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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制片人圆桌论坛:如何处理敏感题材?

2017-09-16 综艺 综艺

2017艾美奖圆桌访谈之剧集运作人:

现在的电视圈似乎正在经历一场启蒙运动

译/高倩


又到一年艾美季,除了演员在剧中的表现值得玩味外,剧集运作人这个核心角色,也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可以说,一位优秀的剧集运作人,能够保证一部剧的水准和收视率。那么,剧集运作人对于这份职业的看法是什么?随着观众收看方式的改变,他们要做出怎样的改变?又有什么样的利弊? 



《好莱坞报道》:你们经常同时运作好几个项目,压力大吗?


墨菲:只要有项目,我肯定会接,因为已经被拒绝过太多次了。如果运气好,作品反响不错,那简直就是美梦成真。我学到的经验是,找三四个合拍的人长期合作,分担压力。


霍利:做这行的人,常常把一切都押到一部剧上,一旦播出两集被砍了,那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手里的项目越多越有安全感。


《好莱坞报道》:你们有没有过看着自己手里的项目,觉得太多了的时候?如果有,怎么处理?


霍利:当然,正如上一个问题的答案,我还有当初的不安全感,结果就是手里抓着一大堆项目。我现在也要学着拒绝了,应该很快就能学会吧。


《好莱坞报道》:你们涉及的敏感话题着实不少:性骚扰、谋杀、种族主义、厌女、精神问题等等,那么有没有哪个主题让你们感到特别紧张?


科恩:倒不至于紧张,但确实有些题材风险相对大。我们为Netflix做过一个涉及基督教历史的项目,就有很多人紧张兮兮的。这部剧的背景类似《纯真年代》,不过主角是青年时代的耶稣。作为剧集运作人,我们确实触及过不少次敏感线,也因此引发过疯狂事件。比如《格蕾的解剖》制作人珊达·雷姆斯(Shonda Rhimes)讲过,她把剧里多年的男主角谢泼德大夫“杀死”了,然后就有剧迷在她家外面扎营抗议。剧迷太入戏,把自己带入角色里,无法接受这些剧情。



凯利:《大小谎言》里有关家暴的内容就让我很难受,对演员和编剧也都是折磨。这样的情节入戏以后,出戏不容易,很难做到拍完转身就若无其事地哼着歌回家。但你必须要从那些情境里挣脱,才能客观地判断是不是拍出了你预想的效果。


墨菲:我刚入行的时候,很多题材都不能涉及,比如上世纪90年代,涉及同性恋的内容就很难得到支持。如今电视台高层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自我意识感更强,态度也更自由开放,更愿意接触新事物。现在的电视圈似乎正在经历一场启蒙运动。


《好莱坞报道》:拍摄的时候,怎么让你的演员感到舒服?特别是拍摄有挑战性的内容。


墨菲:我会告诉演员,我和他们一样害怕。比如《宿敌》的主演之一是苏珊·萨兰登,但我总觉得她会弃演,合作起来很别扭。后来我终于找机会跟她坦诚地谈了一次,她说她其实一直担心自己拍不好,我就告诉她,“其实我也怕”。自那以后,我们的交流就顺畅多了。到如今,我反而对那些让我担心害怕的东西感兴趣,因为那是一个宝藏,必须强迫自己走出常规的舒适区域,接受挑战。


《好莱坞报道》:如果你在剧里要“杀死”某个角色,你会怎么对演员讲?比如《女子监狱》里由萨米拉·威利饰演的珀茜(Poussey)。


科恩:很难啊,而且珀茜还是个挺受观众喜爱的角色。我也不想让这个角色死,但她的死将为其后的剧情带来一系列决定性的改变,无法避免。萨米拉是个很棒的演员,知道自己的角色将会死掉后,她说她很理解,反而好几个其他演员很愤怒,问我:“你怎么能这样对她?”其实,不是我个人要这么做,这个角色的命运决定了剧情的走向。


《好莱坞报道》:考虑到美国现在的政治环境,有没有因为政治压力对剧情做出调整?


