），推动了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标志着教育数字化转型成为我国未来教育改革的重点和趋势。

教育数字化转型旨在实现需求驱动、优质公平，借助新型数字技术形成具有开放性、适应性、柔韧性、永续性的教育生态（祝智庭，郑浩，等，2022）。这需要诊断转型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揭示不同发展水平区域、不同发展阶段各要素的不足和改进方向，评估转型的有效性、发展程度和目标达成度等。然而，当前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和实践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缺少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的相关标准与评估模型，导致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没有清晰的路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步伐。而且，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持续演进的过程，具有较强的复杂性、非线性、动态性、不确定性等系统特征，难以用单一观察指标或一个量化的阈值去评估。作为战略规划最有价值的工具之一，成熟度模型不仅能清晰描述目标系统的概念范畴、发展过程和阶段目标，还具有评价目标系统发展水平和能力程度的功能（Sadiq et al.，2021；Schumacher et al.，2016）。成熟度模型被广泛应用于计算机、管理和数据治理等领域，衍生出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CMM） 、项目管理成熟度模型（Project Management Maturity Model，PMMM） 、数据管理成熟度模型（Data Management Maturity Model，DMMM）等，为勾勒这些领域组织活动发展的演化轨迹、动态评估发展能力提供了有效路径。鉴于此，本文将成熟度模型思想与方法引入教育数字化转型评估领域，基于能力成熟度模型基本结构和已有数字化成熟度模型比较，构建教育数字化转型能力成熟度模型，探讨其在不同层次、不同实践场域应用的差异性，为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与实践提供借鉴。

二、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的理论审视

（一）成熟度模型理论及基本结构

成熟度是指对事物发展程度的总体性描述和度量，如软件过程成熟度是指针对具体的软件过程进行明确定义、管理、测量、控制以及有效程度评判（卡耐基梅隆大学软件工程研究所，2001，第5—6页）。广义上，成熟度模型是指个体或组织按照预期目标和现有条件获得或提升某种能力的过程性框架；狭义上，可以将其定义为衡量软件机构持续改进和提高软件过程能力水平的评价方法和工具。能力成熟度模型由成熟度级别、关键过程域、共同特征以及关键实践构成（Paulk et al.，1993），为软件开发过程的管理、改进和评估提供了一个渐进式的改进框架，以增量的方式逐步引导软件组织走向成熟。

此后，国内外学者和研究机构将能力成熟度模型应用到各个领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成熟度模型。例如，美国项目管理协会提出的组织项目管理模型，其结构包含项目管理的 4 个成熟度等级、9 个关键领域和 5 个基本过程以及 3 个层次域（PMI，2000）；Kulkarni & Freeze（2004）提出了知识管理能力评估模型，将知识管理绩效评价划分为 6 个成熟度等级和 4个关键过程域；美国雪城大学秦健教授团队提出的研究数据管理的能力成熟度模型，由 5 类关键过程域和 5 个成熟度等级组成，每个关键过程域下设置子关键域活动，各子关键域的实践活动都统一按共用特征进行组织（Crowston & Qin，2010）；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的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将数据管理划分为 8 大能力域、29 个功能子域和 5 个成熟度等级（叶兰，2020）。

基于上述可知，成熟度模型的基本结构一般由成熟度等级、关键过程域和子关键域构成，以此作为组织构造过程能力和绩效提升的演化路径，衡量项目或方案实施的最终绩效。对教育而言，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模型应具有如下功能：（1）锚定教育数字化转型所处发展阶段，精准识别教育数字化发展关键问题，描绘教育数字化转型从初始、混乱阶段发展到成熟、有序阶段的演化路径；（2）为教育组织实施数字化转型提供清晰的发展指南，帮助其识别各种潜在优势和挑战，明确合适的启动点、执行步骤以及各种资源需求，以驱动教育数字化可持续发展；（3）促使各级各类教育组织和机构更加关注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同时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问题及实践方案等方面进行全面交流与探讨，促进教育组织实现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敏捷演变。

（二） 数字化成熟度模型的国际比较

数字化转型是信息化发展的重要发展阶段，国内外研究者正积极开展对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模型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本研究以 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和企业官网为数据来源，对 2017~2022 年国内外数字化成熟度模型相关的 10 篇核心文献或研究报告进行比较分析（如表1所示），为构建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框架提供理论依据。

