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晨汽车,再难见晨光
报道数据经济
定义转型中国
一篇名为“宝马中国以16.33亿元购得中华汽车品牌”的媒体报道打破了八月最后一天的平静。
该报道称,8月31日上午,华晨集团等12家企业实质合并重整案召开了第二次债权人大会,会上共有包含宝马中国收购中华汽车品牌在内的三项议案。经由债权人表决,三项议案全部通过。
消息一出便迅速登顶热搜,多篇报道中出现的“再见了中华汽车”标题极其醒目。
在纷纷舆论中,多家媒体先后向宝马中国求证,对方回应:“我们收购的是华晨汽车制造这样一个公司的100%资产。用法律的话说是有形资产(而不是中华汽车品牌)。”
尽管此次要收购的并非是华晨中华汽车品牌,但华晨的薄暮早已成为近半年坊间热议的话题。“中华之晨光”难见晨光,哀叹者流不在少数。
社会主义第一股
1987年,沈阳农机汽车工业局副局长赵希友集合沈阳五十多家相关的小型企业合并组建了金杯汽车。这家国有独资企业在发展初期缺乏资金,设备老旧,仅有几间破败的老厂房,举步维艰。
赵希友想出了发行股票集资发展的主意,想以此募集1亿元资金完成金杯的初期建设。1988年,金杯公开发行了100万股记名式可转换累积优先股票,每股作价100元。然而彼时却无人看好金杯,半年过后股票仅卖出了一半。
在赵希友进退两难之时,仰融的出现拯救了金杯汽车,也带来了新的故事。
关于仰融其人说法纷纭,有人说他从商贩成为资本家,有人说他曾是经历过生死的军人,也有人说他是毕业于西南财经的博士。仰融从未向外界透露过自己神秘的来历,就连名字也是后来从“仰仗金融”一词中取的。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90年代初,仰融在香港注册了一家叫华博财务的公司,主要业务是为人拆借资金,兼做债券和股票买卖,积累起了一定身家。
仰融出手4600万元买下了金杯剩余的股票,又通过华博财务与金杯换股将自己的持股比例扩大到了51%,成为金杯最大的股东。
金杯汽车想要发展壮大需要筹集更多资金,仰融想到带领金杯去美国上市融资。那时中国证监会尚未成立,这一想法当时被群嘲为痴人说梦。
按照当时美股上市的要求,不允许上市的企业有私人控股,仰融先到百慕大注册了华晨中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此控股金杯。随后,又拉来央行等四家金融机构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这个非营利性机构持有华晨中国55.85%的股份。这样一来,金杯既满足了美股上市的要求,实控人也仍旧是仰融。
1992年10月,华晨顺利登陆美股上市,成为了华尔街第一个挂牌的中国公司,也被誉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股”。意义之重大,哈佛大学将这一案例收录教材中,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也曾称赞这次上市为“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上市成功为华晨中国带回了近8000万美元的融资,金杯客车得到快速发展,后来与丰田达成合作,引进产线设计出了金杯海狮面包车。
价格低廉、设计新潮,海狮面包车在推出第一年销量就突破了一万辆,随后几年更是年年增高,到2000年销量已经超过10万辆,成为了中国最畅销的轻型客车。
与此同时,华晨的利润也不断增长,仅次于上汽一汽,位列第三。
上汽一汽历史悠久,产业线完整,做得风生水起的轿车业务为其带来高额利润。只生产客车的华晨显然业务薄弱,亟需拓展其轿车版图。
1997年,意识到轿车生产是必经之路的华晨计划生产自主品牌,几经辗转,他们高价请来乔治亚罗,法拉利 GG50、第一代高尔夫、大众捷达等经典车型均出自这位“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汽车设计师”之手。为了得到更好的技术支持,华晨还出资1亿元,与清华大学共同建立清华汽车工程开发研究院。
万事俱备后,华晨给自己的轿车品牌取名为“中华”。1999年9月,第一辆中华轿车在清华大学亮相,10月正式量产下线,定名为“中华尊驰”。
在此之后,华晨不断拓展业务版图,先是买入了河北田野汽车60%的股权,组建了河北中兴汽车制造公司,生产皮卡;后又接手三江雷诺进军高端商务车市场,以弥补金杯在轻型客车领域中高端产品的不足。
