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兵器原董事长尹家绪沉浮录：落马因涉及长安汽车时期遗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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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时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的尹家绪提前“退休”。

这一年，他才62岁，距离退休尚有时间。

“是我主动给领导写信，要求提前退休。”尹家绪对此这样解释。5个月前的2018年3月，尹家绪依然像往年那样发表了春天的祝词《奋斗，在新时代的春天里》。他写道：“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春天是奋斗的季节，在开启的新征程中，我们一定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畏艰险、勇攀高峰，一程续一程，一棒接一棒，奋力谱写新时代，兵器工业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同心齐步迈向世界一流企业集团的新目标。”

如今看来，“一程接一程，一棒接一棒”的说法，或许已经为提前告别埋下了伏笔。

2021年4月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尹家绪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许久未露面的尹家绪就这样被推向了大众的眼前。喜欢春天的尹家绪，终究是倒在了春天里。

接近尹家绪的人士表示：“尹家绪落马涉及了长安时期的事情，他在非民品方面的利益牵扯太深，退休加速了他被深入调查的进程。”相关人士还告诉征探君，“2015年，调查组曾经进驻相关单位进行了调查，只是尹家绪那一次并未被拿下。”

这一次，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尹家绪将会在未来的余生里与孤独相伴。孤独感很强的他曾经写道：“我经常特意在房间里把灯关掉，一个人享受一下孤独。”

缘起

强烈的孤独感，或许源于尹家绪11岁失去父亲的时候。

1956年尹家绪出生在重庆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在他11岁时去世，母亲将他独自抚养成人。

20岁时，尹家绪进入重庆渝州齿轮厂。这是位于重庆万盛山区的军工企业，代号5047。重庆是三线建设重地，许多军工厂都设在了大山沟里。类似这样的军工厂，人迹罕至，警戒森严。

与尹家绪同时代的“50后”“60后”的领导中，大多是“新三届”（77、78、79级）大学生，毕业后受惠于政策，很快就走上了仕途快车道。招工进厂的尹家绪不一样。他在军工企业的每一步，都需要隐忍、孤独的努力。

1979年，国民经济调整，军工企业开始军转民，尹家绪所在的兵工厂转得比较成功，除了生产军工产品之外，渝州齿轮厂还生产摩托车传动箱、发动机、齿轮等产品。工厂一度成为中国兵器工业部旗下军转民的五小龙之一。

尹家绪也在这一时期，不断取得突破。从工人到团委干事，再到厂办副主任、党办主任等。尹家绪的成长，让母亲感到欣慰。这一时期，尹家绪也成家了，他对未来充满了无限遐想。

1993年，兵器工业总公司决定将一系列兵工厂从大山深处搬出，其中渝州齿轮厂、重庆庆江机械厂等9个三线厂合并，并搬迁到重庆巴南联合组建重庆大江公司。这个过程中，已经担任了渝州齿轮厂主要领导的尹家绪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不仅要协调处理新旧厂区之间事无巨细的琐碎问题，还要照顾重病的母亲。母亲离世前，曾经想要去新工厂看一看，然而，尹家绪觉得还有时间。一转瞬，却成了尹家绪一生的遗憾。母亲离世那天，他晚上十一点赶回家。第二天早上7点就将母亲火化。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他，认为自己是厂长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影响工作。搬迁过程中，尹家绪出色的综合协调能力，引起了西南兵工局主要领导的关注。

1996年2月尹家绪赴任西南兵工局办公室主任。

5个月后，尹家绪被提拔为西南兵工局副局，当年8月又被调到长安汽车（集团）协助工作，挂职长安汽车（集团）常务副总经理。这时候，西南兵工局体系里几位能人也在长安汽车。1954年出生的陈永强、1953年出生的赵鲁川，他们将会在未来与尹家绪发生许多故事。

至此，尹家绪正式与长安结缘。长安汽车是由长安厂和江陵厂合并而来，军转民时，长安厂生产汽车，江陵厂生产发动机。但由于二者在企业文化、管理机制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区别，长安汽车内部矛盾重重。类似的事情，并不是长安所独有。诸多类似的企业，内部都形成了小圈子抱团文化。尹家绪未来执掌长安后，也未能解决这个问题。

尹家绪到长安汽车挂职时，长安的微车销量已经停滞不前，销量从全国第一下滑到全国第四，年产量只有六七万辆，企业经营难以为继。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滑，职工情绪波动极大。长安汽车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江陵厂和长安厂的员工也常有矛盾触发。1998年，尹家绪挂职长安即将结束时，长安汽车的江陵厂区发生了聚集事件。这时担任长安汽车总经理的江从寿正在出差。总工程师出身的江从寿，对于长安汽车复杂局面缺乏更有效的手段。

