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瓦砾堆到自然保护区：自然演变与设计干预的动态交互
注：本文为删减版，不可直接引用。原中英文全文刊发于《景观设计学》2021年第1期“城市荒野与植物设计”专刊。获取全文免费下载链接请点击“阅读原文”；参考引用格式见文末。
导 读
加拿大多伦多市的汤米－汤普森公园建于一处大型垃圾填埋场上，由安大略湖湖滨向内延伸5km。自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项目利用建筑瓦砾和港口淤泥实施填湖工程，而后因经济形势变化被迫停工。项目搁置后，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植物在这里扎根，数百种候鸟在此筑巢觅食，原本的垃圾填埋场自发演变成为了“自然保护区”。20世纪90年代，多伦多市政府通过精心规划设计与施工，将其改造为一座公园——汤米－汤普森公园。通过提高公众可达性、野生动植物和栖息地的多样性，以及生态功能性，汤米－汤普森公园成为了探究自然演变与设计干预之间动态交互的理想案例，我们可以从中探知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过程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和谐相融。
从瓦砾堆到自然保护区：
加拿大多伦多汤米－汤普森公园
From Rubble to Refuge
—Tommy Thompson Park in Toronto, Canada
沃尔特·科姆
Walter KEHM
LANDinc工作室高级主管；哈佛大学景观设计学硕士
彼得·德尔·特雷迪奇
Peter DEL TREDICI
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荣誉退休高级研究员；波士顿大学生物学博士
LAF
01
引言
“变化”是城市永恒的主题。城市结构随着城市愿景的不断发展更新而改变，老旧基础设施和废弃建筑纷纷被拆除，场地上堆积着有待处理的挖方土壤。这样的场景也曾在多伦多市汤米－汤普森公园（当地居民称之为“莱斯利街岬角”或“岬角”）上演。20世纪50年代，圣劳伦斯航道建成后，多伦多港口委员会做出了一项颇具远见的决定——在外港码头新建一处船舶进坞设施来扩建多伦多的内港。计划要求建造一条长达5km的防波堤，直抵安大略湖。新近出版的《偶然的荒野：多伦多汤米－汤普森公园的起源与生态》（Accidental Wilderness: The Origins and Ecology of Toronto’s Tommy Thompson Park）一书记录了这一码头扩建计划的历史渊源及其演变为今日汤米－汤普森公园的全过程。
2013年汤米－汤普森公园鸟瞰图 © The Toronto Regional Conservation Authority
新码头的建设需经历大规模的填湖工程，分三个阶段实施，历时多年。第一阶段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首先利用原场地拆除后遗留的大量砖块、混凝土砌块、电线杆、人行道铺装、路缘石、钢筋、彩色厨房地砖和各种骨料等材料铺筑了一条通往湖中央的道路。第二阶段主要对多伦多港外围的泥沙实施疏浚，以开辟一条新航道；疏浚出的泥沙堆积在新建防波堤的西缘，形成了许多湖湾和湖滨空间。到第三阶段，随着泥沙倾倒作业的持续推进，场地的东半侧逐渐围挡出三个湖水充盈的储水空间。在施工高峰期，每天约有三四百辆卡车将混有淤泥和黏土的建筑瓦砾倾倒在岬角东侧。[1]
年复一年，填湖工程势头未减，最终在湖中形成了一处连通各方的地形，宛如城市中的喀拉喀托火山。场地的最终面积达324hm2，甚至超过了纽约中央公园。依据扩建计划，场地中约一半的区域会被改造为一系列封闭的矩形直壁储水空间，以备将来储存从唐河河口疏浚出的沉积物（可能包含石油副产品、重金属和制药废料等有毒物质）。项目原本计划在填满这些空间后，在其上方铺设防渗层，后覆盖土壤和草皮，将其变身为公园、娱乐或潜在商业用地。20世纪70年代末，受当地水运航线调整的影响，这一宏大的岬角扩建计划因资金中断而被迫搁置。
多年来，重启岬角项目的提案层出不穷，但悉数被否，其中反对声最大的是一个名为“岬角之友”的社会团体。然而，项目的悬而未决倒给了大自然母亲出手的机会：海鸥和燕鸥纷纷在平坦的瓦砾堆上筑巢；丛生的杂草也吸引了成千上万只加拿大雁（Branta canadensis）迁徙至此。但鸟类的迅速繁殖已对居民的生活造成了干扰，人们不得不通过在鸟蛋上涂油的方式来加以控制。20世纪90年代，双冠鸬鹚（Phalacrocorax auritus）开始在高大的美洲黑杨（Populus deltoides）上筑巢并迅速繁殖。直至今日，这片岬角仍然是这些物种在北美地区最大的繁殖地。