对国内外数字化成熟度模型的分析可以发现，第一，从关键过程域设置的角度，各模型在关键过程域的设置上存在较大差异，体现在关键过程域及子关键域的类别和数量各不相同。其中，高等教育机构数字化成熟度模型（Durek et al.，2017） 、泛组织数字成熟度模型（Deloitte，2018） 、欧洲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模型框架（Alexa，2019） 、通用数字化转型框架（Bumann     Peter&，2019） 、教育信息化指数评估框架（吴砥等，2020）和企业数字化成熟度模型（王核成等，2021）的关键过程域及子关键域划分较为全面细致。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提出的数字成熟度模型（Leino et al.，2017） 、高校数字化转型多维整合模型   （Rodríguez & Bribiesca，2021） 、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转型框架（程建钢等，2022）仅设置关键过程域，无细分领域，较为宽泛。尽管如此，通过比较可以进一步发现，战略、技术、组织、文化、基础设施、人员等是数字化成熟度模型共有的关键过程域。

第二，从成熟度等级的评价标准角度，各模型主要依据所划分的关键过程域，列出每个关键过程域在不同成熟度等级的特征及要求，并根据评价结果分析组织在该项过程域所处的级别。如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提出的数字成熟度模型，企业数字化成熟度模型和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转型框架。各模型在评价标准的详细程度上又表现不一，有的仅从整体上描述成熟度等级的评价标准，如企业数字化成熟度模型；有的则对每个关键过程域及子关键域的不同成熟度等级都给出相应的评价标准，如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转型框架。

第三，从模型的组织体系角度，企业数字化成熟度模型基本遵循由谁来负责数字化转型（Who），涉及哪些制度、政策和文化（What）和如何从技术上解决数字化发展问题（How）等三个方面选取关键过程域。相对来说，教育数字化成熟度模型关键过程域的选取还需要融入到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场域与价值空间进行考察。特别是基于顶层的战略规划、组织管理和文化建设，需要关照构建智能社会新生态与高质量教育体系对教育数字化转型提出的多方面需求。此外，教育数字化成熟度模型中的“技术”过程域实际上是一种“使能技术”，指向技术赋能教育发展的结果，即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促进教育系统的结构、功能、文化发生创变，最终实现数字教育新生态。

（三） 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的关键要素

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教育部等制定并颁布了系列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意见和通知，这些政策性文件对教育数字化转型进行了总领性陈述，引导我国教育数字化发展和智能升级朝着良性、有序方向发展（祝智庭，胡姣，2022）。深入剖析这些政策内容，有助于识别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要素的分析框架，为提炼关键构成要素提供政策依据。为此，本研究以教育部官网 、中央人民政府官网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官网为数据来源，共收集到 2010 ~ 2022 年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政策文件31 篇。依据信息技术发展周期短、时效性强的特点，本研究选取近 5 年教育数字化转型相关的 8 篇政策性文件进行分析，如表2所示。

纵观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政策要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领域有三个方面：一是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在教育领域的广泛使用，体现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属性；二是通过数字技术的有效应用，对教育形态、组织架构、教与学的方式、教师发展、学生发展等要素产生深入影响，促进教育优质均衡与质量提升，体现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教育属性；三是通过教育数字化推动管理机制完善、文化理念变革和创新人才培养，服务并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现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社会属性。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领域及本质属性的探讨为其成熟度评价关键要素的提取提供了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 1 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要素的分析框架

技术属性是外显的技术存在，即技术如何促进教育数字化发展，其涵盖的关键要素有信息网络、系统平台、校园设施、可信安全、数据治理等；教育属性是内在的价值主张，即技术和数据双轮驱动教育流程重塑，生成教育的新范式，促进教育内生发展，其包含的关键要素有教学创新、教育资源、教育评价、学生发展、教师发展、学生素养、教师素养、能力建设、学校发展与社会影响等；社会属性是深度的增值价值，即教育系统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在数字化转型实践中形成的规范原则、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精神活动及其产品，能够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和文化的创新扩散，其包括的关键要素有发展规划、组织实施、机制保障、文化建设等。