墨菲:下季的《美国恐怖故事》将从总统大选夜开始,讲述有关全国性政治话题讨论的内容。


杜威内:第二季的《蔗糖女王》讲的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黑人家庭,所以不可能不涉及如今的政治环境,以及我们每天接触到的那些社会话题。


科恩:其实挺麻烦的,美国大选的时候,我的剧已经在做后期,而且剧里的时间线比现实的稍慢一些,我们也想在剧中涉及大选方面的话题,但时间线是不是就不管了?这个目前还在讨论,我也不知道最终结果会是什么样的。第六季会对当下的时事有更多关注。


《好莱坞报道》:“选集”方式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注:每一季只讲一个故事,各季故事无直接关联。)


霍利:要能够冒险,接受未知,还要接受下一季必须从头再来,必须有新创意这个现实,不过我已经习惯了。我之前有两个剧都是播出一季就被砍了。


墨菲:唯一的缺点就是预算不好找。但在创意上,“选集”是传统形式比不了的。每年拍一部22集的剧,好创意太难找了,剧组的体力负担也大,演员拍到最后都累得要死,还会生病,状态也很难保证。但如果只拍8集,那真是灵感如泉涌,精力充沛,还能有时间陪家人。


《好莱坞报道》:现在有很多剧集都开始采用线上模式播出,会对你们有什么影响?


科恩:线上模式一般会一次性放出全季剧集,之后会有一阵沉默期,观众完全没有反馈,然后开始出现少量反馈,再之后就会慢慢热起来,这感觉真有点怪。但这种观看方式的好处就是,观众连着看下来,会更投入角色的世界中去,对他们来说,感觉更真实。


《好莱坞报道》:你们有几部剧集是改编自小说的,那么原著内容的去留怎么决定,会考虑原著读者的期待吗?


科恩:这种决定通常做得很快,因为刚要开始写剧本,法律顾问就会通知你:书里除了主角,其他角色一律不能用。那行吧,我们就从某个点开始延伸剧本,一般发展出来的故事还不错。


凯利:《大小谎言》原著中邦尼遭受虐待的背景资料给人感觉没有加到剧集里,其实一开始剧本里是有这部分的,问题是在书中,人物背景是犯罪发生后揭示的,起的是解释说明的作用。但在剧集里,当时剧情正是高潮,如果此时突然加入一段背景内容,节奏会拖慢。我认为只要能够将人物设立的层次表现出来,哪怕不是按照小说的推进来展现,也是忠于原作的。


《好莱坞报道》:好莱坞总喜欢把电影人分门别类,剧集运作人呢?有哪些类型的剧会经常找到你们?


杜瓦内:第一个黑人从业者这种题材,总是找我,比如塔科马第一个黑人消防员、堪萨斯第一个黑人芭蕾舞者等等。


凯利:总有人找我拍律政剧,许多人喜欢尝试没涉足过的题材,不过对犯罪、律政方面的剧集我始终更感兴趣也更擅长,我觉得这是探讨伦理道德最好的平台。


墨菲:当然是跟风,比如我刚拍完《美国罪案故事:民诉辛普森》,就有一堆真实案例改编题材找来。现在拍完《宿敌》,好莱坞明星传记类题材又来了。


科恩:居然有人找我拍婚礼电影,我哪里让人家觉得我会想写新郎新娘的故事啊?太奇怪了。


《好莱坞报道》:最后问个轻松点的问题吧,你10岁的时候希望长大了做什么?


杜瓦纳:律师。


墨菲:儿科医生。


凯利:有点儿想当律师,又有点儿想打球。


霍利:10岁?想当棒球手。


乔伊:律师。


科恩:我要当个歌手,取名“彩虹星”。


2017艾美奖圆桌访谈之剧情类女演员:

与其怨天尤人,不如亲自出手

译/李婷


奥普拉·温弗瑞决定携手HBO电视台将《永生的海拉》搬上大银幕时,她已想好两名出演海拉女儿黛博拉的人选,然而HBO影业总裁莱恩·阿梅托更希望奥普拉本人出演黛博拉。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挣扎,63岁的奥普拉同意出演,她想将角色的疯狂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和奥普拉一起,其他五位性格迥异的女性演员,齐聚一堂,谈论银幕内外女性角色的强大内心,谈论她们如何更深刻挖掘人物性格和情感内涵。



《好莱坞报道》:你们在剧中的角色需要直面年龄歧视、性别歧视、贬低女性、家庭暴力、婚姻出轨等问题,什么事情可以让你们焦虑甚至坐立不安?