在多伦多市中心附近筑巢的双冠鸬鹚 © Peter Del Tredici
在实施改造前，场地只通过一条光秃秃的道路与外界相连，道路两侧皆是排水沟。20世纪70年代末，沃尔特·科姆（本文第一作者）初次到访岬角，第一印象是“仿佛行驶在法国的乡间小路上”：十米高的美洲黑杨在潮湿的排水沟中自然生长，笔直成列，如同人工栽植的一般齐整，令人惊叹。这份来自大自然的“种植设计”作品或许在启示我们，景观设计师应该让自然自由发展，并通过不断优化地形坡度和排水策略来提升场地的生态功能性和生物多样性。
自行车道两旁的美洲黑杨笔直成列 © Peter Del Tredici
每次到访，汤米－汤普森公园总会发人深省，它仿佛在提醒我们：多伦多——乃至所有其他城市——都不过是自然演绎的结果。人们将粘土烧成砖，将石灰石制成水泥，从乡间冰川沉积中开采骨料制作混凝土砌块、人行道铺装和路缘石；再用铁矿石加工钢筋、钢梁，用石英砂制造玻璃。堆积在岬角上的建筑瓦砾和其他各类碎片经过波浪冲击等风化作用后变为了小颗粒，不仅为植物生长提供了基质，也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地。原本笔直矗立的建筑化身为瓦砾，成为了一方沃土——汤米－汤普森公园中发生的自然过程仿佛令这座城市看到了重生的机遇。
公园东侧堤坝上的美洲山杨（Populus tremuloides ）及金属废弃物（摄于2019年） © Robert Burley
公园东侧堤坝上的建筑瓦砾与植物（摄于2019年） © Robert Burley
从公园最南端的灯塔角看多伦多的天际线（摄于2019年） © Robert Burley
02
来自公众的支持
20世纪80年代，多伦多及地区保育局受托为这一废弃的岬角制定未来规划[2]，但各类提案都遭到了公众的反对。正如上文所述，“岬角之友”在抵制场地中的一切大规模建筑或商业开发计划中展现了其重要影响力。
在这个漫长的公众参与过程中，生态演替也在场地中稳步进行。春夏时节，新形成的浅滩成为了鸟类和哺乳动物的栖息地，鱼类种群也迅速增长。同时，借助风和鸟类的传播，来自全球各地的温带植物也纷纷扎根于此。[3]不论源自何方，这些植物都已预先适应了这种由湖中瓦砾构成的生长环境。从这层意义上说，这些植物虽不同于欧洲殖民前在湖岸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植物群，却也称得上是岬角的乡土物种。
公园低沼泽区中的野花（摄于2014年） © Robert Burley
二号储水空间及湿地（摄于2020年） © Robert Burley
为了回答“未来在哪里”这一长久以来困扰岬角发展的问题，科姆受聘为首席景观设计师，与EDA规划及景观咨询公司共同制定方案并召开公众会议开展评估。科姆经常在这里骑行，对场地十分熟悉，他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将生态融入公园设计中。当前的景观设计课程会教授学生如何在景观上叠加形态，这一专业也因此被视为一门“在所有地理空间层次上赋予景观以形态并提升其功能性的艺术和科学”。依据这种说法，景观设计就是要不加掩饰地实施人工干预，并将设计师个人主观感受融入设计过程之中。但景观设计课程中极少充分探讨如何营造可以让动植物自由演化、让以人为核心的元素退居配角的环境。汤米－汤普森公园的设计过程即体现了这种不同以往的理念——首先关注野生动植物的栖息需求，而后才是人的需求。
1985年，项目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公众意见收集活动，公众的支持与参与是该规划设计的一个关键流程。其中景观设计师主要负责组织和举办公众集会，听取各方对公园未来的愿景，同时推动不同利益群体间达成共识。意见收集过程中召开了多次会议，每次会议可容纳约100人，分为10组，每组分别开展圆桌会议。在景观设计师简要介绍后，人们可利用场地基础平面图、白纸和彩笔，自由画出他们理想中的公园景观，最后各组派一位代表对本组方案进行详细说明。这种方式使与会人员达成共识：应保留场地的自然风貌，就像未曾规划设计过一样——这一愿景为后续总体规划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03
生态设计