三、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模型构建

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模型是一个具有渐进性、延展性和灵活性的阶梯式进化架构，能为教育组织从多元视角审视和评价数字化转型能力提供指导。基于成熟度模型理论的相关论述，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模型可划分为三个部分：（1）成熟度等级，指经过严格定义的 、向着达到全面数字化转型过程目标进发的发展阶梯，为持续的过程改进提供合理度量；（2）关键过程域，即达到某一等级所必须实现的总体目标和行为；（3）子关键域，指达到关键过程域所要开展的具体行为，一般由多个子关键域活动来实现一个关键过程域。

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等级反映了教育数字化转型从初始级到优化级的演进路径，有利于综合度量教育数字化发展能力的全过程。构建一个成熟度模型，首先需要确定成熟度等级，然后为各成熟度等级制定不同的评价标准。如前所述，绝大多数成熟度模型以能力成熟度模型（CMM）的“初始级”“可重复级”“已定义级”“已管理级”和“优化级”五个级别为基本等级。虽然各级别的名称并不一致，但其内在本质相差不大，主要根据具体主题类型体现各自特征。此外，也有部分研究将成熟度等级划分为三级、四级和六级。例如，江帆等人（2018）将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成熟度划分为三个等级；杨琳等人（2020）将国际工程风险成熟度划分为四个等级；陶飞等人（2022）将数字孪生成熟度划分为六个等级。本研究主要参考能力成熟度模型的发展等级及其行为特征，结合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阶段特点，将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等级划分为初始级、成长级、稳健级、优化级和引领级这五个等级，并确定各等级的总特征和特征描述。

关键过程域是达成某个成熟度等级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过程域应体现教育数字化转型“技术—教育—社会”三重交互的本质属性。本研究以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要素为参照，结合国际数字化成熟度模型共有的关键过程域，将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关键过程域划分为战略规划、教育变革、数据治理、基础设施和发展成效这五个维度。战略规划即教育组织在目标、原则、机制和文化层面规划教育数字化发展的蓝图；教育变革是指新技术、新环境赋能新的教学模式、资源供给模式、教研模式和评价机制生成；数据治理是将教育数据转化为数据资产并服务于各类教育业务系统的机制；基础设施是以数字基建为内核、以教育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发展成效则是教育主体在数字素养、办学质量和社会满意度等方面的提升效果。依据关键过程域的含义，细化分解出 18 个子关键域。由此，本研究提出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框架，如图2所示。

图 2 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框架

（一） 关键过程域定义

（1）战略规划。战略规划是指保障教育数字化落地实施的目标、原则、机制和文化等。其中，该关键过程域包含制定规划、组织实施、机制保障和文化建设四个子关键域：①制定规划，指对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目标、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的规划和设计；②组织实施，指统筹推进教育管理者数字化培训、研修，引领教育数字化转型试验区及示范校的试点工作；③机制保障，指为推进教育数字化提供政策标准、经费投入和专职人员等保障；④文化建设，指建设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加强对外宣传推广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中国经验，为建设学习型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2）教育变革。教育变革是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为基础，积极探索教育资源、教学、评价和教研模式变革和生态重构。其中，该关键过程域包含资源供给、教学创新、评价变革和教师发展四个子关键域：①资源供给，指为广大师生和社会学习者提供开放共享的优质资源，并利用平台模式实现资源众筹众创；②教学创新，指以数字技术全方位赋能教育教学各环节，创新应用混合式教学、体验式教学、探究式教学等模式，实现人才培养质量提升；③评价变革，指开展数据驱动的教育综合评价，特别是探索基于全过程、全要素的学生学习成长数据追踪与综合素质智能评价；④教师发展，指通过培训、研修等方式，以智能技术赋能教师职业生涯发展，包括实施校（园）长教育数字化领导力提升培训，推动教师应用智能助手，开展教师智能研修等。

（3）数据治理。数据治理是通过建立教育数据全生命周期的标准规范体系，并为教育相关者提供个性化的数据服务，以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能力建设的过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指出：“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已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2）。可见，大数据驱动的研究作为第四研究范式，已成为教育数字化成熟度评价的有效方式。其中，该关键过程域包含数据标准、数据服务、能力建设三个子关键域：①数据标准，指推进教育数据开发、共享、应用等标准制定，加大教育数据标准推广执行力度；②数据服务，指建立教育政务信息大数据，支撑学校事务“网上办”“移动办”“全程网办”，提高教育服务质量；③能力建设，指教育组织及其成员具备风险研判能力、决策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