尹家绪迎难而上，前往现场进行处置。他采取了极其强悍的手段，迅速平息了这场惊动高层的聚集事件。

尹家绪在这次事件中展现出的铁腕和魄力令长安汽车干部职工感到震撼，西南兵工局领导层也对他充满赏识。本该离开长安汽车的尹家绪，最终却出任了长安汽车总经理。

长安，迎来了一个改变命运的人物。只是，他的到来无疑也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

崛起

这是一个烫手山芋。

1998年长安汽车累计亏损高达14.5亿，当年亏损3.5亿。这样巨额亏损，让时任中央高层都觉得不可思议。

尹家绪面对一个数万人的企业，账面上却只有200万元，还面临着企业3000万美元的欠债和某些领导虚开的6000多万增值税发票。

尹家绪开始了铁血整顿，从内部到外部市场进行了拓展。为了带领长安汽车脱离困境，尹家绪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包括号召大家唱三支歌：《国歌》、《国际歌》、《敢问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尹家绪挥起大锤砸车，严肃企业内部纪律，清理库存，统一思想教育等。经过一番努力，长安汽车夺回微车第一位置，一年半后就全面扭亏为盈。

治理整顿结束后，尹家绪提出了长安汽车发展战略，他希望能够带领长安汽车走向中国汽车业的第一方阵，随后便提出“东进发展、北上扩张”的战略，初步完成了重庆、南京、南昌、河北四大整车生产基地的国内布局。

担任长安汽车党委书记、常务副总经理的陈永强在这一时期，也发挥了销售领域的特长。其对长安汽车销售增长功不可没。然而，他与搭档的总经理尹家绪的矛盾也日益公开化。多年后，熟悉这段历史的知情人士也不胜唏嘘。2002年12月25日，陈永强正式上任建设集团总经理，这个老军工企业将会在陈永强的带领下获得艰难新生。

尹家绪则在一系列布局之后，执拗推进长安汽车与福特汽车合资。

复盘这段历史，这场合资几乎夭折。其中的关键因素，正是长安汽车的合作伙伴日本铃木。日本铃木株式会社社长铃木修，是长安汽车乃至重庆市主要领导都感到难缠的人。

尹家绪执掌长安不久，就开始与意欲在中国设厂的福特汽车进行接触。最初，福特汽车在国家部委的推荐下，谈判对象是东风汽车。只是，东风汽车后来中断了与福特汽车的谈判。这时候，国家部委又想安排福特汽车与江南奥拓进行对接。这时候得知消息的尹家绪，开始了“截胡”。

谈判启动后，长安汽车也将消息告诉了铃木方面。当时长安汽车谋求上市，铃木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双方曾签订过一份协议。此份协议的内容提及到今后长安汽车任何重大决策，都要征得铃木的同意。

铃木方面一开始并没有引起重视，认为福特难以与长安汽车合作。尹家绪却把这个事情，当成了长安汽车从微车向上突破的抓手。他展开了积极攻势。最开始，上级领导也反对跟福特汽车合资，并明说这事国家不可能批。然而，尹家绪与急于引进更多汽车企业的重庆市，形成了良好的配合。

他和当时的重庆市政府官员，频频前往北京跑手续。一开始在国家计委、国家机械工业局、国家经贸委都不同意的情况下，长安汽车还是得到了关键高层的支持，合资项目最终成型。这一过程中，铃木也不断阻挠。这也为后续，铃木与长安汽车之间的矛盾埋下了伏笔。而且，尹家绪与铃木之间的强硬对撞，也渐渐失去了一个信任沟通的桥梁。有所得，必有所失。

回想起来，如果失去了这次机会，偏处西南腹地的长安汽车或许将会与同时期的哈飞、昌河等陷入沉沦。历史，有时候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个别人物会发挥出关键作用。

2001年4月25日，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简称长安福特）合资成立。14个月后，工厂建成。长安与福特合资前，长期在机关工作的徐留平也来到了长安汽车挂职副总经理。他将在未来接棒尹家绪。

到2005年底，长安汽车产量由原来不足8万辆增长到63万辆；销售收入从不足23亿元增长到逾350亿元；拥有铃木、福特、马自达等合作伙伴，形成重庆、河北、南京、南昌4大生产基地的国内汽车集团；其微车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为38%，稳坐中国微车老大位置。

遗患

2002年，已经担任长安汽车董事长的尹家绪还出任了兵装集团副总经理。45岁的尹家绪，更加繁忙，头发也白了。

尹家绪发展历程（周冲制图）

随着长安汽车的高速增长，尹家绪在重庆如鱼得水。彼时，征探君也经常小范围参加与尹家绪的交流会。那时候重庆市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长安汽车。偶尔，尹家绪还在交流过程中，突然接到电话。接完电话后，他爽朗地笑着说：“X市长晚上请吃阿一鲍鱼。”

全面执掌长安之后，尹家绪的强硬风格依然，彼时搭档的班子并不融洽。一些老长安人也对征探君透露，尹家绪对于一些问题过于强硬，没有留余地，班子里也不团结。

只是，执拗的尹家绪在自主创新上更加坚定。在他看来，“汽车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发达国家无一不是牢牢地掌握着汽车工业的控制权。但是，如果没有强大的自主开发和自主品牌作为支撑，就会失去话语权，更谈不上掌握控制权。”