温弗瑞:我表演资历很浅,不久前杀青的电影《时间的皱纹》中,我和瑞茜有合作,有一次我问瑞茜:“你拍了多少部电影?”瑞茜回答说,不太确定,大概100部左右。我当时就心惊肉跳的,庆幸她没有回问我,我至多也就拍过5部电影。


莫斯:我花了6周时间才同意出演《使女》,想确保能真正拍出好剧。我和制作人布鲁斯·米勒聊了很久,但还是无法下决心,因为剧本实在写得太好了,我担心自己无法完成。某天晚上,我再次考虑拒绝这个剧集,但又有些舍不得,纠结得无法入睡。最后我想,不如我假设拒绝了这个剧本,再看自己会有什么感受?结果就是,我很难过,一想到这个角色将由别人接演,我就嫉妒得牙痒痒。这样一来,做出决定就不困难了。


梅斯:49 30810 49 15287 0 0 890 0 0:00:34 0:00:17 0:00:17 2638 49 30810 49 15287 0 0 862 0 0:00:35 0:00:17 0:00:18 2857ong>拍《我们这一天》第一个场景,剧组的人说:“你得半裸着站上秤。”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可能!”但是一切事情都在于你看待它的方式,我说服自己这个情节对角色的成长历程非常重要。作为演员,这是我的工作,要能分得清剧中角色和自我。


《好莱坞报道》:作为女演员兼制作人,你们是否感到有责任聚焦女性话题?


威瑟斯彭:当然,义不容辞。今年是特殊的一年,出品的大量影视作品以更宏观创新的视角聚焦女性。


《好莱坞报道》:《使女》《宿敌》是否和当下的政治气候联系起来? 


兰格:我们去年9月开机时,美国大选还没开始。制作人墨菲认为,这部剧有性别歧视、年龄歧视的剧情,然而我们可能将选出一位女性总统,这就有点讽刺。但是实际截然相反,我觉得这部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反映了当前的政治环境。《宿敌》的故事发生在特定年代,但是60年代的好莱坞也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的一个缩影。


《好莱坞报道》:克丽丝,是什么使《我们这一天》引起观众如此强烈的情感共鸣?


梅斯:不管承认不承认,我们都渴望关爱。《我们这一天》契合了这一点,因为无论我们长什么样子,无论贫穷富有,我们在生活中都经历不幸,都想要得到爱,也总感到不满足。


《好莱坞报道》:妮可,你在《大小谎言》中扮演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除了极少数的特殊情况,拍摄那些暴力情节时你都拒绝用替身,为什么?


基德曼:有一次,导演要重拍一个我被猛烈推到衣柜上的情景,因为第一条看起来撞得不够狠。当时其实我的后背都撞出淤青了,但我也很清楚,在镜头里,演员的感受并不总能被观众解读,我能做的就是尽力做到最好,做到导演满意。《大小谎言》的剧本写得特别出彩,我要通过自己的方式赋予这个角色生命力,就必须通过剧情展现出所有细节,包括肢体冲突,这是替身出演无法达到的。


《好莱坞报道》:梅斯,你接下《我们这一天》角色前,银行账户上只有81美分。是什么给予你勇气和自信在演员这条路上继续坚持下去?


梅斯:这于我而言更像是新的起点。演完《美国恐怖故事》后整整一年,我没接到任何角色,每天想自己该何去何从?是不是该打道回府,回佛罗里达州继续当个幼儿园老师?我的妈妈跟我说:“你有两个选择,要不就在好莱坞痛苦地追逐你的演员梦,要不就回来痛苦地做幼儿园老师。”我的反应是:“那我还是不回去了。”那一年我没有工作可做,只有一次可怜的试镜机会,我甚至不能去给车加油,因为账户里至少要有20美元才能自助加油。是的,出演《我们这一天》让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最起码我加得起汽油了。


《好莱坞报道》:好莱坞热衷于将演员定型,现在好莱坞希望你们演什么类型的角色?有什么角色你们从未尝试但觉得自己会很擅长的?


梅斯:我挺擅长演喜剧的,也真的喜欢演喜剧。我相信自己想演的角色都会有,只是需要时间。


威瑟斯彭:五年前我自己开了一家制作公司,因为我读到了一个特别差的剧本,其中有两个女性角色。我打给经纪公司说:“这剧本写得糟糕透了。”结果经纪公司回答:“已经有7个女演员为这个剧本挤破了头,你是唯一一个不想争取的。”我当时想:“天啊,要是这种剧本都有人抢着要,那我可得做点什么了。”与其一直怨天尤人,还不如亲自出手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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