（4）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以 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为基础条件，以数据为驱动要素，面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其中，该关键过程域包含信息网络、系统平台、校园设施和可信安全四个子关键域：①信息网络，指面对网络联通和疫情期间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常态化应用等新形势，确保师生公平享有学习权与网络学习空间；②系统平台，指在构建新型数据中心的基础上，通过数据采集、清洗、存储、管理、分析和应用等方式为教育系统业务平台的构建提供便利；③校园设施，指利用信息技术升级教学设施、科研设施和公共设施，促进学校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一体化建设；④可信安全，指有效感知网络安全威胁，过滤网络不良信息，提升信息化供应链水平，强化在线教育监管，保障广大师生的切身利益。

（5）发展成效。发展成效是对数字化支持的教师专业发展、学生全面发展、学校整体发展以及管理者发展所做的绩效评价。其中，该关键过程域包含师生素养、学校发展、行政能力三个子关键域：①师生素养，指教师和学生的数字素养水平，以及对两者之间发展效果的相关性考察；②学校发展，指学校办学质量、社会影响和社会满意度等方面的增值性评价。③行政能力，指教育组织在推进教育数字化过程中形成的体制机制创新，以及教育相关者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满意度。

（二） 成熟度等级定义

（1）初始级。该等级是最低一级，处于这一级的各省市区及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意识淡薄，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环境、体制机制和文化氛围尚未形成；数字化技术赋能教育教学的程度较低、应用范围窄，教育数字化转型对于教育变革的促进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待普及和加强，优质教育资源较为匮乏，网络安全易受到威胁；教育数字基座尚未构建，只管数据采集而忽略数据维护的粗放式数据治理模式比较普遍；教育数字化转型对于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的支撑作用不显现。

（2）成长级。教育组织开始重视教育数字化转型，初步制定教育数字化发展规划和组织架构，但部分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发展规划尚无清晰的实施细节，组织管理缺乏有效的控制；数字化赋能各类教育应用发展，试点区初步形成了一些可复制的典型案例，但这一阶段的应用还不太深入，数字化和教育教学“两张皮”的现象仍然存在；教育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初步形成，优质数字资源不断丰富，但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尚需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区域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认识到数据要素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尝试探索数据赋能教育的技术架构，但“数据孤岛”问题仍未解决；教师、学生和管理者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意愿逐渐加强，但教育数字化转型对于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的支撑作用仍不明显，整体存在较大发展空间。

（3）稳健级。教育组织已经初步落实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规划，组织实施和机制保障步入规范化、标准化的进程，但体制机制尚需创新，教育发展理念尚未更新；新技术赋能新型教育模式实现常态化应用，但尚未驱动教育教学各环节发生创新与变革；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先进，已实现连接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间的教育网络，教学设施、科研设施和公共设施得到有效升级，但数字教育资源开发与服务能力不强；数据治理服务的作用发挥明显，但尚未实现区域内教育数据和资源的联通和共享；数字化对教育改革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日益凸显，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明显提升，学生数字化学习能力和管理者数字化支持服务能力显著增强，但教师数字化教学创新能力尚显不足，学生数字素养水平仍有待提升。

（4）优化级。教育组织设置了定量和可预测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目标，并强调多方协同推进长远规划的制定；各级各类教育数字化转型试点都取得丰硕成果，通过成果交付和研讨交流推广典型应用，逐步创建数字化文化来转变教育观念；数字技术赋能教育教学过程发生全方位、系统性的创变，数据驱动教育管理和教育教学各环节，教育数字化迈入创新发展阶段；教育数字基座已经搭建好，可以有效联通数据供需双方，为政府和教育组织提供数据服务，教育数据治理效能明显增强；教育新型基础设施深入应用，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多元化智能终端的建设与应用快速推进，但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监管能力和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有待加强；数字化转型对教育改革发展的推动作用大幅提升，持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数字化发展之路。