尽管，长安汽车此时已经与福特、铃木都有合作，合资板块将会成为长安汽车未来的重要支柱。但是，他依然认为，长安汽车需要走第五条道路，全力发展长安自主品牌。一般而言，当时国内汽车企业在开发上，采取的是改进、模仿、国产化、联合开发这四条路径来实现自主创新。

长安汽车开创性的第五条道路是“以我为主，自主开发”。

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时，尹家绪多次提交自主创新的建议。不断呼吁从国家经济战略高度出发，迅速提升汽车自主开发能力确保中国汽车工业可持续发展。这些建议，振聋发聩，引起了国家层面的重视。

长安汽车自身也迅速走完了国际通行的开发流程中的所有环节，建立起了完整的设计规范，并基本确立了自身本土化的流程规范体系。长安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开发是2004年的CM8车型，随后陆续启动了CV9、CV6、CV7以及CA20发动机的自主研制。2006年，长安奔奔横空出世，这是长安首款自主品牌轿车，从发动机到外型皆是100%自主研发。

自主研发取得突破之时，尹家绪也即将迎来关键时刻。对于他来说，这是又一个挑战。

2005年9月，一则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即中国南方工业集团)重组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并到境外上市的方案披露。该方案提及，长安集团母公司南方工业集团将长安集团、河北长安等14家企业捆绑组建南方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到海外上市。

这对于长安汽车发展是好事吗？2005年10月30日，征探君向尹家绪提出了相关问题，尹家绪却出乎意料的表示：“这是他们的事。”

在南方控股深度捆绑长安汽车一事被披露后，尹家绪就此事连夜向时任兵装集团主要领导打电话道歉，并否认说过一些话。尹家绪在这个问题上，并不诚实的表现，也反映了他处理一些事情上并不像对外形象那样光明磊落。

随着南方汽车组建，尹家绪出任了南方汽车总裁。尹家绪也逐步进入了告别时刻。2006年2月6日，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在重庆长安宾馆召开长安集团干部大会，正式任命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徐留平担任长安汽车集团公司党组书记，并推荐其任长安汽车集团公司总裁。

尹家绪则在南方汽车总裁任上艰难推进上市，最终南方汽车上市未果。其在长安的职务，也逐步被徐留平接替。徐留平接任时说：“对我本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007年12月，尹家绪不再担任长安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但仍保留长安汽车股份公司董事长一职。2009年1月7日，长安汽车发布公告称，根据公司大股东的推荐意见，尹家绪因工作安排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董事长，选举徐留平担任公司董事长。

经过三年的过渡期，长安老掌门人尹家绪彻底告别了长安的舞台。

他在漫长的告别期中，也看到长安汽车收购哈飞、昌河后的隐痛。而且，长安汽车还错过了收购沃尔沃的绝好机会。彼时的福特CEO穆拉利，与长安汽车和重庆建立了一定程度友谊。有几次，他见到征探君时就提出代问黄奇帆好。福特有意出售沃尔沃时，并不看好李书福。而是告诉兵装集团高层，希望兵装集团接手。

然而，顾虑重重的兵装集团，失去了一个让长安汽车上台阶的绝好机会。长安汽车一度陷入了哈飞和昌河的泥坑。这场重组的难度，远远大于预期，与哈飞和昌河的磨合失败。长安汽车入主时的一些承诺也无法兑现。最终，昌河汽车以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导致长安汽车退出。那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像当年的尹家绪那样迅速化解矛盾。

离开了长安汽车后，他感到了更加的孤独。也看着长安汽车在收购哈飞、昌河之后遭遇的困境，感到痛心。

告别长安汽车之后，他还要离开工作几十年的中国兵装集团。2010年7月，尹家绪调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担任党组书记、副总经理。3年后，他担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2015年6月30日至8月31日期间，中央第七巡视组对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进行了专项巡视，巡视之后指出，有的领导人员组织纪律观念淡薄，不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等；有的领导人员以权谋私，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亲属或特定关系人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等。同时，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等有关部门处理。

兵工集团没有汽车板块，致力汽车发展的尹家绪只能够更多地写写春天的寄语。

这里依然不平静。2015年，涉及尹家绪之前在长安的事情也在发酵，调查组一度进入。

落马后，尹家绪在长安期间与一位银行女子的故事也在小范围内再度流传。或许，那不仅仅是因为孤独。除开这些涉及生活作风的问题之外，熟悉尹家绪的人士也坦言，尹家绪对于一些信任的部下有些纵容，这些人大搞寻租。

相信随着这一次有关部门的调查，许多尘封的故事也将揭开。

“我只是一个没有回忆的手工匠,剩下的唯一梦想就是被人遗忘。”（《百年孤独》）希望被人遗忘、享受孤独的尹家绪，最终却以落马而再度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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