进入正式设计阶段后，项目团队首先围绕湖泊气候展开了详细的场地分析，包括风向、潜在种源地、场地水文、土壤、野生动物迁徙模式和植被动力学等；而后了解了可能在场地中出现的植物、鱼类、鸟类和哺乳动物的栖息地需求，将其纳入设计考量。最终，由科姆制定的“保护性设计”（Conservation by Design）总体规划将整个场地划定为城市野生自然保护区，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4]依据总体规划，场地需禁止机动车通行，并设置多条步道和自行车专用道，方便游客到访。
项目采取了多项人工干预措施来推动生态进程、营建多样化的栖息地。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举措是打破原有的直壁储水空间，将其改造为具有不同水深且边缘起伏的湿地，并建立水生植被。[5]在后来的湿地规划方案中，这些空间用于疏浚物填埋，并在水下1~1.5m处封顶。20世纪90年代，一号储水空间中的首片湿地建设启动，建成后就成为了鸟类、鱼类和两栖动物的重要栖息地。其他储水空间的改造目前也正在实施或规划中。
湿地设计草图示例 © Walter Kehm
汤米－汤普森公园的景观形态融合了坡地和排水设计考虑，为生态修复提供了基础。在地形设计过程中，风是首要考虑因素之一（设计需要考虑当地的盛行风向），而后需逐步确定地形高程、朝向和日照，划定陡坡和缓坡、低湿洼地和离水区域、冷热坡面、低压潜在种子沉积区等，并绘制相应的剖面图和坡度断面图。
“保护性设计”总体规划中的典型剖面示例 © Walter Kehm
地形设计细致地考虑了场地的排水需求。一般而言，场地中的水会在滞蓄区就地收集，而溢流则可依地势在湿地间流灌。时至今日，这项设计的效果已经显现：湿生植物——尤其是红枝山茱萸（Cornus sericea）——生长旺盛，而美洲山杨（Populus tremuloides）、美洲黑杨和刺槐（Robinia pseudoacacia）等先锋树种则取代了原本在湿地离水边缘扎根的繁茂灌丛。这些植被吸引来了更多的野生动物，包括郊狼、河狸、水獭、鼬、蛇、乌龟、老鼠和田鼠。大量鸟类的光临也使这里成为了观鸟胜地。
随着步道设施的不断完善，这座公园如今已化身为一处都市秘境。在这里，人们可以暂时忘却城市的喧嚣，拥抱荒野，看一抹斜阳掠过城市中的湿地湖湾，看成群的飞鸟空中翱翔。河滩上成堆的红砖黄砾、混凝土砌块、条形地砖和钢筋成为了艺术创作的源泉，砖块雕塑在公园中随处可见。
公园中的灯塔角（摄于2020年） © Robert Burley
公园中随处可见简易的砖块雕塑 © Robert Burley
人们还利用这些材料搭建了温馨的休息区，可以眺望广阔无垠的水域。汤米－汤普森公园的经验或许可以为规划设计工作带来启示：人们青睐那些能够参与其中、与之互动的环境，同时也享受动植物不受人类干扰、自由生长的自然环境。简言之，人们更希望融入自然，而非与自然对立。如今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肆虐，诸如汤米－汤普森公园一类的场所可以为人们提供大自然的庇护，场地中小型草地或沼泽地居多，虽然不适宜聚集性活动，但湖滨的碎石堆为人们提供了休憩和缓解精神压力的私密空间。疫情之下，公园的游客量大涨，但即使游客密度增加，地形开阔的汤米－汤普森公园仍未给人拥挤之感——这种安全的社交距离正是出于自然的设计。
2020年2月更新后的汤米－汤普森公园总平面图 © Walter Kehm
04
人类世生态系统
汤米－汤普森公园的成功有目共睹，但它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大自然做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与生态系统相关的问题也不是设计师一张图纸就可以解决的；相反，它们会随着外界的变化缓慢而自由地发展。工程师和景观设计师们为汤米－汤普森公园的生态演变创建了良好条件，让大自然这位主人可以打开大门迎接各位“宾客”的到来。如今，已有约350种鸟类来此栖息，这也为公园赢得了全国“重点鸟类保护区”的美誉。
当然，汤米－汤普森公园的自然生态群落并非适合所有生物。自20世纪90年代起，14000多对双冠鸬鹚来此安家，产生的鸟粪不仅臭气熏天，还导致美洲黑杨这一优势种的大量死亡，并由能够在高氮土壤环境中生存的繁茂底层草本植被逐步取代——虽然枯木的枝丫仍可供鸟类筑巢。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论是陆地上还是水中残留的鸟粪，都将促进一个外观上截然不同的生态系统的形成。