（5）引领级。教育组织已经形成自我完善、高效管理的机制和文化，能够主动识别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使用新理念、新技术和新方法持续提升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效能；数字技术赋能教育观念更新、流程再造和模式重构，数字化学习生态系统建设完成；数据治理服务能力强，为教育提供丰富的数据服务，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价值；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先进，数字化环境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监管能力和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持续优化；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成效显著，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以数字化支撑教育高质量发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数字化发展路径，为其他国家或地区解决教育数字化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提供中国方案。

四、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框架应用场景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系统性、全方位的变革，其实践内容涉及制度机制改革、基础设施建设、文化理念更新、数字基座建设和教育模式创新等，既需要政府主导的顶层设计，又需要不同区域和各级各类学校的实践参与。基于“宏观—中观—微观”系统性推进数字化创变的思路，对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框架的关键应用场景进行阐释。

（一） 宏观层面：擘画国家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蓝图

教育数字化转型促进教育公平和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当前教育发展与改革的迫切需求。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数字教育空前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区域教育资源发展不均衡、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全民数字能力不足等问题。例如，对于欠发达的偏远地区，最基本的硬件工具——电脑和网络，还是很多学生获取在线学习教育机会的主要障碍（李敏辉等，2022）。客观评估我国教育数字化发展现状，在国家战略上制定合理的规划和布局，是解决上述现实问题的应然之举。基于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框架，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评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探索：

一是反映教育数字化战略规划和制度建设进程。近年来，围绕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这一主线，国家相继颁布了《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 （2018—2022 年）》等政策文件，特别是在《教育部 2022 年工作要点》中提出了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 动。各地区虽然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制定了很多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政策制度，但其在战略目标规划和政策执行力度方面仍存在差异。一方面，针对不同地区教育数字化发展存在差异化的现象，政府应制定具有层次性、前瞻性和引领性的战略规划和政策制度，科学调配资源，促进各地区教育均衡和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针对现有教育数字化发展阶段，政府需要为下一阶段的战略重点和具体行动规划发展蓝图。

二是评估我国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水平。2021 年 7 月，教育部等六部门（2021）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指出要聚焦信息网络、平台体系、数字资源、智慧校园、创新应用、可信安全等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虽然近年来我国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已初见成效，建设过程中仍存在一些“短板”和“瓶颈”，比如存在数字资源数量短缺、供需失衡、“孤岛”桎梏等问题（金玉等，2022）。为精准定位各地区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差距，政府需要借助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框架来可视化呈现教育新基建发展水平，并针对薄弱环节提出改进策略，为政府推进教育新基建提供循序渐进的发展指南。

三是追踪数字化发展新理念和数字能力提升现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的根本原则（新华社，2020）。这意味着更新发展理念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转变教育数字化发展理念是建设智能社会新生态对教育的新要求。2021 年 11 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2021）印发《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明确了发展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主要任务和重点工程。可见，数字化意识、思维和能力已成为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必备素养和技能。因此，评估数字化发展理念与数字能力提升现状成为了解各地区创建数字化文化的效果，有效推动教育更加公平、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二） 中观层面：度量区域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水平

智能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为区域教育数字化转型落地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上海市长宁区、宝山区和徐汇区获批成为教育数字化转型实验区，并率先在“1234N 蓝图”、智慧同侪课堂、三个智能助手、师生数字画像、“5汇工程”等教育应用场景建设方面进行实践探索。此外，杭州市西湖区提出以“四云”（云机房、云网络、云门户、云应用）建设为基础的数字化教育建设目标。尽管各地区已初步开展了教育数字化转型，但如何度量区域教育改革创新水平并提出改进策略，是推动区域教育创新发展的关键问题。依据成熟度模型，区域教育数字化转型能力评估应在以下方面展开探索：

一是衡量区域教育新型基础设施深化应用水平。教育新基建的深化应用，将区域教育资源单向供给模式转向基于泛联网络、数字基座、数据治理、轻量应用的共创共享模式，推动教育信息化的区域一体化（程莉莉等，2022）。例如，上海市宝山区近年来重点加强区域信息化基础设施与教、学、管的深度融合，推行“云网边端”一体化的建设模式，推进数字校园基础设施建设，以构建泛在融合的信息化环境。尽管多年来区域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取得长足发展，但随着技术不断地变化，未来教育新基建赋能教育教学的模式仍有待探索。这就需要衡量区域教育新基建的深化应用水平，为明晰教育新基建的发展路径提供参考。