值得一提的是,在与河北保定田野汽车的对接中,华晨与宝马成功搭线,促成了日后的联姻。2001年,华晨和宝马正式开始接洽,同年10月,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注册成立。
至此,华晨麾下已有中华轿车、金杯客车、金杯通用、华晨宝马、三江雷诺五个品牌,市值高达300亿。年底,创始人仰融在《福布斯》杂志中国富豪排行榜中位居第三。
这时,华晨汽车已然声势浩大,风头无两。
不可避免走向衰落
华晨的衰落与仰融的离开一样突如其来。
其时,一向是辽宁龙头企业的华晨有意将罗孚项目转向新阵地宁波,双方几经斡旋仍旧难以达成共识。2002年6月,华晨董事会解除了仰融一切职务,仰融远走美国。
离开了仰融后的华晨元气大伤,很快便走上了下坡路。到了2004年,华晨年利润下滑至4800万,在死亡线挣扎。
四年间,华晨换过两次掌门人,仍丝毫不见起色。2006年,刚坐上大连副市长交椅一年的祁玉民被委以重任,将前往担任华晨董事长。
前往沈阳的路上,他给姐姐传了这样一条简讯:“我在雨雪交加中,怀着难以名状的复杂心情,去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单位去从事陌生的工作。”
祁玉民的出场便带有几分悲壮,似乎为华晨及其本人定下了某种基调。
上任后的祁玉民发起了越级战,企图用降低价格抢占市场。华晨将售价14万左右的中华尊驰下调达4万元,还将新车型骏捷提前到2月下线,定价为10万元以下。
2006年,华晨旗下汽车销量突破20万辆,同比增长71.4%。其中尊驰和骏捷销售5.8万辆,同比增长545%,华晨一举成为汽车销售增长冠军。次年,华晨便实现了历史性的扭亏。
然而,华晨很快就被这种饮鸩止渴的自救方式反噬。
意识到华晨的定价策略,越来越多的自主品牌也加入到价格战中,2009年,不占优势的华晨汽车出现30-40%的大幅下滑。与此同时,微面和商用车市场爆发,曾经风光的金杯却遭受忽视逆势下行,亏损超过16亿元。
其他阵营大幅落败,此时的华晨只能将注押在华晨宝马身上。
为了通过宝马来“反哺”自主品牌,从2006年起,祁玉民将华晨宝马的财务、行政、市场、公关等部门的实际控制权逐渐都交付在了宝马手中。
按照祁玉民的设想,一方面可以通过华晨宝马获取投资收益,扭转资金颓势,另一方面,在合作过程中华晨也将获得宝马的技术。
令他哑口无言的是一切都与预期背道而驰。
作为技术共享,宝马将X1上的N20发动机交给新晨动力生产。有了这款发动机后,华晨成立新品牌华颂,全面对标别克GL8和本田奥德赛,意在冲击20万以上的高端商务车市场。过高的定价使得华颂7在5年内只收获了20877的惨淡销量,换言之,平均每月销量只有三百多辆。
不得不提的是,为了华颂7的研发,华晨耗资达26亿元。
商务车落败后,华晨不得不将重心转移到中华轿车身上。经过与宝马的共同研发,华晨在2018年推出了中华V7。这款豪华SUV的发动机为宝马X 1的N20,变速箱源于宝马X2的格特拉克,甚至这款车的生产装配都与宝马X3共线。但受制于中华低端车的品牌影响,这款车自推出以来仅销售近20000辆。
但,中华V7的研发投入为36亿元。
2018年,华晨汽车净利润为58亿元,华晨宝马净利润为62亿元。换言之,除去华晨宝马带来的利润,华晨中华自身亏损4.2亿元。2019年,华晨汽车净利润为63亿元,华晨宝马净利润为76亿元,华晨中国自身亏损进一步扩大,至13亿元。
曾经声势浩大的华晨只能靠华晨宝马续命。
不成比例的耗资与惨淡销量,使得2019年广州车展华晨汽车集团的缺席,被外界解读为没脸参加。
2019年4月1日,祁玉民正式卸任。离开华晨时,他在朋友圈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过往清零,爱恨随意。”看似潇洒,无不心酸。一年后,朝阳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等多项罪名对祁玉民作出逮捕决定。
2020年11月,华晨汽车发布公告称,华晨汽车已构成债务违约金额合计65亿元,逾期利息金额合计1.44亿元。日前,华晨汽车供应商向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重整。
曾经的掌门人身陷囹圄,公司只剩一地鸡毛。如今的华晨正应了那句“好一似食进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自古弱者多湮灭,唯有强者留其名。华晨的没落,或许从宝马车主们从车标中抠去华晨二字,便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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