这处延伸至安大略湖中由垃圾填埋而成的场地本不存在任何原生物种——可以说，汤米－汤普森公园不同于任何“自然”生物集群，而是生态学家所谓的“人类世生态系统”的一个完美实例。在这里，人们得以探究在城市化、全球化和气候变化的相互影响下，可适应环境急速变化的韧性生态系统的构建过程[6]。地球生态系统的未来无从预知，但汤米－汤普森公园的成功足以让我们更加乐观地展望未来——不论人类对地球造成何种困扰，我们都可以借助大自然的力量解决难题。
部分参考文献
[1] Kehm, W., & Burley, R. (2020). Accidental Wilderness: The Origins and Ecology of Toronto’s Tommy Thompson Park. Toront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 Metropolitan Toronto and Region Conservation Authority (MTRCA). (1982). Aquatic Park Environmental Study. Toronto, Canada: MTRCA.
[3] Friends of the Spit. (1990). Checklist: Plants of the Leslie Street Spit, Toronto. Retrieved from http://friendsofthespit.ca/wp-content/uploads/2016/09/FOS-Checklist-Plants-of-the-Leslie-Street-Spit.pdf
[4] Tommy Thompson Park Concept Plan Potential Site Uses. (1986). Toronto, Canada: Metropolitan Toronto and Region Conservation Authority.
[5] Wetland Concept Plan—Tommy Thompson Park Disposal Cell 1. (1994). Toronto, Canada: Metropolitan Toronto and Region Conservation Authority.
[6] Del Tredici, P. (2014). The Flora of the Future. In C. Reed, & N. -M. Lister (Eds.), Projective Ecologies (pp. 198-217). New York, NY: Actar Press and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参考引用 / Source:
Kehm, W, & Del Tredici, P. (2021). From Rubble to Refuge—Tommy Thompson Park in Toronto, Canada.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9(1), 104-111. https://doi.org/10.15302/J-LAF-1-03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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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王颖 崔婧沄
翻译 | 王颖 李慧彦
制作 | 李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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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由作者及来源机构授权景观设计学前沿发布，未经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文种在其他印刷版、网络版等媒介发表，如有违反，本刊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若有转载，请后台回复关键词“转载”联系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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