二是评价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教育精准治理能力。基于大数据的精准决策将成为区域教育治理的重要特征，实现全样本、全过程、多模态的数据采集，以及教育数据的融通共享、深度聚合。例如，上海市长宁区建设“区—校”两级数字基座，实现数据联通、应用联结、人员联合、资源共享，开发各类数字应用和资源，赋能教育治理、教育教学、教师发展（熊秋菊，2022）；宝山区积极开展基于“教育大脑”的智能治理（张治等，2022）。利用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模型，持续跟踪区县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教育精准治理能力发展，量化分析影响区县智能治理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探寻缩小区域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差距的有效途径。

三是缩小区域数字化赋能教育应用场景的差异。应用场景是数字化赋能区域教育改革与实践的重要抓手。技术赋能教学、管理、评价等各类教育教学应用场景，有助于构筑教育数字化转型全新范式。例如，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上线的“慧德育”学生成长美好评价系统，面向品德、学业、身心发展和审美素养等内容开发了20 多个应用场景。虽然我国东部地区经济条件好、教育信息化水平高，为构建智慧教育应用场景提供了良好发展环境，但仍需要了解智慧教育应用场景建设薄弱地区的实际需求，动态调整教育资源配置模式，才能实现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依据成熟度模型，对区县数字化赋能教育应用场景建设展开调研，根据各区县差异水平因地制宜调整转型发展方向。

（三） 微观层面：探寻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路径

学校是教育数字化转型落地实践的着力点和突破口，是解决教育数字化转型“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关键一环。学校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不同阶段，其转型策略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这意味着各级各类学校首先应准确定位教育数字化发展阶段，才能有针对性地汲取实验校的成功经验，提出适切的行动策略。将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框架应用于学校层面，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一是评估智能技术赋能学校综合管理能力。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智能技术，为学校教育管理赋能，并实现学校教育管理与智能管理的有机智慧共生。例如，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罗店中学以数字化助力餐饮住宿管理，通过开发智慧食堂系统、日常管理应用、智能考勤应用和安全监管应用，为学生的饮食和住宿管理提供安全保障。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学校智能管理能力将不断发展。因此，学校必须跟踪智能技术赋能综合管理能力水平，缩小各级各类学校智能管理能力差异，以推动教育公平优质的发展。

二是审视数字教育模式创新与应用效果。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的创新，还是模式和方法的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创新与应用致力于实现教学精准化、学习个性化和管理科学化，是教育数字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表现。例如，山东省青岛市华东师范大学附属青岛学校探索技术赋能课堂教学变革与优化作业管理的实践模式；上海市宝山区美兰湖中学从课前、课中到课后全场景探索“人机共教”的教学模式。只有评估教育教学模式创新应用效果，才能反映教育组织系统性变革的程度。学校需要借助教育数字化转型评价框架，对数字化教学过程展开调研，检验教育教学新模式的有效性、适切性和可复制性。

三是测评数据驱动教育评价方式改革成效。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2020）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区域内各学校因“校”制宜，积极探索数据驱动教育评价方式改革的校本方案。例如，上海市宝山区世界外国语学校利用大数据支撑学生个体过程性成长评价；上海市吴淞中学采集学生的体育数据，建立动态数字画像，直观呈现学生的发展轨迹与优势劣势。然而，目前学校较少测评数据驱动教育评价方式改革成效，特别是过程性评价和增值性评价方式的应用效果。因而需要采用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思路，衡量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教育评价方式改革的优势与不足，弥补教学评价过程中的薄弱环节。

五、结语

如何度量教育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对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落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基于成熟度模型理论，构建了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框架。该框架由 5 个关键过程域、18 子关键域和 5 个成熟度等级构成，兼具评价和发展指导功能，为我国省市区域及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能力评估提供评价方法和工具。此外，本研究还围绕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框架的实践应用，探讨了评价框架在国家、区域和学校三个层面的关键应用场景。后续研究将从复杂系统科学、管理科学等交叉视域挖掘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的理念基础，建立教育数字化转型评估指标体系和构建更具有操作性的教育数字化转型能力发展指数，对我国各省市区及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现状进行量化评估，提出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改进策略，以有序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服务于教育高质量发展。

（吴永和工作邮箱：[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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